光着脚的肯尼迪躺倒在一口棺材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陨石击中，这些充满挑衅意味的雕塑作品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而今，他们的缔造者、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在自己的回顾展上宣布退休。
莫瑞吉奥-卡特兰将自己的128件雕塑作品全部悬挂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圆顶之下。
莫瑞吉奥-卡特兰
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个人艺术回顾展“全部”(All)上，不断挑衅着世界的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宣布自己退出艺坛。世人再也无法看到各种不敬的作品，诸如2004年的《现在》(Now)——光着脚的肯尼迪躺倒在一口棺材里，1999年的《第九小时》(La Nona Ora)——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一颗陨石击中。如今它们和其他126件艺术品一道被高悬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穹顶之下，这些作品概括了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这种陈列方式也延续了艺术家一以贯之的创作思路——以吊儿郎当的调子对艺术界发出挑衅。这“第129件”作品也将成为卡特兰的收山之作。
据艺术家本人的说法，他这类超现实的雕塑和装置，这些他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创作，已经停止生产了。这并不代表我们将再也见不到这位厚脸皮的意大利出生的艺术家、策展人、编辑和出版人——2002年他成为纽约错误画廊(Wrong Gallery)的合伙人，2006年他还是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纽约时报》的罗伯塔-史密斯认为卡特兰这番哗众取宠的策展方案只能表明这位51岁的艺术家已经黔驴技穷，而卡特兰向《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杂志的查曼尼-皮卡德表示，结束只是为了新的开始。
记者：你能否描述下自己在古根海姆的布展?我们知道你把自己回顾展上的所有作品全部从圆形大厅的顶部悬挂下来。
卡特兰：我想把所有作品像香肠一样挂起来。这种特别的陈列方式不仅有趣，而且显得很民主，这样，每件作品都同等重要了。展览不是学术批评，但是它们的陈列方式可以看做是对整个回顾的一种评论视角。
记者：你曾经说过，对每一个给定的空间，只有一种唯一的方案。你是怎么搞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这幢建筑的?
卡特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有一种像在电影中的梦幻般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想在这里陈列传统艺术品，作品很难超越建筑的气场。我觉得这个圆形大厅的中心位置是整个博物馆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只能是这里。
记者：回顾你的整个艺术生涯，你有何感想?
卡特兰：这是个很严肃的时刻，当你开始回想那些走火入魔地不断重复自己的历史，你会很疑惑，我干嘛还要再经历一遍呢?所以，这是我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回顾展。我将结束这一系列作品，继续前行。我要退休了。我看过很多不断重复自己的艺术家，他们只是在走下坡路。我不想成为另一个。
记者：你退休是因为害怕重复自己?
卡特兰：退休是一种方式，这样我才有机会重新创作未来。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开启一个画家的生涯，但我肯定不会再做什么雕塑了。我的意思是，我关上一扇门，终究会打开另一扇。这是一个循环的终结。我想我肯定会继续我的编辑工作。谁知道呢。
记者：去年你和意大利摄影师Pierpaolo Ferrari一起创立了自己的第三本出版物《厕纸》(Toilet Paper)。在图像间有一种冷漠的疏离感，有点像商业广告，显然受到了大众传媒中时尚、电影和新闻图像的影响。你对商业广告感兴趣吗?
卡特兰：任何事物都可以激起我的兴趣。我对质量很着迷。《厕纸》是我早期的出版物《永恒的食物》(Permanent Food)的自然发展和延续，做《永恒的食物》时，图像都是从其他杂志上面选出来的，而这一次我们自己创作图像。一幅图像可能让你想起一股时尚潮流，另一张也许有点像商业广告牌。我们使用所有可能的语言进行表达。
记者：你的出版物中没有文字，只有生产出来的图片。你认为图像比文字更有力量吗?
卡特兰：我相信强大的图像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如果想到越南战争或者二战，我想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类似的画面。所以我想说一幅伟大的图像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厕纸》只是创造“最烂的”而不是“最好的”。
记者：你的个性中似乎总是有恶作剧的一面。在1960年代早期，当你还在当地天主教堂贩卖宗教画的时候，你因为在圣安东尼雕像上画胡子被抓起来过。
卡特兰：是的，那时候我才13岁，我因此丢了这份暑期工作。现在想想挺好笑的，但那时候其实很严重，因为我所有的花销都仰赖那份工作。但是和其他男孩一起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你可以理解，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放松一下。
记者：你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幽默在你的作品中如此重要?
卡特兰：我看到更多的是悲伤，而非幽默。如果有幽默的成分，那是一种招揽注意力的便捷方式。幽默也是一种方式，将这个困难的世界呈现在那些不愿直面现实的观众面前。
记者：尽管讽刺的一面非常突出，你的创作有黑暗的一面。像1996年的《Bidibidobidiboo》是一只松鼠在你所谓的儿时的厨房里自杀。还有2004年的《无题》，尼古拉-特鲁萨尔迪基金会(Nicola Trussardi Foundation)委约创作的作品，你设置了三个木偶小孩在一棵树上自杀，一种噩梦般的图景。
卡特兰：《Bidibidobidiboo》为一个迪士尼式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大利式的结局，实际上魔法终究不会发生，你不得不被抛落在现实中。即便是像松鼠般可爱又甜美的小东西，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悲惨境况。木偶小孩的灵感来源是卡洛-科洛迪小说里的匹诺曹，匹诺曹最后也挂死在一棵树上了。当你重读这个故事，你会发现童话并不总是快乐的，往往也相当黑暗。
记者：你的母亲在你年幼时长期生病，你在学业上也经历了重重困难。你认为你的童年幸福吗?
卡特兰：我的研究者会怎么认为?从我6个月开始，我就在公共抚养机构间辗转，因为我的母亲一直在医院。所以我可能年幼时没有受到足够关爱。我小时候没有人给我讲童话故事，我也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玩具。所以我想很多我的作品是为自己定制的成人玩具。
记者：古根海姆的策展人南希-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认为对失败的恐惧推动了你的创作，你怎么认为?
卡特兰：在我艺术生涯中有那么一个时期，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背景。我的错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我没有工作室。我想只要我有足够的钱活下去，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我的展览总是缺少安全感。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一个艺术家?
卡特兰：很晚了。差不多快30岁。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画。但是我想进入艺术界，所以我努力去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作。结果是，很多我的作品看起来就像是对艺术世界的一种评论。
记者：能不能谈谈欧布罗莫弗基金会(Oblomov Foundation)，它怎么将你带到纽约?
卡特兰：这个基金会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计划，赞助一个年轻艺术家，让他一年不用做艺术。我说服100个人每人捐出100美元，所以总共有1万美元。但是我接触的年轻艺术家都拒绝了这个提议，我当时想，“你是傻瓜蛋吗?”当时这笔钱大概值现在的7万美元。但是没人愿意要这笔钱。所以我不得不宣布计划失败，带着这笔钱，我1993年到了纽约。我靠它生活了两三年，但是整个计划失败了。
记者：你提到过你从未有一个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你能否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
卡特兰：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在美国诞生的，但是作品是在欧洲完成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缓慢的事情。我花费很多时间到处看看，想想，甚至可能花好几个月时间来确定一个选择是否比另一个更好。当一个展览快要临近时，我就把东西画下来，然后制作出来。
记者：你和你的艺术代理商之间的关系很有趣。1995年，你说服爱德曼纽尔-佩罗汀(Emmanuel Perrotin)整整一个月都穿得像一个粉红色的大阴茎。几年之后，你把马西莫-德-卡洛(Massimo De Carlo)用胶带贴在画廊的墙上。据我所知，玛丽安-古德曼(Marlan Goodman)是你唯一放过的画廊主。
卡特兰：我和玛丽安两年前的夏天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我们也尝试着做过。但是最终消防局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尽管玛丽安不太乐意，但是她当时已经准备好“献身”了。
记者：你能描述下计划吗?
卡特兰：既然没发生，再谈也是枉然。没有实现的计划就是不存在的计划。这是个失败，所以没有谈的必要。
记者：希腊建筑业大亨、收藏家达克斯-乔纽尔(Dakis Joannou)和他的德赛特基金会(Deste Foundation)资助了你的几个项目，包括你的出版物《查理》(Charley)、《永恒的食物》和《厕纸》，他这次也为你在古根海姆的回顾展投入了资金。你能谈谈和乔纽尔的关系吗?
卡特兰：我觉得他是那种你愿意与其合作的朋友和收藏家。收藏家赋予作品第二生命，他是我那些孤儿作品的最好的父亲。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