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不是艺术家。可宋伟与当代艺术的触点奇特，几乎是没头没脑地点了把火，又莫名其妙地熄了。与当代艺术的缘分更是荒诞，仿佛是被拍了“花子”（民间传说有人以**拍小孩，小孩就跟着走，俗称“拍花子”），迷迷瞪瞪，拖泥带水，至今还没完没了。
一
大约是1988年，北京大街上多了一景─快餐车。现在快餐车多到滥，而在当时可是“新生事物”。这快餐车的创意人和老板之一就是宋伟。宋伟的“长城快餐车”，名字是从他爸爸的“长城书画社”移来的，车是白色，高大、封闭的雪佛莱，在进口车、私家车没有时兴的20世纪80年，稀罕而特别。快餐车每日有相对固定的停靠点，车中除了几十种小菜外，最特别的是羊肉串。这羊肉串以长长的不锈钢签串起，每串12颗红果大的羊肉粒，一块五一串，最酷的是现炸，对于依然要带饭上班、主食多副食少、只习惯拿糖葫芦当零食的人们，吸引力是无限的。每天每辆快餐车前都有很多人排队等着现炸的羊肉串，那个时代生活在北京的人，记忆里都有这道风景。宋伟说，他当时有3辆快餐车，每辆车每天大约卖掉上千个羊肉串，2000多块钱，也就是说，在“万元户”是“阔气”标志的时候，宋伟已经是百万元户了。够“潮”吧？
1989年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院里院外，忽然进进出出一些长头发、大靴子、“绿林”模样、表情激昂的人群，美术馆仿佛被“占领”了，那是在这里参加“现代艺术展”的“前卫”艺术家。艺术家中“混”着一个人，矮个方脸，黑色绒领棉大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干部”包。那时，这些艺术家在社会普通人眼中多少有点“另类”，躲之唯恐不及，混进一个“外人”，很显眼，大家也很警惕。展览开幕当天，唐宋和肖鲁向自己的作品开了枪，震惊的不仅是美术馆，唐宋和肖鲁马上就被警察带走了，展览马上就被封了，美术馆的参展人和看展的人“许出不许进”。一些人出去了，更多的人不想走，滞留在美术馆院子里，时间长了，又渴又饿。忽然有人带领一些人，把包子、火烧、煎饼等吃食，从美术馆的铁栅栏外往里递，里面的人纷纷靠近铁栅栏接进去吃，这个人正是那个“外人”。
展览经协调后恢复开展，有传言说，这个人是个有钱的“个体户”，名叫宋伟，来买画的。在那个没听说过“艺术市场”这个词的时代，在那个“现代艺术”还被视为怪物的时代，“个体户”买“现代艺术”作品，简直是油锅点水，也实在有些“丈二和尚”，所以很多人将信将疑。据说，宋伟先找了几个人开名单，名单涉及的艺术家有30多个，太多了，宋伟只好把名单像投票选举一样画“正”字验票，结果票数最多的并不是他喜欢的。很多艺术家建议宋伟问问栗宪庭，宋伟来《中国美术报》办公室找栗宪庭说，他要10万块钱买10件展览中的作品。当时我申请了《美术报》连续两期的报道权，正做第1期，刚和栗宪庭商量好重点报道的几个代表性作品──唐宋和肖鲁的《对话》、王广义的《毛泽 东一号》、张培力的《X》、耿建翌的《第二状态》、吴山专的《大生意》、丁方的《悲剧的力量》等（见《中国美术报》1989年2月11期）。栗宪庭说这几件作品就很重要，但吴山专的《大生意》是行为艺术，无法收藏。栗宪庭就把第2期准备报道的夏小万的《梦想》、施本铭的《涅》等说给了了宋伟（第2期因故没能如期报道）。宋伟后来怎么买的这些作品，最终买了哪些作品，很多细节已经无法确认了。只知道不久后，宋伟租了一个小学校的库房（十几间平方），存放这些作品，号称“长城艺术博物馆”。也有几间提供给艺术家住，王广义、丁方、刘彦都在那里住过。宋伟的“长城艺术博物馆”虽然从来没有正式注册、运营过（“长城”在宋伟心里“注册”了），但名义上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艺术的私人美术馆。宋伟当年买现代艺术作品的真正动因，至今无法确定，但宋伟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个“藏家”。
不久后，宋伟忽然“失踪”了，听说是去了美国。前几天宋伟和我说，他是1991年 10月4日去的美国，这个日子对他一生非常重要，所以记得很清楚。我问他为什么去美国，他说一是当时著名的个体户“傻子瓜子”的老板被抓，他害怕，去避难。二是他送了在美国的星云大师一件金粉书写的《金刚经》，星云大师邀请他去美国（宋伟多年前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的话我们不能完全确信，但这两个理由，尤其前一个，听上去是“合理”的，因为被邓 小平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 “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的确在1991年被抓过）。
二
此后多年，宋伟完全没有了消息，他几乎被艺术家忘记了。大约是1997年，一天，我们在栗宪庭后海北官房的家里闲聊，门外走进来一个人，竟然是宋伟。多年没见，宋伟有点憔悴，有点脏兮兮的。栗宪庭请他坐下，给在座的人介绍，宋伟就没什么表情地坐下，听我们聊天。大家说到做展览很难找到钱的时候，宋伟忽然说：老栗你现在做展览还没有钱吗？我给你开个条子。于是拿过笔纸，写道：“请给栗宪庭展览经费一个亿！宋伟。”看看宋伟，表情严肃，不像是开玩笑，这下老栗和我才觉得宋伟有点异样。毕竟是老朋友，不愿深究，就叫王广义一起吃饭。王广义听说宋伟回来了也很高兴，很快就来了。大家一起在后海河边上一个小店吃饭叙旧，自然要喝点酒，酒一下肚，宋伟就狂躁起来，演讲般说他要建立一个“中华联盟”，他当总统，一口气说出很多国际政界名人，都是他的“内阁”成员。越说越亢奋，完全刹不住车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宋伟的脑子出了毛病。宋伟隔三岔五就来后海栗宪庭的家，胡乱参与谈话。一次宋伟来时，栗宪庭正要去新加坡出差，宋伟马上说：你一定要见李光耀，我给你写条子。诸如此类，越演越烈。栗宪庭和我心下悲哀，也和王广义商量说怎么能帮帮宋伟。王广义说，疯了就没办法了。我们想想也是。只是宋伟来时，让他在家里坐坐，给饭给烟，但不给酒。他要走，也不强留，任其自然。
2000年，我们重修宋庄小堡的房子，随后搬到小堡住，又很多年没有见到过宋伟。一天晚上七八点钟，天已经黑了，一家人在餐厅吃了晚饭正收拾碗筷，有人敲门。进来一看，竟然是宋伟。老栗和我很惊奇，老栗说着“你没吃饭吧”，就进厨房给宋伟弄饭。我陪宋伟在餐桌边坐下，问“你从哪来呀”，宋伟说“从城里”（当时还没有高速路，那时候城里过来的末班车也早歇了）。我问“你怎么来的”，“骑三轮”（宋庄离东三环30公里，宋伟的三轮是老太太近处买菜带斗的那种）。我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早晨”（骑了一整天，居然能找到我家）。我真惊了，也真服了。吃饭的时候，宋伟很卖力，狼吞虎咽那种，看来是饿坏了。我见他满脸流汗，说屋里热，让他把羽绒服脱了，他说什么都不肯。问他住哪，他说已经在小堡租好了房子，他要在宋庄“常驻”了。
宋伟果然在宋庄住下来。宋庄的艺术家大部分不知道宋伟的“历史”，我和老栗对一些关系近、心地善良的艺术家如张鉴墙、韩旭成、伊德尔、刘炜、张庭群、周燕等打了招呼，如果在村子里看见宋伟有生活上的麻烦，就帮一把。也和当时几个我们常去的小饭店的老板打了招呼，遇到宋伟吃饭没有钱付，就记在我们的账上。宋伟的状态很不稳定，有时候有钱（他亲戚和以前的朋友时常接济他），就胡乱请人吃饭喝酒，没钱了就四处混饭，喝劣质酒，喝完就闹。那几个小饭店，那几个艺术家，他都去吃过，大家也都被他闹过。宋伟也时常来我家发他手写复印的“文件”──“中华联盟”的组阁名单，此时，老栗被他封为“副总统”，我们的助手老赵被封为“副总统办公室主任”。我们也时常开玩笑地问“总统是谁”，宋伟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是我”。我想这是宋伟“疯”的症结所在，不触及到这个问题，宋伟并不狂躁，有时甚至说话清晰。有一次来我家说起他以前收藏的画，谁忽悠他卖，卖了多少，谁分了多少，头头是道，只是他毕竟“疯”了，我们不能完全当真。宋伟来我家不胡闹的时候，我好好和他说话，劝他戒酒，别胡闹，给他烟，让他可以随时来我家里吃饭，他也礼貌而诚恳地说“谢谢”。我有时想，不提“中华联盟”，宋伟也许就不会犯病。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宋伟这样时来时往，时好时坏，宋庄的艺术家也都知道宋伟曾经是个“收藏家”，现在“疯”了，在宋庄流浪。更多的心地善良的艺术家随意帮帮他，宋伟就这样在宋庄生活下来。
三
大约是2005年的大年二十九，老栗在家包着饺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两手白面拿了扫帚和簸箕，就往屋外走。那天外面飘着雪花，我赶紧问他干什么去，老栗说去给宋伟扫扫房子，说刚才路过一农民家，正看见宋伟被房东赶出来，才知道宋伟几个月没付房钱。老栗付了房钱，房东也客气了。进宋伟小房间一看，实在太脏了，很心酸。于是让张鉴墙特许宋伟到家里洗洗衣服，让韩旭成带宋伟去宋庄镇上澡堂洗个澡，自己要帮宋伟扫扫房子，送点吃的。我说还是我去看看吧，当时伊德尔正在我家里帮忙包饺子，从老栗手里接过扫帚和簸箕，跟我一起走进渐渐大起来的雪天里。
宋伟的小屋大敞着门，只有几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床，床上只有一堆看不清颜色的被褥，地下满是垃圾，脏得无从下脚。我说要找找宋伟，让他一起打扫。想想他可能在张鉴墙家洗衣服，就和伊德尔一起走去张鉴墙家。宋伟果然在张鉴墙家，捧着碗面正吃。张鉴墙悄悄和我说：“廖姐，衣服洗完了，可我的洗衣机都臭了。”我们等宋伟吃完面，“押着”他回小屋收拾。宋伟很不情愿，说他已经收拾了。我说不行，要全部换掉，逼着他帮伊德尔把床上的所有东西拖下地，和地下的垃圾一起装进一个硕大的黑色垃圾袋里。又看着他把垃圾袋扛到垃圾场，回家拿了一套干净的被褥枕头，让伊德尔给他送了去。第二天，老栗包了一大包东西，我给宋伟送去，发现宋伟又睡在他原来的脏被褥里（又从垃圾场捡回来了），我给他的干净被褥，原样叠在床里。我无语，放下东西走出来。雪花还在飘，宋伟扛着垃圾袋在雪花里的背影，始终涩在我的心里。
小时候听老人说，一个人如果不知冷暖不知脏就“疯”了，宋伟的脏实在是让人无奈。我和老栗商量，别让他“洗”衣服了，大家捐些旧衣服，看见宋伟脏了，就带他洗个澡，给他换身干净的，脏的就直接扔了。很快，大家捐来不少衣服，春夏秋冬都有，我拿一个布袋装了，让人送了去。再见到宋伟，果然干净了许多。一天晚上，我们去小堡商业广场（小堡商店集中地）买东西，广场有夜市，天气好的时候，村民和小贩可以拿些东西在广场上卖，忽然看见宋伟也铺了块布在摆地摊，其中一件衣服旁边写着“栗宪庭穿过的衣服”，正是我们捐给他的旧衣服。宋伟还在旁边得意地大谈“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就是经济效应”，我们都笑喷了。
有一段，宋伟不知道怎么忽然有了点钱，在村里租了一个大房子，据说是有个女人和他一起，还要做“画廊”。果然就有些日子见不到宋伟在街上喝酒胡闹，也不见宋伟来家里发“文件”了。有人照顾宋伟，大家都求之不得。大约是2009年大年初几，两个女人找来我家，自称是宋伟的舅妈和女友。我请她们进来，听她们拉拉杂杂地说了半天，才明白是女友把宋伟锁在屋里。宋伟犯病，砸了房东的东西，房东要让他们马上搬走。我给村里治安负责人李学来打电话，请他和房东说情，无论如何等宋伟找到房子再让他们搬。李学来说这件事很麻烦，他们租房子有很多问题，让我别管。我不客气地说，只要宋伟大过年被赶出来，我只能管。不知道李学来用了什么招儿，反正那个冬天，宋伟没有流落街头。
此后又是很久没看见宋伟，听人说他病得越来越严重，被送进精神病院了。今年春节，宋伟又忽然出现在我家，清瘦了，也干净了，看上去很不错。宋伟说一直在精神病院住着，如今酒也戒了，情绪也稳了，现在就住在宋庄养老院。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自打进了精神病院，我的精神好多了”，但心里还是为他高兴。老栗开玩笑说“你的总统不当了”，宋伟摇头。“你不给我开条子了”，宋伟说“那是虚的”。我笑问“什么是实的”，宋伟说“我要当策划人了，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我”，我直接崩溃了。
上个星期，我去宋庄养老院看宋伟，宋伟不在。问近些年给宋伟拍纪录片的齐中华，说宋伟在小堡租了房子，要搬回去住。前两天我去宋伟租的房子看他，房子很小，很冷，只有一张床，一堆半新的军色被褥。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养老院住了，宋伟说养老院太贵，暖气也太热了，他燥得慌，这里才住两天，房东又赶他走。我带他到村里的酒吧喝咖啡，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人告诉他，他是“中国造影第一人”，晚上不停地说话，房东害怕。我看宋伟兜里又揣着酒瓶子，想他肯定又喝酒闹腾了。我劝他别喝酒了，也尽量别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否则别人都怕你，赶你，也无法帮你，宋伟又很礼貌地说“谢谢”。宋伟走后，我马上给李学来打电话，再次请他向宋伟的房东说情。李学来回话说，房东说了，只要宋伟不喝酒闹事，就让他住。第二天，我让助手老赵去看宋伟，房子已经空了。
（本文来源于2012，3期《画刊》杂志“艺术在别处”专题，欢迎大家积极订阅并参与讨论）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