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长春的画，“政治”这个词是最先出现在脑子里的，相信这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反应。面对他的画，最想谈的就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在几千年的中国美术史中，艺术一直与政治脱不掉干系，即所谓“成教化，助人伦”，有“褒崇勋德”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有御用画家甚至宫廷画院，有《祥瑞图》、《康熙南巡图》、《万树园赐宴图》、《平西域回部得胜图》，有粉饰太平的四王山水……围绕着皇帝，一方面取悦于他，一方面为安定其统治贡献仅有的一点绵薄之力。艺术从来都处于被“玩”的、可有可无的地位，盛世的时候玩的人多一些，甚至皇帝跟着一起玩，乱世的时候就是首先被弃置的；安定的时候或者皇帝感兴趣的时候，宫里会养一大批画家，动荡的时候或者皇帝没兴趣的时候，画院便荒废甚至完全被取消。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启蒙教育的那一代，凭着天性喜爱画画的孩子还是要偷偷画的，潘天寿就曾被斥为“玩物丧志”，齐白石曾被教导“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因为他用纸画画被认为是极大的浪费。20世纪上半叶，尽管有康有为等人把美术提到关乎国家兴衰的高度，有蔡元培大倡美育，但终因世事的纷乱而没有形成大气候。
对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美术影响最为巨大的人是政治家毛泽东，他以社会革命为出发点，以政治家的敏锐和天才的创造力，前所未有地把艺术与社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用新中国的成立这样无以辩驳的胜利，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并赢得了在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心中的权威性。在他所依靠的最广大的、大部分是文盲的人民群众中，经过合目的性地改造、以普及为目标的各种艺术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艺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针，本质上是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艺术领域的根本方针，这种以毋庸置疑的强势明确了的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举凡各国的文化发展史都是闻所未闻的。这种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实践，以延安时期为演习，建国后的“十七年”趋于规范化，“文革”达到极致，新时期逐渐式微，但其惯性作用力又绵延了不短的时间。
我和长春这一代便成长于极致的“文革”，对于个人无法选择的时代，谈不上幸或不幸。对于国家来说，文革当然是灾难；但对一个青少年来说，结论没有这么直接和肯定。记得那时经常出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每个孩子心中都真诚地、振振有词地充满着各种为了国家的理想；我们对当时以及未来几乎没有困惑，因为任何事几乎都有确定的、浅显易懂的、唯一的答案，譬如，我们一眼就能看出电影中的好人、坏人，我们的社会制度优于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而他们都是需要我们去解放的，我们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未来是国家的栋梁、一定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我们的国家会永远这样好……自信、希望、乐观充溢着我们清澈的眼睛。那个时候，大家用差不多的工资获得差不多的物质过差不多的日子，差不多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那个时候，看似贫乏的精神生活，不可能不熟悉的几部样板戏却几乎能满足我们所有对正义和英雄主义的寄托；那个时候，我们的伙伴都是成群结队、山呼海啸的，我们都是自创游戏一直玩到天完全黑下来的……这样的青少年时代难道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价值判断一样，是不幸的么？是不值得怀念的么？有人说长春的画里有一种无奈和伤感，其中除了他所说的是因为对曾经影响大半生的理想追求产生了质疑外，我觉得其实还包括对所有细微价值标准的质疑，其细微程度几乎涵盖了生活以及艺术的各个方面，极其复杂，对于没经历过的人，一言难尽或不知从何说起，对于经历过的人，一切尽在不言中。有时候艺术的呈现，不是与生活的一对一的对接关系，大量丰富的说不清的东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积累，生活的积累，阅历的积累，感受的积累，体现在画面中的往往就是一些说不清的情绪，我认为这样的画是成功的，长春的画里有这个东西，非常可贵。
新时期伊始，艺术界便开始了极端之后的反驳，有人呼唤属于人情的细微的温暖的表达以抗拒“高大全”的虚假，有人呼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以扭转“红光亮”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单调，有人倡议让艺术远离政治、回到艺术本身。在那个一切都需要拨乱反正的年代，反驳常常走向另一种极端，但总是容易被原谅。各种实践被快速拿来和放弃，证实和证伪。一时间，像过去那样用艺术直白地靠近政治，遭到贬斥。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艺术被不由自主地带进市场，居然有人开始把“红色”当作一种资源、以“红色”来确立面目并因而获利，不小的利。我们发现，原来经济比政治更能够左右艺术，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被左右。当艺术的运作技巧甚至都可以走进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的课程中时，艺术家更懂得了运作的重要和所有明暗规则，艺术明目张胆地变成了致富的手段，艺术家的精明绝不亚于商人。为了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商品”的关注，艺术又一次与政治挂上了勾，用“政治”符号做自己醒目的标识，用调侃或丑化的方式引起藏家的关注并吊起收藏胃口，用对“红色”的某种姿态成为策展人的某种策展思想的帮佣……不尽做作。每一种打法或套路都有几个获大利者，他们鼓舞着一群后继者，成为一种潮流。我们每个人都见证了这个“成就”了艺术家、毁掉了艺术的过程。
当这个所谓的潮流已经不再能引起观者包括藏家的兴奋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长春的画，一种貌似潮流的潮流之外的画。比起“质疑”，我觉得长春的画更准确的特点是“疑惑”，即怀疑和困惑，与质疑相比，疑惑没有答案。身处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要比孔夫子的“四十不惑”更具真理的特质。过去，我们爱用极尽讨好嫌疑的“日新月异”来形容祖国的进步，因为没有人真的相信有“日新月异”这回事，现在，几天不上网就有可能被“out”了。在这个时代，从少年儿童到耄耋老者，不疑惑很难。正是在这一点上，长春敏感地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长春的画不费解，忠于对象的写实手法、只要有一点政治常识就能辨认出来的人物和事件、只要有一点政治敏感性就能明白的含义，使得他的这类与政治相关的画既没有貌似尖锐的张扬，也没有欲盖弥彰或故作深奥的做作。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我们一下子就走进了他的思考，而几乎没有在意他是怎样表达的，甚至他所借用的西方名作的构图和题目，也不显得那么扎眼。总之，他就是自然地使用了自己知识背景中熟悉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平静、平实地表达了他的思考而已。一幅画就是一个疑惑，没有答案，只有疑惑，而疑惑的背后是我们都没有答案的集体焦虑。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此复杂，在我们经历过艺术为政治服务和极力回避政治的（以为不政治就是纯粹艺术的了）的两种极端之后，每一个艺术家都有充分自由处理自己与政治的关系，而每一种处理方式都体现着一个艺术家的品质。不以“政治”做标识或争宠的手段，只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重要因素——政治的关注和思考，是长春最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告诉我们，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或许不重要，至于怎么表达也没有任何悬念，重要的是真诚。而且，永远都是。
2010年3月18日
华天雪 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 美术史学家
【编辑：霍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