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现代性——江海油画《首·脑——人兽同体》释义
江东晛
(北京大学)
《首·脑——人兽同体》是江海动物主题绘画的延续。我们已经看到过，江海在《视域的边缘》系列中采用的是人与动物的嫁接法，在《节肢动物》、《化蝶》等作品中采用的是镶嵌法，即，将人体相接、镶入到动物的形体内，其寓意是将动物的行为本能等同于人的行为，对人的灵魂堕落进行强烈的批判。在《首·脑》中，江海将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十二种动物的形象，与人体相互融合：鼠的灵动、牛的盲从、虎的狰狞、兔的哀婉、龙的嚣张、蛇的迅猛、马的潇洒、羊的懦弱、猴的机敏、鸡的高傲、狗的疯狂、猪的温存——这些被我们民族称为“属性”的动物，被画家通通进行斩首、撕毛、刮皮，整合于了“血肉流”之中。血的流动与肉的凝脂，渐渐地凝固在以兽首为骨的框域内：血没有凝为腥红色，而是退为粉红色；肉没有沉淀为暗紫色，而增亮为银珠色。这种“粉饰”的暴力正好契合了当今时尚社会的庸俗色彩。更有甚者，江海砍断了人的躯体后，将他们认真巧妙地植入了砍伐来的12兽首的框架中，浸泡于“血肉流”中，并将人兽渐渐融成为一体。江海不厌其烦地重塑兽首12次，是在塑造自己的“景观世界”——就如同那天灾人祸的不断重演，是在往我们暴露在外表的末梢神经上撒盐，江海这奇异的“社会景观”，也是使我们不得不直面现代社会。
很显然，“首”的内部呈现的是人肉蠕动混乱之残“脑”，“脑”的外形展现的是禽兽张狂各异之缺“首”。江海把现代社会人的混乱思维同动物的本能行为，画了一个超大的等号。
江海的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将多种颜色倾倒在画布上，借助上帝之手完成色彩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然后，在此基础上施展他全部的绘画才华。这是江海慢慢的建构自己的“形象景观”过程，这个过程只能用内心慢慢地体验：这是独立的个体心灵与社会慢慢的交流与对话，但这种微弱声音完全被现代社会的喧嚣所遮蔽……
江海的作品无一不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映。然而，在动物主题的绘画中，江海并没有直接再现现代社会的一切符号，如高楼大厦、汽车、摩托车等。相反，动物和人都是在历史纪年之内可以说是永恒存在的事物，特别是江海笔下的人体从来都是裸体的，这也就剥去了画面之上哪怕是丝毫能够体现时代风格的东西。这样看来，江海是想用一种永恒的方式来拷问一些带有现代性的问题。这个永恒的问题，就是自人类文明伊始就萦绕在思想家心头的，关于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的问题，也就是人性的本质的问题。而江海则想要借助作品来提出疑问：如果关于人性本质的问题具有一个哪怕是模糊的、但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定义的话，那么在这个定义的检审之下，现代社会中的人与完整的人类本质还存在着多大的距离？
这个问题是18世纪以来的“现代性”问题的核心。“现代性”是一种综合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运用不同的方法、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根基，“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是各个学科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一个经历过人文主义革命的时代里，这个问题成为了现代性研究的“第一哲学”。
关于“现代之为现代”，以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我最熟悉的是美国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uass）的观点。在诸多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中，施特劳斯是最为特殊的一位。在他看来，从卢梭开始至今的一系列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向着现代反现代”，其思想的直接后果不是根本矫正现代性，而是在客观上深化了现代性的弊端。正因如此，施特劳斯要“以古典反对现代”，也就是说，如果要真正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必须要重新回到古典哲学。正因如此，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对古典哲学的精神象征——柏拉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而开创了古典解释学中的施特劳斯学派。
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问题给出的药方是不是合适，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讨论的。但是，他对于“现代之为现代”以及现代性中的人性这些问题，给出了一些描述性解释，我认为这些描述是非常准确的。笔者刚刚阅读过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的著作《奢侈的概念》，在本书中，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考察，以“奢侈”作为一个切入点，揭示了古典与现代的巨大的思想差异。而贝里的解释，基本上与施特劳斯不谋而合。
古典与现代是两相对照的，分属于两个时代的思想家，在人性观与方法论上都有本质的差别。古典思想家是以价值作为导向的，其思想方法是一种“目的论”。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更多都是在思考“人应该是什么”，在这种应然当中，蕴含的是人性的最完满状态。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阐述的那样，最幸福的生活是哲学家的生活，是纯粹沉思的生活。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思考纯粹的、永恒的、精神性的问题，是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也代表着人性的核心。只要生而为人，他就具有哲学思考的潜能，并且通过潜能的实现来达到人性的完满。保证人进行哲学思考、寻求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是人的理性，因此理性可以认为是界定人性的核心概念。理性的特点在于不光能够认识世界，还能对价值进行判断，分清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理性应该超越欲望并且节制欲望，因为欲望往往是贪得无厌的，因而是动物性的。这样一来，在理性指导之下的人类行动就具有了自觉性和方向性，也就是精神目的性。显然，与人类不同的是，动物的行为完全决定于自然规律和本能，它们无法做出任何具有价值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它们不具备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因素。
我们之所以要在单纯的“理性”之前加上“价值”二字，正是为了区别古典与现代。理性是一个贯穿古典与现代的名词，但现代的哲学家们给理性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方法论上，现代思想家们抛弃了古典哲学家的目的论体系，从“实然”而不是“应然”出发，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即是说，虽然精神性的沉思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大多数的人是屈从于欲望的，并且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动向的。既然这种动机深深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并且较崇高的精神性动机更为普遍，那么，与其像古典哲学家那样对这些阴暗的事实予以谴责，不如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我们无法避免的实在，并且力图利用这种实在，导向一个良好的效果。霍布斯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在《利维坦》中，他将“趋利避害”这一古典哲学家认为完全等同于动物性的人性方面看作人类思想中最深沉的动机。而他构建的政治社会，正是建立在这种动机之上的。正因为直面人类的实然状态，霍布斯及其以后的哲学家普遍将人性的趋利性中立化了，或者，用贝里的话说，叫“去道德化”。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欲望的表现形式，因此，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就不是基于精神目的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导始于最简单的欲望。为了能够将欲望所希求的利益最大化，一种精于计算的思想因素就派上了用场。霍布斯及其以后的哲学家仍然将其命名为“理性”，然而，这并不是古典哲学家所谓的“价值理性”，而是彻彻底底的“工具理性”。它不是欲望的节制者，而毋宁说是欲望的“帮凶”——如果我们依然用道德化的语言表述的话。
将人的欲望进行中立化，并且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看作是思想界的现代性革命。将欲望去道德化，并且将其设定为新的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这样一来，人的欲望就被正当化了，被解放出来了，这种“被解放的人类欲望”直接促进了现代社会的高速前进。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正是依照哲学家对于人性的新的见解而运转的。工业和商业取代了农业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要产业，个人利益通过立法进行保护，每个人都可以在不违法的条件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欲望。至于其欲望有多么的“庸俗”、多么的“物质性”，不会有政府的干预，不会有宗教团体的有力谴责，也不会有道德上的鄙视。可资计算的金钱成为了衡量现代人价值的最终标尺，物质利益成为了现代人追求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现象，已经无用赘述了。但是，在那些依然坚持价值理性的检审职责的思想者眼里，这种生活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人类优越性的生活，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趋利原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巨大侵害，以及人际关系之间的消极变革之后，对于现代性的反现代批判也开始逐渐兴起。如果人类的社会就是一个促进其无休止的欲望实现的社会，如果人类的社会只能体现人类的低级本能，如果理性仅仅是欲望的帮凶的话，那么，人与动物又能有何区别呢？
这就是江海频频以动物与人的结合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首·脑》的人兽组合方式。在现代艺术中，这种人与兽的结合并不是鲜见的形式。我们甚至在一些最简单的漫画或者PS作品中，都能看到，创作者大多是将人体的头颅置换成为动物的头颅——最常见的是猪、狗的——以表达对禽兽行为的反感。而江海没有采用这种惯常的创作形式。他没有将人体作为形象的主体，而是反过来将兽首作为基本形象，而将诸多人体堆放在兽首之中。这就体现了上述的观念——理性作为欲望的帮凶。人的理性本来应该从事唯有“人”这一高贵存在物才能从事的行为，也就是具有永恒指向性的、精神目的性的行为，但是，他却将自己的理性进行工具化的使用，从而为动物性的本能行为进行算计，但是，哪怕是“算计”，也只有人类才能将这种算计发展成科学的高度。但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不将这种能力导向对于崇高精神目的的探寻中去呢？将人放在兽首之中，而不是将人首替换成兽首，体现了江海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类本质的更加深刻的思考，而不单单是一种插科打诨式的犬儒主义。
但是，不论对现代社会进行多么激烈的批判，我们不能否定的是，如果将西方的发达国家视为成熟的现代社会的代表的话，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社会具有其自身的精密性，并且这种成熟的现代社会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群靠动物性本能加上一点点工具理性的人类组成的——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时间之内，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西方的。眼下的西方虽然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在施特劳斯学派看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平民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消解了人类自身的超越性——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形态，并且这种稳定不是僵化，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像一些悲观的思想家预言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并没有走向根本的没落，也就是说，现代性没有走向它的尽头，反而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健全的市场、健全的法治和健全的利益表达体制，让西方社会大体上处于良性运转的状态。如果我们从古典思想对于人性的定义来看，现代社会中的人性确实成为了欲望导向而不是价值理性导向的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自由主义思想自身来看，恰恰是工具理性的存在，防止而不是促进了人沦落为完全的野兽。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隐喻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工具理性的作用让人类群体产生出一个利维坦，人类将陷于无尽的贪婪、邪恶和血腥的自相残杀中。工具理性促进了社会组织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体现在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创建上，其最高体现就是法治的精神。正是因为有理性的法的制约，消解了欲望主宰的、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中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就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那样，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效果上能够实现整体的和谐。而当面对人们对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的道德性批判时，斯密之所以要为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进行辩护，正是因为，在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人身依附被完全打破了，个人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虽然左派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而如果我们以斯密为切入点去看看启蒙以来的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对现代社会的辩护也是基于这样的价值愿望——人不能失去其原本就应享有的自由，而在他们的眼中，自由不能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精神状态。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难道不是经过理性的反复检审的吗？这难道体现的不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吗？因此，现代社会从产生初起就不是一个否定价值理性的社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产生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思想家们以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对现代社会进行自觉的设计，成熟的现代社会能否发展成现在这般的秩序井然，我完全不抱乐观态度。
那么，以上这些，与江海的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解释《首·脑》这一系列的作品，它与江海前期的作品有着创作逻辑的连贯性，而这不能掩饰本画的特殊意义。动物题材的作品可以视为是对现代社会的普遍批判——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论是19世纪的还是21世纪的——因为它们批判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格。但是，江海这一系列的作品，却选用了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这就体现了其特殊的意图。在作品说明中，画家承认：“用人体混搭成12兽首，是缘于它们是我们民族的属性。目前我们集体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主流是追求物质文明和现实利益，所以其原始行为更接近于动物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个系列是直指中国的特殊问题的。也正因此，笔者将本文的题目取为“属龙的现代性”，以呼应江海选取的十二生肖的意象。
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一百多年了，这种转型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很多基本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体制，都已经显示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强烈态势。但是，不用深入地思考我们就能察觉，我们的现代化还与理想的状态差距甚远——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但是从现实的案例出发，我们清楚地知道理想的状态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促进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因素之一，是“法治前提之下的自由”这一自觉的价值理性目标。也就是说，将人性趋利去价值化，也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这一价值目标。因此我们不能说成熟的现代社会完全是欲望主宰的，因为价值理性确实在指导着工具理性，逐步实现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或者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但是，中国的现状呢？我们非但在总体上缺乏一个可欲的价值理性作为指引，甚至在工具理性方面，也是最初级的。在很多领域，我们的制度是缺位的，是完全无法规范被解放出来的欲望洪流的。食品药品安全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有很多人说中国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我认为很恰当。食品药品关乎人最基本的生命安全，连这方面都没有有效的保障，与霍布斯描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又有什么差别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我们没有现代法治精神和理性习惯——甚至连一些工具理性就能认识到的常识都没有。正是因为如此，政府才能用一个“周老虎”去骗取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经费，而专家学者也能够因为一些见不得人的原因去宣扬曹操高陵的历史性发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问题在成熟的现代化国家还有多严重，我不知道，但是用来形容当代中国，那是再恰切不过了。
由此可见，《首·脑》这幅作品，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并且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社会的猛烈批判。现代社会在建构初期将对人性的预期放低到了最低点，但在物欲横流的同时，并没有缺乏实现良好的现代价值的不懈努力。然而，在一个价值全面荒芜、工具理性完全依附于动物性本能的中国，我们的前方在哪里呢？难道就将如此的凌乱，并且在所谓的“中国特色”或者“中国模式”的名义下，一直凌乱下去吗？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理想的现代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实社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意识形态的语言粉饰的。艺术的极限在于揭示并批判这个冷酷的现实，剩下的，就要由实际操作者完成了。
2010-9-1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编辑：耿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