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画一直遭际到三个问题的纠缠：如何使笔墨具有现代感和现代情趣，笔墨与写实造型的关系，以及笔墨与主体精神的表达。最后一个问题可引申至重建中国画现实功能的层面上。这三点，可以作为考量中国画家质量的标准。在这个背景上阅读陈建辉的作品，别有一番体会。在他的花鸟画作品中，你可以读到层出不穷的新意：如抽象笔墨、心象、当代精神、实验、个人心性、豪放与细腻等等。他以自己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回到了上述三个问题，他的作品也由此别开生面，构建出全新的花鸟境界。
陈建辉长期致力于传统笔墨的研习、思考与总结，同时，学院的系统学习，使他具备了良好的写实绘画修养，以此为基础，他一直寻找融合二者而开新格局的创作之路。在其作品中对笔墨节奏、力度、变化的关注，体现的正是他内心对传统笔墨精神的追慕。在陈建辉的创作中，笔墨效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用笔的提、按、顿、挫，用墨的浓、淡、干、湿等，在画家的激情统领下，产生出多层次变化，笔法与墨气浑然天成，水墨交融，气象万千。陈建辉的花鸟画既有文人墨戏般的自由和洒脱，又具西方现代绘画的光感与色泽。他的花鸟草虫，多以墨为主，色彩辅之，同时讲究墨色对比和相映成趣。墨因色而明丽，色因墨而沉着。并且画中色彩不受客观情境的制约，光与色依画面需要而变幻生发，时而浓艳绚丽，时而清新淡雅，或以色入墨，或纯以水墨，均能各臻其妙，彰显出中国绘画的蕴籍之美和独特魅力。陈建辉的花鸟画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绘画的元素，特别是陈建辉花鸟画中具有实验性特征的笔墨，这种具有实验性探索精神的个性化笔墨，使陈建辉的花鸟形象，既未拘泥于传统，又有别于单纯的水墨实验，在吸收传统造型优势的同时，又表现出颇为前卫的审美特点。
在笔墨中建立当下感受和现代精神，并以此完成笔墨的现代转换，是陈建辉进行笔墨实验的根本皈依。因其难度过大，我们可以从其多变的语言中窥测到陈建辉的苦心孤诣。他时而将笔墨做极简性处理，寥寥数笔，直握机杼；时而大面积渲染，细心勾勒；时而精心设计画面，照应物象的构成；时而回归传统写意，重溯本源。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正是探索期思维所具的鲜明特征，对艺术家而言，这是最为宝贵的品质。
“托物以言志”是历代中国画家惯用的创作方式，花鸟画更是如此。中国的花鸟画不单是为了表现花鸟之美，更是以描绘花鸟为媒介，抒发和表达作者的观念、情感和品格。它代表着画家们观察、感悟、记忆和表现客观世界的独特过程，通过笔墨的自由书写，抒发出画家对自然、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因此，很多花鸟画家经常会创造出寄托画家主观情感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非但不受自然物象的制约，甚至完全可以不与自然相吻合，就好像八大山人的鱼、孔雀以及斜眼向天的孤鹫，借此充分展现画家的心性和品格。陈建辉深谙个中道理，在他的花鸟画中把握了中国写意创作的精髓，以简练传神的笔墨，生动刻画物象特征，用巧妙的构图和空灵的意境，体现出画家内心的个性情趣。而陈建辉选择了蜗牛的形象，在他的艺术语言里蜗牛象征了很多崇高的品格。蜗牛的形象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看似柔弱、娇小的软体生物，在陈建辉的笔下被塑造成身负重荷，踯躅前行的探索者，不畏艰辛在草石间摸索、探寻，昭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发的人生理想。同时，蜗牛的神态可掬，也流露出陈建辉洒脱的天性品格，亦赋予了画面超然的审美意境。
陈建辉的花鸟具有很多传统的痕迹，即使其具有实验性笔墨的倾向，也依然能够清晰地解读出他对中国画传统中“经营位置”的确切把握。构图是中国画的精髓之一，画面位置经营的好坏也是中国画重要的评判标准，“马一角、夏半边”以独特的构图方式和深厚的笔墨功力为后世津津乐道，同时历代画家对画面韵律、形象、位置的刻意追寻，历代画论对章法、布局的深入探讨，都是中国画对构图讲究的最好例证。陈建辉受过多年西画造型和设计艺术的熏陶，对画面形式美的追求尤为注重。他作品中具有不拘泥于传统的题跋方式，这些题跋横亘于画面的中央，打破画面略显沉闷的平静，新颖而自由；水墨的单纯也因为有了印章的精心安排显得生气盎然。执白守黑是中国绘画的传统，空白非但不是缺失，反而是一种“弦外有音”的昭示，陈建辉作品中构图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画面节奏的把握和他对执白守黑的深刻体会，在他的作品中淡墨的氤氲、个性的题跋都因为画面大片的留白而显得大胆和独特。
当然，陈建辉的新笔墨、新格局还在不断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中继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他一如既往的执着追求和勤奋耕耘，将会开拓出一条独具面貌的艺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亦如蜗牛般踯躅前行的陈建辉，也将走向他的艺术理想之境。
张晓凌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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