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是在2002年创作的《红色记忆》雕塑群像系列作品中展示出来的。在厦门和广州三年展中，《红色记忆》因其独特的造型方式、艺术趣味和丰富的文化意味，迅速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在《红色记忆》之后，陈文令又相继创造了《幸福生活》、《英勇奋斗》、《中国风景》三组系列雕塑作品，同时还包括一些独立命名的作品，如《百劫不屈》、《时代肖像》，《天梯》等。从2002至20007年之间，陈文令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多产上，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在当代社会情境和艺术的上下文中，寻找到最佳的切入和干预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艺术方式。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尽管陈文令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四组系列雕塑作品和一些独立的作品，在艺术和观念上各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即艺术方式的当代性与文化和社会的中国性的统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些成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基本特征，但我以为，真正在这两方面达到完美结合的人并不多，而在雕塑领域则更少。所以在我看来，要理解陈文令艺术的意义，则必须把他的作品置于中国当代社会和艺术历史的进程中，才能看得更清晰。
一、语言的意味
在中国雕塑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雕塑样式和艺术观念，是西方自古希腊到现代主义的雕塑，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引进西方艺术的一个结果，并通过美术学院的教学持续不断地深化和无意识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各美术学院的雕塑教学和创作与西方雕塑划等号。很显然，陈文令也在这方面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从他现在创作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那模仿写实的塑造能力。并且这种西方雕塑的写实性也是构成他的所有作品的语言基础，换言之，写实、具像是他的雕塑作品的基本特征。不过，陈文令的艺术智慧表现在通过几种方式改造了西式的雕塑样式，而使其具有较明确的中国性。而从艺术语言的角度看，我认为首先是鲜艳的色彩与光滑的触觉和视觉效果两种因素的介入，使陈文令的雕塑富有浓厚的中国意味。
也许是由于陈文令学过工艺美术，同时又生长在福建这个漆艺重镇的缘故，使他极其重视雕塑表面的光滑质感对表达他的艺术观念的重要性。为此，他把汽车漆用在了作品上，以尽显其光滑如镜的视觉效果。在色彩上，从《红小孩》开始，陈文令就一直喜欢制作鲜艳的彩色雕塑，有些时候，为了达到他所期待的色彩效果，他会在同一件作品上反复试验和探索，直到满意为此。在此方面，陈文令像民间艺人而不是学院雕塑家那样，去创造中国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视觉形象。也许在人性的平均值上，一切光滑的质感、鲜亮和鲜艳的色彩都是人类所喜好的。前者也许与人类的皮肤天然就讨厌粗糙的倾向有关，后者则可能与人类天性喜欢欢乐的气氛，回避苦难，也即趋利避害的本能有联系。不过，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陈文令并不是真的要像民间艺人那样，去创造供摆设观赏的工艺品，而是利用工艺制造的手法，以及人类喜爱光滑和鲜艳色彩的本性，以表达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观念：让雕塑具有中国性。
我们知道，在雕塑史上，古希腊时期的雕塑都是有色彩的，只是因时代久远的原因而脱落了。后来西方的写实雕塑走了一条无色彩的道路。只是到了现代，那些放在百货公司门口的抽象雕塑和后现代的波普艺术，才使雕塑重新有了色彩。在中国历史上，那些由民间艺人创作的，长期在石窟、寺庙和地下墓室中摆放的雕塑不仅有色彩，而且既鲜艳又有很强的装饰性。然而，我们会发现，在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学院写实雕塑中，色彩是一个忌讳的东西。其实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有色彩的雕塑显得俗气而不高雅。这正好说明中国的传统雕塑和西方的波普艺术中的雕塑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俗。说这种俗是通俗是为了让大众喜闻乐见，说是俗气，那就是艺术格调不高。所以，沉着厚重的单色和有凸凹不平，留下了艺术家个性手法的那些具有雕塑感的雕塑，才能显示它在精神和思想上的深度、高度和审美上的纯粹性。所以，从宽泛的意义上说，陈文令雕塑中的光滑的质感和艳丽的色彩，是对中西传统雕塑中的俗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借用。而从艺术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身份的角度看，陈文令雕塑中光滑的质感和鲜艳的色彩，不仅是贯穿他的所有作品的基本属性（其重要性在于给人一种视觉效果上的统一性），而且给人一种表征浓郁的中国俗文化意味的强烈印象。这是因为从陈文令选择的金黄色和大红色两种主要色彩看，我们就会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金黄色象征富有和权力，大红色象征吉祥和幸福已是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在陈文令的艺术中，光滑的质感和鲜艳的色彩不仅服务于主题的需要，而且当它们与不同的题材、形象的造型和组合，以及艺术主题和观念结合时，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这同时意味著，在陈文令的作品中，题材、形象的造型和组合，对于表达陈文令的艺术思想和社会观念，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反讽与批判
《红色记忆》系列作品是陈文令的成名作，从其作品名称《红色记忆》看，这是一个成人对孩提时代的追忆的形象再造，但在我看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文令创造了一个由特定文化眼光审视过的中国乡村小孩的形象。这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普遍共享和辨识的典型的中国小孩的形象。我以为，《红色记忆》的成功，首先缘自陈文令对特定文化眼光的准确把握。这种文化眼光，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猜想：当代都市的，知识分子的。前者使红小孩具有中国乡村孩童的形象特征，土气和野气，后者则使红小孩具有朴实、活泼、天真和憨厚的气质。所以在我看来，陈文令在《红色记忆》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乡土形象。至少在2002年创作的红小孩的形象是这样的。
如果说陈文令《红色记忆》的中乡土中国形象内含着中国当代都市的眼光的话，那么从2003年开始创作的《幸福生活》系列作品，陈文令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幸福观念，来表达当代中国进入都市化的消费社会之后，物欲横流而又物品丰盈的文化意味。肥猪、肥人的形象，表达了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中国大众对幸福的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在毛泽东时代，猪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在视觉形象中，把肥又胖的猪作为美好的社会主义形象来宣传的那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肥猪和肥人在陈文令的《幸福生活》中所具有的中国意味。当然，陈文令的《幸福生活》是借乡土中国的幸福观念，隐喻当代中国消费社会的物欲的，所以，陈文令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进行了各种复杂多样的组合，目的是能在观念的表达和视觉形象的呈现之间，创造出丰富的语义关系。事实上，在《幸福生活》系列作品中，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穿金带银的小姐，猪头人身（男性）和鱼头人身（女性）的荒诞组合，以及那些貌似幸福的人与动物、男人与女人之间亲昵的动作和甜蜜的表情，都是为了通过陌生和惊异的视觉形象，讽喻和批判当代中国消费社会中，芸芸众生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物欲化、肉体化的幸福观的。
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陈文令又开始了《英勇奋斗》系列作品的创作，就像《幸福生活》是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置疑和反讽一样，《英勇奋斗》也尖锐而又智慧地对“英勇奋斗”本身给予了调侃和反讽，其方式是，在雕塑造型上，陈文令从西方油画和雕塑艺术中借用了一套经典的造型样式：一位英雄（如拿破仑）骑在一匹战马上（如法国画家大卫的油画《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但在形象的组合上，又依据主题的需要，给予了大胆的改造：首先是马变成了猪，但猪又有战马的动作，承担了战马的功能；其次是骑猪者同样做着英雄和伟人才有的英勇奋斗，勇往直前的动作，但是他手中拿的东西却是斧头或是类似玩具的枪；再其次是为主人英勇奋斗服务的猪，并不与主人同心协力去建立伟业和战功，而是与其形成一种内部对抗的关系，或者说力量内耗的态势。如果说猪在《幸福生活》中具有幸福生活的象征含义，以隐喻当下中国消费社会幸福观的物欲化的话，那么在《英勇奋斗》中，猪则成了反讽和消解英勇奋斗的符码，让如此的英勇奋斗变得荒唐可笑。
从2007年以来陈文令创作的《中国风景》系列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艺术思考又从关注中国已有的俗文化，向反思中国雅文化的方向延伸。在这批作品中，陈文令把傲雪的梅花，中国传统文人绘画艺术中的四君子之一，与各种动物形象进行一种多重变异的组合，用雕塑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别具文化意味的中国风景。这种文化意味主要体现为在《中国风景》中，不锈钢的材料，或洁白如雪的表面，再加上像流淌的水结成的冰，构成了一种冰天雪地的视觉感受，为鲜艳的红色梅花构建了一个不违背常识的气候环境和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艺术空间。而当《中国风景》中的梅花与变形的梅花鹿、猪、猪小姐、凉亭等形象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傲雪的梅花就散发出酸溜溜的气味，具有了反讽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美学性质。
三、方法与立场
在我看来，从《红色记忆》、《幸福生活》、《英勇奋斗》到《中国风景》，陈文令艺术中的当代性和中国性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与他已经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创作方法有关系。这种方法表现为：
一、陈文令不仅善于用艺术题材和形象呈现艺术作品的主题和观念，而且更能以巧妙而又智慧的艺术手法，对其给予反思性的表达，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他的作品中，观念和主题并不是完全对象化的，而是必须重新追问和置疑被表达的对象本身。所以，对于他的作品来说，更准确的命名方式是：《幸福生活？》、《英勇奋斗？》、《中国风景？》；其实，正是这种反思性的艺术表达方法，使他的艺术在根本上区别于现代主义对形式自律的迫求，古典写实对描绘对象的直接呈现而具有了当代性。
二、这种对艺术主题和观念的表达之所以是反思性的，与陈文令在作品引用已经流行的图像、艺术造型和事物所承载的社会观念（如幸福、奋斗等）和文化习俗，并站在当下中国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立场，对其给予复杂的重组和变异，从而使其获得反指自身的语义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在艺术创作方法上，陈文令得益于波普艺术较多，但他又在艺术语言和引用对象上，一直坚守中国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陈文令所选择和引用的对象，都是中国普通大众都非常熟悉，并且深有体会的事物。前面谈到的陈文令作品中色彩的中国意味，《幸福生活》中中国过去的幸福观念和当下物欲化之间的混杂，以及《中国风景》中对文人审美趣味的反讽，都可视为陈文令对中国性的深刻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文令对自己大部分的作品所采取的都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他艺术中反讽的力量正源于此。但是，有一件作品是例外，我说的是《百劫不磨》这件作品。陈文令告诉我，这是他感动于他的一位残疾朋友的坚强意志而创作的。当我在厦门陈文令的工作室第一次见到这件作品，就被它所深深的打动！，陈文令之所以能在当代艺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能如此的成功，我想是与他具有同《百劫不磨》一样的百劫不磨的坚强意志息息相关的。
——邹跃进
2008-4-3于北京望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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