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去年春天，在成都，曾在云南工作、生活过十多年的章智勇先生就对我说，要约一些艺术家来云南画写生。即至去年十二月中旬，大理双廊张扬洱海边上的房子，见到如约而至的郭伟、郭晋、罗发辉、马六明、宋永红、宋永平、王劲松、薛松、杨千、杨冕、赵能智等艺术家时，我才知道，像宋家兄弟、六明、劲松等朋友是第一次来云南。还有的艺术家，即便之前来过，但是对于云南的印象也止于西双版纳和丽江，泼水节和玉龙雪山，还有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移居云南也有将近十个年头了。各路亲朋好友常来云南玩，迎来送往是家常便饭。以“写生”的名义来云南，他们也不是头一遭了。事实上，作为一个有着奇风异俗、美丽自然的边地，这个彩云南现的地方一直就是众多外地人想象的异邦。
早一点的有美国人洛克、俄国人顾彼德，还有与红色中国渊源颇深的美国记者斯诺，前两人对云南的“发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们都有一种求真探究的科学精神；相比之下，斯诺要好玩得多，一路讲了许多“传奇”与故事。这点，与中国现代作家，写《南行记》的艾芜到比较接近。
古代中国，地老天荒、关山迢迢，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出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徐霞客两次游滇的行旅，丁文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西南腹地的地质考察，还有抗战时期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学田野调查，在今天，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中国古代文人学士重视“行旅”的经验。在诗文、绘画中都有所谓“行旅”，或称“羁旅”、“记行”的诗画作品，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等，皆是行旅途中的乡愁和家国离乱之思。宋人绘画重视“传移摹写”和法度，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意趣”，恐怕也与“行旅”的这种观看经验和传统有关吧？
“对景写生”本是学院美术训练的一项科目，主要是希望以此保持视觉观察的生动性，不要为训练的框框条条所缚，不要沾染“习气”。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图像泛滥将观看的创造性活动贬低为一种低端的手艺和技能，这是值得警惕的。
我注意到，最近很多艺术家都在画写生，云南的艺术家更是倾巢出动，画风景写生——这也是云南成为民族风情画泛滥的重灾区的一个原因。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画写生？我们持什么样的观看态度去画写生？还有，为什么一定要来云南画写生？
这些问题，也许这次参加《“游•日记”大理、腾冲采风作品展》的十二位艺术家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的作品，也只是间接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其实，这个展览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将“行旅”作为一种观看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实践。这是一种“不滞于物”、“行云流水永不居”的具有“游牧”气质的文化心态；更是艺术家们在云南美丽的“行旅”中收获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视觉感动：云南是“故乡”也是“异乡”。而艺术家总在不停地走，永远生活在“别处”。
正如西班牙行吟诗人洛尔迦所说：
“我曾将
异乡的风光游览。
喉咙周围的秘密渐渐公开
我却未能发现。”
——管郁达
2013年1月8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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