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ry Saltz看1993年的艺术 Pt.1
20年前，在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歧见分界线打开了，然后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场被迅速贴上“政治正确”或“融合了多文化”的标签的双年展只包含了少量的绘画作品——这与绘画在历届惠特尼双年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一届的双年展充满了装置（例如查尔斯·雷按原尺寸复制了一辆消防车，穿着印第安人服装的可可·福斯科被“关”在庭院里的一个笼子中，）、特定场域的雕塑以及影像作品。主要的作品都是由当时还不太著名的艺术家创作的：除开视频与电影项目之外，43位参展艺术家中有30位都是首次亮相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超过40%的参展艺术家是女性，非白人艺术家也相当多，而且大量的作品都是关于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由艺术家丹尼尔·J·马丁内斯（Daniel J. Martinez）为这场双年展设计的其中一个入场徽章上写着“I CAN’T IMAGINE EVER WANTING TO BE WHITE（我无法想象我会想成为白人）”。
人们都有些不正常。到处都存在轻蔑和鄙视。Robert Hughes看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张力。Peter Plagens则称其具备“文化赔偿物的味道”。提到双年展的一位非裔美国策展人时，Hilton Kramer发出了嘘声，“让Thelma Golden女士出现在策展团队里是一种可怕的逻辑。”《纽约时报》的首席评论家Michael Kimmelman则写到：“我讨厌那场展览，”称其让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傲慢态度的折磨”，而且它对艺术的处理就好像“愉悦是一种罪恶一样”。Peter Schjeldahl在《Village Voice》发表的评论文章则用上了“艺术+政治=双年展。缺少快乐原则（Art + Politics = Biennial. Missing: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标题。值得注意的例外是Roberta Smith在《Times》中称那场双年展是一个“分水岭”。
至于我呢？我还没有我的定期专栏——我当时仍然是一个靠驾驶长途车为生的司机，只能在业余时间写点东西——我没有对那场双年展做评论。但是我在《Art & Auction》的一篇文章里说过像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讨厌这场展览的情况却让我有些喜欢它了，而且让我知道了它的重要性。”
回顾那个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是如此心神不宁。这些艺术家反对的不是美、而是自满；他们通过意义、尤其是个人意义来取乐。他们看到风险在1993年的时候出现，然后以自己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它。当时参展的82位艺术家中至今有一半的人建立起了非常显著的事业。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了，尤其考虑到他们中的许多在那之前都是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一些在1993年发展起来的艺术家——比如珍妮·安东尼（Janine Antoni）、Pepon Osorio、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等——现在已经是MacArthur的获得者了。另外的如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等则代表过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称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是如今这个艺术界的诞生时刻一点也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