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日军保护下于杭州古荡盗掘。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经中方调查后的数字是：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方索回文物数目与实际被劫数目比相差甚巨。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淫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