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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奥登与衣修伍德于1938年来华采访，回去后出版了一本名为《战地行纪》的书。此书于去年出版中文版（译者马鸣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书后附有不少照片。从书中文字看，照片似乎都是奥登拍摄。因为以下三条记载中的拍摄之事都归于奥登名下。
一、在广州，他们下榻在当地美国人和英国人传教士的定居点。“在一间雅致宜人的郊区住宅般的客厅里，我们的传教士男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茶饮。你们一路旅行顺利？是的，谢谢，非常顺利。海关有何不便之处？哦，是的，很倒霉：奥登为他的相机不得不付了三十块大洋的关税。哦，多讨厌啊；但你们可以领回这笔钱。”（20页）。这关税可以退，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退税”？原来以前中国也兴这一套？二、他们去了徐州采访，在离开那里时，当奥登拍照时，他们被围观了。“我们在北门停留了几分钟，奥登要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拍那个铜牛。一大群人围观我们，一边笑着一边闲聊着，他们也该这样：我们无疑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三人组合。奥登穿着他那件超大的难看的外衣，戴着顶纯毛猎人帽，打扮得像是要去往北极地区。老蒋（随员，笔者注）一如既往地整洁利索，或许正等着参加汉口领事馆的一场餐会。我自己一身贝雷帽、毛衣和军靴的行头，在瓦伦西亚或马德里，这副打扮还挺合适。”（96页）他们两人在此认为是他们衣着引起好奇，但其实更可能是长相吧？三、在陕西的一个小站，“奥登钻在月台的人堆里拍了很多照片。就在他从一次摄影探险中回来后不久，我们从车窗望出去，只见一个乞丐在地上打着滚，大声叫着，好像痛苦之极的样子。那英国人偷走了他的灵魂，把它放进了他的小盒子里了，他叫道。他想要五元钱的赔偿。我们都被这种敲诈勒索的新花样吓呆了，可旁观者似乎都站在我们这边，他们只是笑笑。”（139页）
当时中国抗战，吸引了许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其中还有当时因为拍摄了西班牙内战而出名的罗伯特·卡帕。卡帕是被拍摄《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斯请来拍摄电影宣传剧照的。请看他们如何描写卡帕。3月9日，在汉口参加一个由董显光（Hollington K. Tong，此书译成“霍灵顿·童”，显然没有下功夫查一查参考书。）主持的新闻发布会时，他们俩见到了卡帕。“过了会儿，两个朋友走了进来，让我们很高兴——卡帕和弗恩豪特（我们在从马赛到香港的旅途中就认识了他们俩。真的，就因为他们那些嬉笑玩闹，捏屁股啊。‘噢，什么啊！坏蛋！’的大呼小叫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妓女的笑话，他们成了二等舱的活跃分子）。”（43页）这段话后面还有关于这两人的较客气的介绍，此处略去，有兴趣的可去书中查看。
在汉口在史沫特莱家，他们再次见到了卡帕。“我们到的时候，卡帕、博古两人正和她在一起。……卡帕和其他人刚从台儿庄回来。他拍了很多照片，伊文斯的影片已拍好了一个完整段落。但卡帕不甚满意。他发现中国人的脸不怎么上镜，若和西班牙人相比较的话。显然他很想回西班牙去。‘我想在七月十四日回巴黎，’他满怀憧憬地说，‘在街上跳舞。然后出发去马德里……’可与此同时，他还要陪伊文斯和弗恩豪特去延安和西北地区。他想让我们帮他把那些未经审查的照片寄到美国去，然后在那里出版成书。‘你会赚很多钱的！’博古说道，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156页）。看来，博古的经济观念相当发达。对于博古，他们的评价是：“博古对每件事情都会笑——日本人，战争，胜利，失败。”（156页）
在他们的书里，还能够看到战时状态的中国对于摄影的禁令。在1938年1月28日，他们坐“台山”号内河航船，从香港赴广州。在航行途中，船有可能遭受返航日本飞机的扫射威胁。但他们却似乎很期待这样的情形出现：“也许真的会看到日本战舰和虎门炮台间的大炮对决。要是能拍到些照片该多好！我们私下里决定一试，尽管我们在餐室里看到的告示警告说禁止拍照：‘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错误行为或会遭到某种犯罪活动……’”（15页）虽然他们两人没有拍到这样的情景，但在中国，作为记者，他们还是拍摄到了一些难得的场面。比如，3月14日，在武昌，“唐纳德先生”（下文会小小讨论此人及其译名）带他们去见蒋夫人，听她大谈“新生活运动”。当他们要告别时，蒋介石出现了。“我们道完别正要起身告别时，一个军官跑上楼来。是总司令本人。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目和善、眼睛黑亮的男子，认出新闻短片里那个披着斗篷、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里的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夫人领着他走到阳台上，挽着他手臂。摆好了姿势，因为还有一张照片要拍。照相机镜头里，他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60页）这张照片被收入了此书，是张构图饱满有力的照片。照片中，蒋总司令的目光回避镜头，而夫人则直视镜头，充分显示了蒋夫人的社交能力。也许，按快门的是奥登。而在另外一张蒋夫人的单独照片中，拍摄者（奥登？）的视角较俯视，而蒋夫人则抬头直视。在台儿庄战役期间，他们拍摄了许多正在浴血奋战的国军将领。比如，在与日军咫寸之近的前线，他们给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拍摄了集体照。之后，“指挥官坚持要我们与他们一起合影：‘你们的家人知道你们那么勇敢，一定会高兴的。’他说道。”（105页）至少从他们对这个指挥官的描述看，当时中国前线官兵的士气颇为高昂。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唐纳德先生”是谁。3月10日，“今天早晨我们去拜访了唐纳德先生，他是总司令和蒋介石夫人的朋友和顾问。”（45页）这里，好心的译者给“唐纳德先生”下了注：“唐纳德先生：即参与中国抗战的陈纳德将军，他1937年即作为国民政府私人顾问来华。”（45页）如果不注，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因为此人姓“唐纳德”，稍微熟悉现代中国史的人会马上想到那个与蒋夫人交谊颇深的澳大利亚人“端纳”顾问。他的全名是：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年）。译作唐纳德先生是对的，但他不是陈纳德将军。陈纳德将军的全名是：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年）。显然，译者犯了错误。再回到上面3月14日带他们去见蒋宋两人一事，很清楚，引领他们的是端纳。
此端纳，与他的曾经被称为“北京的莫里循”的澳大利亚同胞有得一拼。他被称为“中国的端纳”。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一起飞西安，建议蒋与周恩来见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宋美龄之召再来中国，但途中被日军扣留于菲律宾集中营。是麦克阿瑟派遣空降兵将他救出送夏威夷治病。在他垂危之际，宋美龄派飞机接他来上海。当他弥留之时，宋站在他床前为他诵读《圣经》。他死后葬在了宋家族墓地里。
此端纳，“端”的是令人“纳”闷万分的神奇老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