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 书影留痕——王羲之手札《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四字观之即爽。积雪尚未融化之时，天地间似安静了下来，青山镀银，绿树镶玉，凉气逼醒头脑，观雪后苍茫天地，或得悠闲惬意，或可嗟叹光景。右军手札《快雪时晴帖》正如其名，不仅具备丰富的鉴赏趣味，追溯其传奇过往与其在近代颠沛流离的命运，也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神乎技矣 万宗之首
王羲之（321-379年，又传303-361年），字逸少，东晋著名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任秘书郎，后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世称王右军。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绍兴）。王羲之出身于建康乌衣巷显赫的王家，是王导之侄。曾与谢安共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他热衷于诗歌、音乐与书法，除此之外，还有个与其他书法家不同的嗜好：观鹅，用观鹅舞颈来妙悟书法之道。当时有渴望王羲之墨宝的道士听闻其对鹅的痴迷，故心生一计，养得一批肥硕美鹅，邀请其前往观之。王看过之后果然艳羡不已，道士眼见其上钩，提出以书经一册换鹅的提议，王欣然应允，携鹅归家路上仍掩不住笑容。这个故事也成了一段佳话，以此为题的名画有元代钱选的《王羲之观鹅图》和宋代马远的《王羲之玩鹅图》。
王羲之书法初学卫夫人，后来改变初学，博采众长，草书师张芝，楷书学钟繇，又遍习蔡邕、梁鹄、张昶等书，精研体势，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妍美流变之体，所以唐人称赞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为万世宗师。”
王羲之在世之时，其书法技艺就已经得到世人追捧，相传有绍兴蕺山老妪持竹扇卖二十钱，无人问津，他路过见此场景，便在每把竹扇上添上寥寥五字，开价百钱，人们竞相购买。散落于史料野史中的王羲之形象比较自负，说其常自称；“我的书法和钟繇相比，可以说不相上下；和张芝的草书相比，也如同大雁排行。”还记载他曾经写信给别人说：“东汉张芝临池学写字，池水都变成黑色，如果天下人都像他那样沉迷于书法，也不一定比他差。”
不过此等自负发生在王羲之身上，也真是名副其实。他的书法除为当时人所推崇外，也极为历代学书法者所崇尚，被奉为“书圣”，浩瀚历史中的种种赞誉，仅撷几笔，也可管中窥豹：梁武帝萧衍评其书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又有唐宗李世民赞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壮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而大诗人李白有诗《王右军》曰：“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书法作品本身因其材质所限，保存难度较大，再加上王羲之所处晋代距今已有千年，作品的保存状况就更让人扼腕叹息。唐太宗时，王羲之的书法有3000多卷，到宋太宗时只有160余件，而到今天则真迹全无，仅存摹本20件。现存作品行书以《兰亭序》（神龙本现存北京故宫）为代表作，草书以《初月帖》（唐摹本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正书以《黄庭经》（宋拓本现存北京故宫）最为著名。
手札寄情 羲之顿首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此书信手札《快雪时晴贴》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手札行书，纸笺纵23cm，横14.8cm，共4行，28字。根据断句的不同，大意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如今被广泛接受的断句方式大意是指：“快雪过后天气放晴，时景佳妙。想必你可安好。事情没有结果，心里郁结，不详说。王羲之拜上，山阴张侯启。”
断句有两处异议：其一，“快雪时晴佳想安善”中“佳”字断句。当代书法家启功在《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一文中认为是“佳想安善”，并书有“佳想安善”的题字；而祁小春则认为应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其二，“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中“王”字断句。从褚遂良《右军书目》“行（草）书部五十八卷”可见，“羲之顿首”是当时王羲之书信的常见用语，而自称“王羲之”的状况鲜有所闻。至于在一封手札中为何有两遍“羲之顿首”现无人可考。
《快雪时晴帖》手札分为三行正文、“山阴张侯”以及纸笺左下方的小楷“君倩”二字。从褚遂良《右军书目》可知此本与原本之间内容大有所别。另有研究引米芾《书史》记载，此帖以真字为主，只有几个行书，而此本是行书带草书，可见此本与北宋所见亦有不同。有推测称“山阴张侯”和“君倩”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君倩”二字笔意与信札行笔笔意不同，米芾认为“君倩”指梁秀，但史书未见其人，不详其生平，也有人认为指唐高祖的驸马薛君倩，猜想为收藏者的题名。
考证结果及各家猜测都不能代替王羲之快笔书写手札时的状态和心情，如果说“快雪时晴”、“安善”所传递出的基调为晴雪时快，问候安康；那么，信中内容所及的“未果”、“力不次”等则为这封信札和王羲之所遇平添了一些惆怅与担忧。信中只写刹那的事情，表达了王羲之面对世事的虚无感，蒋勋对此解释道：“在王羲之流传下来的各种‘帖’中，内容不少都表现出王羲之对战乱的无奈，其中‘奈何、奈何’，便时常出现在《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帖中，表达出王羲之在战乱中经常面对死亡，令其产生了巨大的幻灭感，而‘不次’（不讲了）亦是王羲之爱用的词语，总在提到不能改变的人生悲剧时，就写下‘不次’。”
众所周知，东晋盛行道教，王羲之本人亦痴迷于此，喜好服用丹药，其中有一种“五石散”以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赤石脂五种石药制成，服用后伴随毒性发作，体内产生巨大的内热，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散发程序，才能将药中的毒性和热力散发出，相当耗费体力。王羲之受丹药困扰，“劣劣”等字眼经常出现在他的尺牍中。《快雪时晴贴》仅28字，就可见墨色由浓转淡，笔画由粗转细，字体由行转草，可见其体力不胜。
除了认为《快雪时晴帖》确为王羲之所作之外，也有将《快雪时晴帖》论断为“拙劣的伪作”的。徐邦达曾说：“此本我阅过二三次，觉得纸墨昏暗，笔法滞泥不生动，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如‘顿首’‘果’‘为’等字，更为明显，定是后世勾填，且非善本。”吴湖帆先生在1934年受邀赴故宫鉴定文物“乃将其中赝伪者抄为一册”，题名《烛奸录》，首条便是《快雪时晴帖》。从流传下来的唐摹晋帖可以看出，无论是天津的《寒切帖》，还是台湾的《远宦帖》，还是藏于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均描摹得生动精致；但《快雪时晴帖》却显得滞气，不灵活。但如果将其与王羲之在信笔书写之时的身体状况联系起来，则传为真迹的此帖似乎并非那样令人失望。
尽管争议颇多，但现在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快雪时晴帖》，还是普遍被大众认为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作品。采用双钩填廓法——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是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其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的复制品几乎与原迹一样，保持了原作的神韵。
雪泥鸿爪 书影留痕——王羲之手札《快雪时晴帖》
三希之首 隔岸相望
《快雪时晴帖》除了王羲之那28字所带来的吸引力外，远超于作品字数本身的各种题跋款识、收藏印章等也是一大关注看点，这些历经各个朝代层层叠加而成的题跋印章们，清晰地为我们展开了这个帖子几百年来腾转挪移的收藏史。
这件唐代的摹本先是被宋徽宗收入了宣和内府，后辗转出宫后被“苏氏”所藏，米芾与“苏氏”之子交往友善，他用自己收藏的书画，换到苏氏家藏三本摹帖中的一本《快雪时晴帖》，藏于自己的“宝晋斋”中。米芾相当珍视这件作品，曾多次在其文章中提到此帖，也曾经翻摹过它。米芾在《书史》说《快雪时晴帖》：“苏氏有三本，在诸房，一余易得之，一刘泾巨济易得，无褚印。”在《海岳题跋》有记之：“一日，驸马都尉王晋卿借观，求之不与，已乃翦去国老署及子美跋，着于摹本，乃见还。”米芾所藏可见是有“褚印”版，他特别强调了另一版“无褚印”用以区分。
后此帖入元内府，有赵孟頫“奉勅恭跋”亲笔：“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明代詹景凤指出，此迹笔法圆劲古雅，意态闲逸，对赵孟頫的行书有很深的影响。从用笔来看，此帖多圆钝的用笔，点画勾挑都不露锋，结体平稳实称，在优美的姿态之中，流露出质朴内敛的意韵。自元明开始，随着士夫身份地位的提高，文人墨客好于摹古，借着对晋代名士风骨的延习，此本《快雪时晴帖》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成为宫廷内府的稀世珍品。登堂入室，成为供奉在庙堂的典范，敢对其真伪抱疑之人史无可查。
明代由朱存良藏，后经王穉登，转手吴国廷、刘承禧。刘卒后又归吴国廷。明末之时，为涿鹿冯铨所得。此人投靠魏忠贤，官位颇高，富有心计。后多尔衮打进北京，冯铨见风使舵转投清营。冯爱历代书法，集自魏钟繇以来的多家名帖摹刻，第一卷便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故称《快雪堂帖》，由于大半摹刻出自真迹，故为世人所重。冯铨死后，他儿子为讨好康熙皇帝，将《快雪时晴帖》上供给了朝廷。从此，《快雪时晴帖》入藏紫禁城。
清宫内对这件作品最为珍爱的自然是最热衷于收集书画精品的乾隆。他将内府三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列为“三希堂”，由乾隆御题书匾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作为“三希”之首的《快雪时晴帖》，数十年间，被数十次写下题跋、题诗。乾隆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曾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又因全书28字，字字珠玑，将之盛誉为“二十八骊珠”。除此之外，乾隆还命其臣子题字、作《快雪时晴图》，为该帖册页增添数开。乾隆十二年（1747年），宫廷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其中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为《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保护《快雪时晴帖》增建了一个院落，名“快雪堂”。
《快雪时晴帖》安稳地在养心殿一直待到清宣统末年，溥仪退位后，它的命运又开始了曲折的迁移和流浪。溥仪离宫之前，时间仓促，连一个苹果都没来得及吃完，但他仍然密令手下将《快雪时晴帖》从西暖阁中取出，夹带在离宫行李之中。而在此之前，自知在位时日不多的溥仪已经用半年多的时间，以赏赐弟弟溥杰为名，合谋将大批文物偷运出宫。后来在养心殿内找到的“赏溥杰单”中显示，自1922年7月13日起，溥杰先后把1285件历代书画精品、68册宋元善本带出了故宫，仅那年的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赏”出了26件之多，像是《清明上河图》、《资治通鉴》原稿等就是这样流散到了醇王府中。溥仪一直觊觎在重重眼睛盯守下的《快雪时晴帖》，却始终无从下手，直到离宫那天。
所幸的是，溥仪最后一次盗窃没能成功。他的行李运出神武门之时，守城士兵搜出了《快雪时晴帖》，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慎重地将这件作品存放在了一个保险柜中，并派士兵日夜看守，密码钥匙则由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亲自保管。
抗战爆发后，故宫文物开始南迁大后方，其中也包括《快雪时晴帖》。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时，中鼎轮载着第一批文物从下关码头出发前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就从此离开了大陆，自此与“三希”中其他“二希”隔海相望。三希重聚，就变成了一个始终未曾实现的梦想。
暂不论《快雪时晴帖》此本的真伪，单就其上的题跋印记而言，它的收藏价值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正如熊秉明虽批评此帖笔法的拙劣，但对该帖的价值做了辨析：“在创作价值上是零；在欣赏价值上是个负数；在考据价值上尚可供参考。其唯一可取的是因有这摹本吸引了许多后世的名家在后面题跋，这些题跋、印章大都是真迹，确实可贵。”它被米芾、赵孟頫等欣赏过并留下记录和题跋，这亦足以令后人珍惜而神往了。目前看到的密布于该帖前前后后及空白处的字迹，的确喧宾夺主，但它们于元明期间，为该帖进入内府奠定了基础，并为清没之后的政府机构提供了更为确切的收藏依据，由此，也为该本的保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在文化链形成和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编辑：徐瀹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