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巴塞尔艺博会“亚洲视野”板块的作品
随着国际化交流日渐增长，艺术家开始摆脱国家身份的束缚，不再需要承担“文化大使”的重负。学术界也开始以超越国籍的概念组织展览。本届香港-巴塞尔艺博会就设置了“亚洲视野”板块。在市场领域，以区域划分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操作方式。画廊依然会坚持固有领土吗？
如果说当代艺术世界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其全球性特质。当你像坐着旋转木马般历经了德里、伦敦、香港、巴塞尔和纽约的艺术博览会的五光十色，你就会知道，国境线从来不是一种障碍。大量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收藏家离开祖国去异乡求学，最后定居在第三个国度。其中很多人都是移民。一些艺术家将其祖先的文化遗产作为创作源泉，另一些则不这么做。在很多人居住的国度里，国民身份本就是杂交的产物。
人们总是努力将艺术家根据地理学进行分类。一系列的研究性展览——从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去年秋天举办的“中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rom China）展览到正在举行的萨奇收藏（Saatchi Collection）的苏联艺术展——而今已经有模有样地被拍卖行组织的营利性展览所借鉴。（上个月苏富比在伦敦举办了中亚艺术展，他们还分别有一组来自巴西和纽约的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博览会也纷纷给自己贴上区域性的标签。5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专门设立了“亚洲视野”（Insight）板块，评委会在亚洲和亚太地区的画廊中精选出一些画廊参展。
艺博会总监马格纳斯·伦弗鲁（Magnus Renfrew）表示，组织“亚洲视野”，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推出具有代表性的亚太地区画廊，在亚洲艺博会市场维系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持“严格的编辑控制”，让巴塞尔艺博会不偏离其国际化水准。
而参与其中的画廊也对此安排欣然接受。香港刺点画廊（Blindspot Gallery）总监Mimi Chun表示：“我们画廊主要关注中国摄影，（亚洲视野）为我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彼此相关的语境。”伦弗鲁相信，这种文化参照系对于拥有“不同文化教养”的人来说是必要的。
这一做法在国际性艺博会中不乏先例，成为兼顾国际性和本土性的良方。然而，《金融时报》撰稿人瑞秋·斯宾塞（Rachel Spence）对这类艺术博览会的惯用做法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亚洲视野”板块固然为本地画廊提供了极好的商业机会，然而这种人工划分也可能隐藏着陷阱，“它是否会把亚太艺术局限为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特色门类？”
她援引印度加尔各答作家和策展人艾维克·瑟恩（Aveek Sen）的观点，对伦弗鲁的说法提出了反击。在瑟恩的文章《论不是一棵树》（On Not being a Tree）中，他强烈批驳了“语境的暴政”。瑟恩认为，西方人的作品“常常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必对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了若指掌也能够欣赏米罗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美”，然而亚洲艺术总是被策展人“局限于一时一地”，人们总有这样的迷信，认为“对于语境的了解是理解作品的必要前提”。
这种情况在艺术学术领域正在逐渐改变。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收藏来自全球各地，由各自地区的收藏委员会负责。然而，其作品的陈列并不会局限于地理学的划分。“任何一件艺术品、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有其地理学的出处，但并非没有哪位艺术家愿意/可以被一个唯一的标签概括。”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部分负责人阿齐姆·波查尔特-胡姆（Achim Borchardt-Hume）表示。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举办97岁的黎巴嫩艺术家萨洛娃·劳乌达·仇卡（Saloua Raouda Choucair）的展览，该馆下一个个展的主人公是出生于苏丹、居住于英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易卜拉欣·埃尔-萨拉希（Ibrahim el-Salahi）。
群展也开始以艺术实践的方式为线索进行组织，而非简单地聚集一群来自同一地域的艺术家。为了反思国家认同的观念，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德国和法国将交换场馆。德国派出了四位艺术家，他们的创意都与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但只有一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四位艺术家中有一位是来自印度的摄影家黛安尼塔·辛格（Dayanita Singh），她即将于10月在伦敦海沃德美术馆举办个人摄影展。“我希望馆长能够向我保证，不要以印度视角来看待这个展览，他同意了。然后我说，你现在满口答应。但是开幕式上，你还是会提供印度咖喱角。”辛格如是说道，她揭穿了一个事实，“世界如此关注印度艺术，但相比艺术，他们更关注印度风味。”
2008年，伦敦蛇形画廊举办“印度公路”（Indian Highway）艺术展。2011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巴黎-德里-孟买”（Paris-Delhi-Bombay）艺术展。以黑白几何图案为创作特色的印度艺术家纳斯林·默哈姆迪（Nasreen Mohamedi）被二者所忽略。根据默哈姆迪的代理人迪帕克·塔尔瓦（Deepak Talwar）所言，艺术家具有微妙诗意的作品“与策展人的标准不相符合，后者希望艺术家大声说出：这就是印度”。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0年举办“在线：线描20世纪”（On Line: Drawing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展览时，默哈姆迪位列其中，这一展览并不局限于地理学的划分，参展艺术家中既有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罗伯特· 莱曼（Robert Ryman），也有巴西现代主义者利吉亚·克拉克（Lygia Clark）。
圣保罗的独立策展人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认为区域性、国家性展览过于“简单化”，虽然说，这类展览处理得好，可以 “向某些观众引介特定区域的艺术”,但是，更出色的展览会关注“非常具体的标准”。他表示，艺术作品往往超越其特定的区域归属，因其内在特质而被联系在一起。例如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即将展出的“墨西哥：艺术的革命，1910-1940”呈现的是受到1910-1920年墨西哥革命影响的墨西哥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的作品。
佩德罗萨欣赏那类“在不同区域间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展览，不仅仅是那种常见的欧美和其他所谓“边缘”世界的交流。佩德罗萨曾经精心策划了几次扣人心弦的“遭遇”，比如2011年他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为拉美地区和中东地区的艺术家提供了对话的机会。今年早些时候的印度首个双年展科钦-穆吉里斯双年展（Kochi-Muziris Biennale）上，他让拉美、中东、南亚的艺术家共聚一堂。
而今，佩德罗萨在阿曼、约旦等地组织对话、驻留项目等活动。他正在筹备11月的一个展览，届时将会包括安哥拉、巴西、埃及、南非、巴勒斯坦和菲律宾的艺术家。
位于伦敦的德菲纳基金会（Delfina Foundation）拥有同样的目标，他们主要支持北非和中东的艺术家。基金会主席阿伦·希萨尔（Aaron Cezar）解释说，他们的目的是解决“9·11”事件后阿拉伯艺术家的被隔离状态。“这些艺术家总是以区域性方式呈现，展示主题无非就是女性、战争和宗教。”
德菲纳的早期工作便是支持那些不符合这类刻板印象的艺术创作。基金会最近组织的一次协作是联系到埃及和巴西的艺术家。“艺术家非常反感传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观念，这种观念只关注不同文化间的相异之处。”希萨尔说，“而我们组织的展览则关注艺术家实践当中的共同之处。”
希萨尔认为，大多数艺术家都不想承担所谓“文化大使”的“重负”。在海沃德美术馆接待宾客时，艺术家辛格不喜欢提供印度咖喱角，她也许会提供寿司或者松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