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收藏行为存在久远并早已昌达。普遍公认的,此间曾出现过四次“收藏热”:一是北宋约宋徽宗前后一段时期;二是晚明时期;三是清康乾时期;四是清末民初时期;四次收藏热中,除第三次清康乾时期外,另三次出现的时间,往往不是社会、经济稳定与繁荣的年代,反而是社会、经济转为衰败,甚至是最为动荡的年代。这又怎样能与“盛世收藏”结合在一起呢?
有一个共同现象大概是,这三次的收藏热,除了北宋徽宗个人喜好带来一次收藏的“繁荣”外,其他两次均是由于社会动乱、腐败盛行,从而引发了收藏热。作为硬通货的高价值艺术收藏品,成为下至民众、上至百官竞相储财、敛财、生财,甚至行贿的最佳品种。而在宋徽宗时期,艺术品形成朝堂上百官相互贿授以保其位的风气,据说,连金国也采用本属大量奇珍异宝来行贿宋朝奸臣,从而分化宋朝,最终活捉宋徽宗,了结了北宋王朝。
到了清末民初,收藏热更是造极。多路军阀武装为军费需要,不惜以武力收敛、贩卖收藏品,最大买主自然还是外国人,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盗墓热。即使到清康乾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是事实,但艺术收藏品作为各阶层,尤其是社会上层大量频繁利用其作为官场腐败主要手段之一,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当代的收藏热兴起,与前四次不可同日而语。第五次收藏热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高速起步,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需求重新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收藏行为平民化、普遍化。当然,这一次的收藏热,又导致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一轮令人发指的盗墓热,甚至到了今天“无墓可盗”的境地,对民族文化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是个无奈的悲剧。
总的来说,盛世收藏,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与规律,而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