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和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六场学术讲座，特别邀请到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刘纪蕙教授，从4月18日到25日开讲的内容分别是：《符号、展演、症状式阅读：历史的精神分析式探问》、《故宮博物院与超现实拼贴：文字中的视觉对象》、《皮肤移植术：吴天章及其同时代——当代艺术在台湾》、《症狀－贱斥－恐惧：另外一种观看方式——陈界仁的问题》、《“心”的伦理语话秩序与谭嗣同／王国维的批判伦理》、《物的逻辑与力的空间——方法论与问题意识之总结》。
本次两岸学术交流也是A4当代艺术校园行2011教育计划项目之一，命名为“视觉文化与当代艺术”系列讲座。本人作为《上层》杂志特约艺术撰稿人受邀参加了活动，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鲁明军先生（本次活动主持人）安排下，有幸与刘纪蕙教授一起交流了当代艺术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受益匪浅，现整理成文，以飧读者。相信对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现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评论家会有所启发。
怎么让艺术家存在的当下性状态和难题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认为的当下性。不然的话，他就不处在当下，他只处在流行或西方、现代或古典、或某个概念化的本土或民俗的。
易鸿：刘老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能不能从您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来谈谈当代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鲁明军：我们一起聊吧。
易鸿：好的，大家一起聊聊。这个问题涉及面比较宽泛。
刘纪蕙：我会比较在乎所谓的强调在同一个时间点、年龄层，社会文化呈现出的问题。艺术家应该是处理他自己在当下的处境感受到的困难，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创作来处理。以这个为起点，而不是流行风潮。他用各种材料都可以转化为他存在的难题的语汇，不必限定本土或西方、现代或古典，只要有个翻译的过程都会变成他自己个人风格的语汇。怎么让艺术家存在的当下性状态和难题呈现出来，这就是我认为的当下性。不然的话，他就不处在当下，他只处在流行或西方、现代或古典、或某个概念化的本土或民俗的。
易鸿：这个很重要，对艺术家而言，要厘清什么是当下性。
刘纪蕙：跟每个创作者自身存在处境难题密切相关的。常常要回到历史的脉络去理解，不只是一条线性的，是比较复杂的网络之下的关系。
易鸿：在大陆语境下，当代艺术的意义是什么？
刘纪蕙：我很难回答，我了解得太少了。
鲁明军：刘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家，她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研究学者或当代思想者，从她对当代艺术的观察再来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或许会提供一个新的向度和路径。
刘纪蕙：还是可以讲一下。批评家不可能指导创作者，完全不可能，不能点出任何方向。每个创作者都有他自身的空间。我要说的是，一个创作者一定要是自动的，如果被局限在一个某种流行的、学院的、社会的、或市场导向的，或者是说其他当时某种社会共识心态去决定他怎么作画的话，那作品不管是装置、平面的、影像的，语汇都是贫乏的。
怎样让各种语汇材料丰富，首先创作者必需深刻地领会，敏锐地体验到了当代的社会问题，不止是个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呈现暴露出来，又不能直接说，这就是创作有趣的地方。它能够把不同的材料转化。在自由的空间看得多，视觉的语汇词库就比较丰富，不是照着去做，要转化成他个人的独特的语汇。
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母题”反复出现，比如：画“海洋与陆地的交接处”，反复画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处境。他会反复用某种东西变形、不断地画，从个人语汇慢慢会看到他的轨迹，那是个人经验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任何人靠组装出来复杂的语汇就呈现出复杂性，不局限于被贫乏化的面向套式，每个人都在面对他自己不同的问题。
作品它如何回应生存处境的难题，或用不同的方式把处境说出来，不会是同质化的倾向让他不自觉说出来时代性的语言，要说出自己语汇的对立性。先撤离流行性的太过分主导的风潮，重新去看。对我来说，就是政治性。
易鸿：嗯，语汇对艺术家来说是寻找表达自我处境的方式，就像树立自已独有风格的建筑，每一匹砖的使用就是艺术家表达的语汇途径。那么，作为文化学者，您怎样从文学、政治、艺术、哲学等等角度切入到当代艺术研究？
刘纪蕙：我会觉得有些根本的文化问题，不能从面向来解决。比如说从思想、从政治经济、重要的论战，要从厚度、多重线索交织的相互对应的方面去理解，某个历史时间点的问题。
我过去的训练背景是文学，但我马上可以注意到文化所对话的共存空间。比如：剧场可以说明一部分，视觉艺术可以说明一部分，文学可以说明一部分，可是它们也会回应某种当时的社会论战，回应文学创作的方针政策，背后一定有某种政治性的问题，这是比较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是作品它如何回应生存处境的难题，或用不同的方式把处境说出来，不会是同质化的倾向让他不自觉说出来时代性的语言，要说出自己语汇的对立性。先撤离流行性的太过分主导的风潮，重新去看，对我来说，就是政治性，也就是说首先是有点点抵制的，再者就是说话的空间。
易鸿：所谓的政治性，在您看来就是个人保持独有的语汇表达自己的处境。好的，那么我们来聊聊大陆当代艺术家，您比较熟悉的有哪几位？您会在今后的研究方向和个案分析上选择大陆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家为对象吗？
刘纪蕙：呵呵，我满渴望的。需要多一点的接触，要更多了解大陆的整个文化氛围。曾经注意到大陆艺术家在台湾的展览嘛，好像有一位叫什么磊的？
鲁明军：是不是洪磊？是画呢还是图片？
刘纪蕙：他的作品好像有《苏州庭院》……
鲁明军：那就是洪磊，是摄影作品。
刘纪蕙：上面有一些小鸟，有些变形啊。
鲁明军：对，我也满喜欢他的作品。
刘纪蕙：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举他的例子在课堂上放，让同学看后再来讨论。他在台湾展出的作品我还放在网上。
作为评论者他透过艺术创作的现象去讨论这个时代某个文化上的问题，不是评断谁好谁不好，不是根据某一个品位标准去评判，而是透过理解。一个创作者他是简单地说一句话呢，还是要复杂地说一个简单持续的一句话，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易鸿：今年2月刊的《艺术当代》杂志做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在中国台湾”的专题，内容涉及：近十年台湾当代艺术的考察与评议，“关键报告”——中国台湾当代艺术现象观察，艺术聚落在台北，台湾现当众公立美术馆的建构和运营观察等等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台湾当代艺术创作现状及艺术家个体、机构等存在的方式。那么，作为文化学者，您是怎么看待中国台湾当代艺术的现状？
刘纪蕙：主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向呢？
易鸿： 大多是框架式的介绍，没有更深入地解剖。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台湾年轻的学院艺术家对现实了解有限，相对封闭，体现在他们的作品内涵上大抵轻薄短小，无关痛痒，无足轻重。在表现风格上有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之弊。过度市场化，为了迎合而媚俗，使得台湾当代艺术的表现趋于扁平化或同构型过高，这些都是目前台湾当代艺术发展较大的隐忧之一。这是评论家王嘉骥在其《当代艺术在中国台湾》一文中提到一个现象。
鲁明军：他翻译过高居翰（James Cahill）的《山外山：晚明绘画》这本书，现在大陆也出版了。
易鸿：这样的现象在中国艺术学院也同样存在，就像鲁明军提到的那样，学生长期处在象牙塔里作研究，跟社会接触比较少，体现在作品的厚度不够，更多是个体感受性的，跟社会的关联比较少。
鲁明军：这涉及到一个您所说的“发声”问题。80年代叫现代艺术跟社会关联比较密切。但是艺术本身被社会思潮所控制和束缚。近几年有个风潮，有人把艺术彻底社会化，回到所谓的艺术语言，就是将艺术从社会、政治中抽离出来，试图为艺术建立一个自足的系统。
最极端的是王南溟所说的“新闻就是艺术”。现在对他的理论开始是反思，反思后又回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就是与社会无关的，在趣味的、材料的，物质语言的上玩。去年我们在研讨会上争论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是视而不见，一个是见而不视。实际上，刘老师在讨论时告诉我们，见与视是不可分离的，是吧？视而不见是有问题的，见而不视更有问题。
刘纪蕙：这些现象同样在台湾学院里也存在。
鲁明军：刚才刘老师提出的，批评家你不能介入艺术家的创作本身，你只能去接受他。比如说，艺术家觉得有种新的可能性，他自己以此创作。关键是批评家你怎么去阐释它，挖掘他潜在背后的东西。这里面，不是艺术家的问题，落实到批评家的问题。反过来说，刘老师研究的意义在哪儿呢？
去年我们评金棕榈、金酸梅的时候，就陈界仁的《帝国边界》进行了讨论。实际上陈界仁的意义不是他的立场是什么，而是他怎么去型塑他的立场，他通过艺术创作怎么介入社会政治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我提出 ，陈界仁的整个立场的型塑过程，可以跟艾未未比较。艾未未是怎么型塑的，或许都觉得艾未未的《一亿颗陶瓷瓜子》是个吓人的东西，花了很多钱。相对而言，陈界仁的作品比较朴素的，属低成本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怎么样将艺术家思考的过程放在其自身的语境下去考量。
刘纪蕙：可以分几个层次去考虑这个问题。一层就是艺术本身一定是在形式上的游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会直接说我要，我不要，我喜欢，我不喜欢。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我反复讲语汇，说出一些难以直接说出的处境和状态，这是创作最重要的面向。艺术家虽然有严肃的一面，他真正处理的呢，绝对还是形式的问题。形式和语汇是不是太贫乏，过于从众，过于重复单调，过于商品化，过于严肃或太有社会使命感，可能他就会倾向于用某种语汇反复地做一些警世名言之类。其实失去了艺术可能有的中间的、灵活的、创意的、转化的、形式的、游戏的空间。造型和游戏，形式不是单调、贫乏的，可是它能不能触动人，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了。
那么触动人牵涉到创作人生命的阅历，对于问题敏锐的感受。不只是观察和分析，而是感受、体验。他能够去回应这个问题，用比较复杂的元素来领会。有些人意念是比较单一的，打动人就是那个单一的一点，不错，新鲜有趣就过去了。有些作品是比较复杂的语汇触动人，跟他生命经验呈现的厚度是复杂的有关，那被触动过程是复杂的，一眼之下被触动，会有几个层次去理解。
怎么说创作的厚度呢？这很难说，呵呵，就是这个样子。时间的向度、心理的向度、时间过程牵连出感受的复杂度。有时候，真正的复杂度需要比较复杂的理解脉络。包括历史的知识，艺术家可能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他自己在研究这些问题，自己找一些书，用更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简单的创作，简单地理解，复杂的创作，复杂地理解。
回到第三层次，我们怎么去看这些作品。年轻人必然有一阶段是这个样子，那让我们去讨论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他们会以群落一样的出现。作为评论者他透过艺术创作的现象去讨论这个时代某个文化上的问题，不是评断谁好谁不好，不是根据某一个品位标准去评判，而是透过理解。一个创作者他是简单地说一句话呢，还是要复杂地说一个简单持续的一句话，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易鸿：我看了一些资料，提到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台湾当代艺术家进驻上海、北京，比如画家郑在东率先于1998年进驻上海。雕塑家萧长正也在上海发展个人创作。资深艺术家夏阳自美国返台多年后，也决定前往上海定居。2005年以后，更多知名的台湾当代艺术家选择了北京或上海长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样的现象是否触动了台湾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对大陆和台湾当代艺术影响的可能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纪蕙：我没有很仔细地观察过，可是我间接地听到一位艺术家评论过，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反应出部分艺术家进入市场导向，作品反而变差了，呵呵。因为我没有观察，没办法讲。
创作真正处理的问题在哪里？应该还是跟自已切身的处境有关，而不是说他要面对什么样的市场，为观众去提供什么样的视觉语汇，让大家购买。很可能到了上海以后，会面对不同的问题，重新有一个强烈创作动机和欲望，也很有可能。问题幅度展开，真正用新的问题，新的语汇出现延续创作的生涯，那也不错。
易鸿：希望当代艺术除开市场之外的可能性更丰富，更强大一些吧！
刘纪蕙：当然，当然。交流刺激真正发生的应该还是思想性的。艺术语言本身还需要拓展，在接触交流对话下，问题性变复杂，参照的语汇也许有影响，会展开，这都有可能的。
易鸿：所以说，艺术家的立场很重要，决定了他处于什么位置。
刘纪蕙：对，对，是这样的。
刘纪蕙，美国伊利诺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主要研究领域：精神分析与文化理论、政治—美学—伦理、现代性与东亚知识谱系、殖民地台湾与主体问题、文化研究、台湾文学、跨艺术研究等。主要著作：《文学与艺术八论：互文·对位·文化诠释》、《文学与电影：影像·真实·文化批评》、《心的变异：现代性的精神形式》等。
鲁明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 青年批评家、 艺术策展人。
易鸿媒体人、 艺术撰稿人。
（原文：立场与方法：当代艺术的思想史叙事——刘纪蕙、鲁明军、易鸿布尼斯朵咖啡馆对话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