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 釉里红开光镂空花卉纹盖罐 高41.2厘米 河北文物保护中心藏
土耳其托普卡普宫殿画作 西亚上流社会使用中国瓷器情景
2001年，让中国陶瓷学界漫长等待的出国考察计划终于实现，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江西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等国内诸多文博单位的陶瓷学者赴土耳其托普卡普博物馆考察其所藏中国瓷器。其中元青花是此次考察的重点之一。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考察后发表有《托普卡比所藏元青花瓷器的比较研究》一文，他说：“人们对于元青花瓷器的认识，以前是知之不多的，但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专业工作者，在各个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藏品以及世界各地遗址和中国国内窖藏、墓葬资料的出土品陆续发表后，对于元青花瓷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这主要集中在元青花的起源、所用钴料的产地、元青花瓷的类别、是否承认唐青花瓷和宋青花瓷的存在、元青花瓷的不同销售市场、元青花瓷的器形和图案内容以及元青花瓷和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奠定了元青花瓷研究的基调。
元朝（1271-1368）建立后，一方面将自身的民族文化和习惯带到了中原；另一方面，也将汉文化的优秀成分保持和发扬。在蒙古族政权统治的文化身份上，我们能看到其复杂性和多元性。元青花瓷就是在这种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中诞生的。王莉英先生在《元青花研讨引言》一文中就谈到：“元青花的历史成因和文化性质是多元的，它的形成曾经融合了中国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和中亚西亚伊斯兰文化等多民族文化因素。”
元代由于蒙古汗国的西征重又恢复了近400年前由于土耳其等民族兴起而被迫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陶瓷由海陆两路向伊斯兰世界输出。元人王礼在《麟原文集》卷6《义冢记》中形容元代交通：“适千里者，如在户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明代《万历野获编·夷人市瓷器条》载：“天方等国瓷人归国时以瓷器装车，高至三丈，多至数车。”在西亚内陆地区的哈马、巴勒贝克、内沙布尔、不大里士、雷伊、阿尔德比勒等地区出土了不少元、明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通过陆路输出的。上述地区同刘树林先生谈到的元代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地交往以陆路为主经过的区域大体相符。
中国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成为极受珍爱的贵重物品，在进口货物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公元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其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早见到中国瓷器是在阿拨斯王朝。1059年阿拉伯学者阿·贝哈基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瓷器早期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哈里发·哈仑·拉希德（公元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
曾在埃及福斯塔特作过调查的日本学者小山富士提供过这么一个数据：世界上现存中国元代青花瓷完整器仅有200件左右（注：目前统计约400件），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就有40件，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神庙有37件。埃及福斯塔特也曾出土过数百片元青花碎片，而中国国内元青花的流传和出土则可为凤毛麟角，极其罕见。如果按照周平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牟取暴利而生产的外销瓷”也不无道理。但作为消费者一方面而言，伊斯兰上流社会强烈的物质欲望和雄厚商业资本，在具有行家般鉴赏力的阿拉伯商人的驱动力下，也就成为历史的可能。
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于世。美国历史学家西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这样描述阿波斯王朝（8世纪初-13世纪中）的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矗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木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景德镇是江南小镇，久负“瓷”名；千百年来，这里没有汉时长安的“笙歌夜弦”，没有唐时扬州的“烟花三月”，也没有宋时汴京的“乐舞升平”，但无论是惬意文人们品茗论道、吟诗作画，还是尊贵皇族们纵情乐舞、如歌盛宴，都在这青花瓷装点的古典格调中追逝悠远的情怀。无论是非洲的寺院、欧洲的宫殿还是伊斯兰的圣迹，无不视其为珍宝，或装饰、或珍藏、或馈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孰料想，这脆薄的文明背后蕴藉着多少智慧和胆魄，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陶瓷之路”上的舟舶，那长眠于地下或沉睡于海底的一件件青花瓷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无奈，颂扬着传播者的业绩与勤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