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十钟山房
▲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万印楼
陈介祺被《清史稿》尊为金石收藏研究“近代之冠”；鲁迅曾赞曰,“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而郭沫若则认为他是金石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
一生治学致力金石
陈介祺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道光十五年中举人,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
陈介祺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博览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尤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并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回到潍县后,开始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
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文人巧匠汇聚在一起,共同研究金石,齐心协力从全国各地搜寻大批珍贵的古物,传拓、钤印、修复文物、料理金石文字。这其中著名的有陈介祺的姻亲兼好友王懿荣,首个殷商甲骨文的鉴定者；陈介祺从潍县民间发现的一位少年才俊、后经培养高中状元的曹鸿勋等。这批致力于金石之学的有识之士,在陈介祺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了鉴古、传古的使命。
家有东楼藏万宝
陈介祺旧居的东楼是陈介祺收藏文物和研读著录之用房,以藏有古玺印过万方而被陈介祺命名为万印楼。关于万印楼,民间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传说:
陈介祺自幼随父陈官俊在京求学,是太子的伴读。他看不惯当时一些欺压百姓的恶行,常为百姓打抱不平。道光三十一年秋,这些官宦找机会到道光帝面前告状说:“有人称陈介祺是‘陈东楼’”。原来明朝丞相严嵩之子叫严东楼,在京无恶不作。他们就把“东楼”嫁祸于陈介祺。后道光帝询问陈介祺,陈介祺意识事情不妙,答曰,只在潍县家中修建了一座东楼,做藏宝之用。然后,他派快马携带书信赶到潍县陈府,要求十日内建造一座坐东朝西的楼房。不几日楼房盖起,里面挂上字画,因此瞒过了道光帝派来视察的钦差。
虽然只是传说,但不难看出百姓对陈介祺的喜爱与敬仰,并附上了一些“为民请命”的含义。在陈介祺42岁归故乡之前,他仅仅收藏到2000余方秦汉古印；但到1872年他59岁时,藏印达到7000多方,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被金石学界誉为“南有西泠,北有万印”。
天亡簋是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兮甲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
慧眼如炬识珍品无数
今天,大家到陈介祺故居游玩,讲解员会告诉大家,想看陈介祺的东西,就要到故宫去,因为他收藏的很多古物在故宫。可以说,许多经他手的文物,都是故宫博物院或其他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让人不禁感慨这位金石学家慧眼识珠、严谨明辨的能力。
陈介祺的收藏理念是“传古”,所以凡是遇有文字的古器物无所不收,质精量富堪称空前。在后半生的日子里,陈介祺逐步将收藏范围扩大。除了万方古印外,还收藏了不少稀世珍品,如毛公鼎、天亡簋、兮甲盘、纪侯钟等。据统计,陈介祺收藏的文物上溯夏商周,下至明清,且藏品门类繁多。
他还藏有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80余件,藏封泥575枚,古陶器70余种、残陶文近5000片,藏镜200种。所藏刻石116种,以北朝造像为大宗,砖326件,瓦当800余件,其中以“千秋万岁”瓦当最多,古钱币、泉范、碑帖、书画等所藏无计,所藏书画亦多为书画名家、大家。可以说,陈介祺长期以来确保精选慎收、无一赝品,为保护珍贵文物做出了贡献。
鉴定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功夫
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在论《古代彝器伪字研究》中称赞陈介祺道,“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相比现今社会全民收藏热潮中的种种乱象,陈介祺固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耿直性情,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了重要意义: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许多稍有文物艺术品常识的人经过包装,就搞起鉴定工作来捞取钱财,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乱象。殊不知,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鉴定家,需要付出几十年的研究努力,积累丰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刚正不阿、“不说假话”的品质。陈介祺在多年的治学过程中,总结出“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的经验,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晚清时期的潍县是当时的金石学中心之一,同时也是青铜器及各种文物作伪最盛的地方之一,复杂的客观环境给陈介祺带来了极大困难。陈介祺为了提升自己的鉴赏修养,通过大量真伪古器的对比和分析,博学广闻,详研古文字结体、笔划、义理、章法,作字之法和作文之法,提高古文字学养；通过对古器物冶铸工艺和材质配比的研究,逐步积累了一整套鉴伪经验,并从经验上升为理论,写下了大量的伪辨资料,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成为鉴定的标杆和榜样。
陈介祺的一些藏品和著作早在民国初期已陆续传到国外,他在史学界、考古界、金石学界、书法界、收藏界、古文字学界被尊为翘楚。时隔多年,在承扬这些研究成果时,其认真谨慎,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无疑也警醒和鼓励着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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