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不仅成交额巨大，而且单件艺术品价格极高。
中国油画单价在2005年突破千万，赵无极的《June-Octobre1985》、徐悲鸿的《珍妮小姐画像》分别以1800万港元、2200万元人民币成交。中国油画于2011年破亿元，常玉的《五裸女》以1.28亿港元成交。中国古代书画的单价更胜一筹。1995年，宋张先的《十咏图》便以1800万元成交；2009年，清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更是以1.34亿元率先破亿。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仅绘画类的亿元拍品已达50余件，其中最贵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高达4.255亿元。
国外的高价艺术品要贵得多。
上世纪80年代末，全球艺术市场走高。1987年，凡·高的《向日葵》在伦敦拍至2250万英镑；1988年，毕加索的《魔术师与小丑》在伦敦拍至2090万英镑；1989年，毕加索的《皮埃特的婚礼》在巴黎上拍，成交价约合4890万美元；1990年，凡·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在纽约以8250万美元成交。新世纪后，全球艺术市场再攀新高。2004年，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在纽约拍至1.04亿美元；2006年，克利姆特的《鲍尔夫人肖像》、德·库宁的《女人3》、波洛克的《No.5》分别以1.35亿美元、1.37亿美元、1.40亿美元成交；2010年-2013年，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蒙克的《呐喊》、塞尚的《玩牌者》、毕加索的《梦》分别以1.06亿美元、1.19亿美元、2.50亿美元、1.55亿美元成交。
谁是艺术品天价的推手呢？除了少数国有机构，大多数是“不差钱”的财团或富人。
在80年代末推高全球艺术品价格的，是暴富起来的日本买家。当时，日本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把激情投向了西方艺术品市场。《向日葵》、《魔术师与小丑》、《皮埃特的婚礼》、《加歇医生肖像》的买家分别是东京安田火灾与海事保险公司、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以及日本房地产商、投资银行家铃木康弘、大昭和纸业公司董事长斋藤了英。新世纪后推高全球艺术品价格的，是又一轮全球金融膨胀中的各路大亨。目前世界交易价格前5位《玩牌者》、《梦》、《No.5》、《女人3》、《鲍尔夫人肖像》的买家是：卡塔尔王室（该国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美国SAC资本顾问公司创始人史蒂文·科恩、墨西哥金融家大卫·马丁内斯、雅诗兰黛创始人的次子。
国内艺术市场的典型大买家，是靠投资证券起家、被誉为“法人股大王”的刘益谦。他2009年砸入艺术市场的资金超过13亿元，分别以数千万元将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宋人《瑞应图》、陈逸飞《踱步》和《长笛手》、齐白石《可惜无声》等收进囊中，买入明吴彬《十八应真图》高达1.69亿元。2010年，他又在艺术品市场投入约7亿元，仅王羲之《平安帖》即耗资3.08亿元。
超级大款们何以出手如此大方呢？
因为他们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独特心理账户。在会计账户中，每一元钱可以互相替代，但在心理账户中，人们会将来源不同的收入分置到不同账户，并且形成不同的消费倾向与风险偏好。卡尼曼与特维尔提出的“赌场的钱效应”认为，人们对赌博、抽奖、馈赠得到的钱和靠辛苦工作赚来的钱，态度差异巨大。对前者往往敢于冒险，花起来“大手大脚”；对后者往往患得患失，花起来精打细算。与普通劳动者不同，上述天价艺术品买家是来自地产、金融、奢侈品、能源等高利润行业的巨头，他们因为极其富有而对价格敏感度极差。除了艺术品，他们也是各类高端奢侈品的最终买家，珠宝、红酒、腕表、豪车等都成为他们一掷千金的对象。
市场学研究者格鲁芙、普林斯调查了近千名美国富豪，购买艺术品是他们的最大一项开销，人均年消费达174.6万美元，其中追逐时尚者单价约为50万美元，而以收藏为志趣者单价在600万美元以上。据称，国内目前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有64%投资艺术品，未来有艺术品投资意向的占78%。他们使艺术品的升值空间变得无限巨大，也带给艺术品经营者、生产者以及其他投资者无穷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