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的博物馆事业方兴未艾。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层出不穷，其增长之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中，城市博物馆的兴起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城市物质基础建构的完成，文化的竞争力与影响力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借助文化搭建平台，塑造城市的崭新形象，这已成为城市发展中的共识，而发展城市博物馆正是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途径。当下，在国内众多大中城市，博物馆被作为城市新地标以及城市文化的独特景观而愈发引人瞩目。然而，在大大小小博物馆得到新建、扩建的同时，其作为城市文化资本贮藏者的作用却尚未得到深度挖掘。与之相应，城市博物馆所推出的各项展览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应具有的文化深度引领作用亦未得到有效发挥。此类状况的存在制约着博物馆的进一步发展，而对其加以分析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正是本文致力的方向。
一
在中国，城市与博物馆的发展也许并不完全同步，然而二者在发展中形成愈加紧密的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新的背景下，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城市究竟应缔结一种怎样的“盟约”，以使双方均能在发展中受益？这常常是博物馆工作者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交流的日愈加强，这种作用更为明显。通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的物质空间得到极大填充。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同时，人们开始向更深度探寻城市生活带来的文化福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其文化品格的养成和历史艺术的传承以及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博物馆作为“非营利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在这一环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通过独特的方式形象地诠释历史，普及科学，传播文化艺术，使人们更加了解身处的环境和人类不同地区文明的进程。因为展览是其基本形式，所以博物馆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对提升市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很重要的意义。
通过近些年来的发展，中国博物馆人已逐渐意识到，除了将博物馆打造成为城市文化的新亮点外，我们对博物馆，对博物馆的藏品及展览都应有更深层的解读。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是个舶来品。通过建立博物馆来开启民智、保存古物、提供研究的做法，显然与近代中国的欧风东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在博物馆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古物收藏传统。包括天津博物馆在内，国内诸多博物馆今日之所以拥有相当丰富的馆藏，其主要受益于此种传统。但是，我们更应注意的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博物馆应如何完善自身功能，应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收藏与展示，此类问题对博物馆尤其是城市博物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观众对各地博物馆千篇一律的陶、瓷、铜、玉展形成强烈审美疲劳的同时，博物馆人也应开始反思如何实现对历史文化实现更具针对性的收藏，以及如何通过“锻造”富有“个性”的展览来展示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唤起观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近些年来，国内各地掀起了一股“博物馆热”。在这股潮流驱动下，众多城市纷纷上马博物馆工程，在一浪接一浪的新建及改扩建中，相当数量的博物馆硬件设施得到明显改造，收藏、展示条件也相应大幅提升。应该说，博物馆热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但之后的发展证明，硬件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博物馆发展理念的提升。面对新的场馆、新的设施，民众对博物馆的期待值也大大提高，他们需要看到与先进展陈条件相匹配的高水平展览，而许多博物馆的情况却难以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新馆建设基本上是以一种模式为参考进行的，在博物馆的各项功能上各个博物馆之间的区别不明显，特点不突出。如社会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居多，专业性博物馆极少。换言之，一个博物馆你可以说是这个城市的，也可以说是那个城市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不是十分鲜明。这种众馆一面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最根本在于五十多年的博物馆发展基本上因循一种模式，造成了博物馆收藏品的重复。以社会历史类综合性博物馆（包括艺术类、历史类博物馆）为例，几乎每个馆都将铜、瓷、陶、玉、书画等类别的文物作为主要的收藏对象，这就使得博物馆在藏品构成上具有一定的重复性，直接的弊病是博物馆陈列的单一化。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随便进入任何一个馆，几乎都可以看到陶瓷史陈列、玉器史陈列、历代书画陈列、古代青铜器陈列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很雷同，不一样的只是具体的展品，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重复性制约了中国博物馆的整体发展，不能够很好地实现博物馆在保护、研究、传承本土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功能。长期这样发展的结果将导致很多优秀的、独特的地方文化艺术失传，同时不利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延续性，更造成博物馆未能很好发挥其社会作用。
（二）博物馆的主要业务，包括收藏、研究等很大程度上还只停留在一些基础性的内容上，很多时候仅仅是基础工作的延伸，并没有真正从观众的角度深入思考。博物馆的基础工作很重要，就好像一颗大树的根，但是仅仅有根是不够的，博物馆展陈、教育的功能则好像是它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实。比如，在陈列内容的设计上没有深入的思考和新颖的主题，而只是将藏品管理的一些基本内容直接运用于展览。最常见的是按文物质地、类别举办陈列展览，如中国古代绘画陈列、中国历代钱币展、中国古代青铜器展等。这样的陈列展览利的一面是藏品具有一定的集中性，能够反映出所在博物馆的收藏优势，对于某一类或者某一阶段文物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其中的弊病也显而易见：相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样的无主题集中展示是乏味的和不易理解的。甚至在很多时候容易由视觉的重复性从而产生疲劳，影响参观效果，并进而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博物馆的感知和认同。
由前述可以看出，过去博物馆长期被固定于某种发展模式之中，而这在客观上极易造成博物馆人对自身职能认识过于简单。以往，博物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仅停留在文物及艺术品的收藏者、管理者及展示者。因此，将藏品保管好，摆放给观众看成为其工作的主要内容。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民众欣赏水平的提高，观众到博物馆不再满足于看到文物的实体，而是希望博物馆能够在顾及观众兴趣及接受能力的同时，奉献出能系统展示某种文化样貌的“视觉大餐”。因此，如何利用现有藏品创作出高水平的展览，从而使观众愿看、爱看、带着兴趣来看成为亟待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
对于博物馆而言，展览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为观众展现宽广的文化内涵。这其中，新鲜的创意、新颖的形式自然会带给观众良好的视觉体验。但同时，城市博物馆的展览设计还须注意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在向观众展示优秀文化成果、普及文物知识的同时，也切切不可忽略城市博物馆所依托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相关特点在展览中的反映。
同样作为公益性的文化机构，博物馆与图书馆等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博物馆所凸显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区的图书馆很难从藏书的构成上看出地域的差别，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所藏书籍来传播各种知识并最终达成其教育的功能，促进城市的文化发展。相比之下，博物馆则是通过它在本地区收集到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变迁的物证，通过深入研究，采用展览的形式提供给观众可靠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信息，也因此能最充分反映出本土历史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博物馆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博物馆与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现代社会中，博物馆日渐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效应，如卢浮宫之于巴黎，大英博物馆之于伦敦，大都会博物馆之于纽约，故宫之于北京，博物馆已经成为了这些城市不可或缺的地标，是每一位城市到访者的首要访问对象。事实上，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这些城市成就了博物馆，还是博物馆成就了这些城市。总之，它们是城市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随着中国国力和人民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旅行，他们往往会发现行程安排几乎是围饶着一个个博物馆拟订出来的，也因此更真切地意识到了博物馆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中的重要性是任何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可以说，博物馆是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最可靠便捷的途径。对于一个个城市来说，博物馆业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同时它更丰富、深刻、优雅和有趣。
与此相应，城市博物馆的功能及展览表现也须实现多元化、多样化。在服务于各类文化的同时，城市博物馆也应努力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脚下的土地，在从事展览设计的同时更应考虑为彰显城市特色及地域文化做点什么。
事实上，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在这方面已做出了相当多有意义的尝试，其对博物馆的现代发展颇具启示意义。例如，在国内，台湾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即兴起所谓“乡土文化”。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台湾各县市博物馆纷纷举办以当地乡土文化为内容的展览，此举对地方美术活动的成长有明显帮助，对地方工艺民俗文物的搜集、发掘地方文艺人才，以及激发民众欣赏美术的兴趣也颇见成果。这一状况还最终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艺术市场，促使其日益活跃。
另如，在国外，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中即提出建设“城市博物馆”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在于，让城市博物馆摆脱以往给人的神秘莫测的空间印象，使其成为所有公民的文化遗产，最关键的是此类博物馆“应该包含所有曾对该城市建设和变化起过重要作用的事物”。
通过前述事例，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在现代社会，城市博物馆发挥的作用已不仅止于藏品收藏、保管及一般陈列那样简单。民众在博物馆中需要了解的也不仅再是独立的文物个体及泛泛的文化背景。他们需要被博物馆引导，去触摸和体会与其自身关系至为密切的城市文化内涵。他们更会要求博物馆提供展示在他们看来似曾相识，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化展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城市承载着一层层相互重叠的物质废墟，包括建筑元素、历史遗迹或街道。它们几乎都没能以完整的面目保留下来，而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的，包括其他时代的残存，帮助记忆的物质，书写在现实空间中的过去的回忆”，而城市博物馆正是这些残存碎片的继承者与收集者，更是将它们编缀整理并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的创造者。
三
经由前文的论述，我们对于城市博物馆展览应解决的问题大抵有了一定认识。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城市博物馆展览策划中我们至少应遵循三点：一是通过固定的文物专题陈列充分展示馆藏；二是通过文物主题陈列，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三是通过举办历史类陈列展现所在城市地域文化特征。具体到天津博物馆而言，其以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并拥有极其宏富的馆藏资源，惟有通过推出高水平展览，才能使众多珍贵藏品走出“深闺”，也才能使城市民众更好地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多年以来，天津博物馆在精心打造书画、陶瓷等各类文物专题展览的同时，相继推出并仍在不断更新、完善一批以天津历史文化特色为主线的历史类专题陈列，其主旨就是将天津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艺术展现给观众。2012年5月，天津博物馆新馆隆重向世人开放，展厅数量、展览条件较之以前均有了较大程度提升和改善。在此基础上，天津博物馆相继设计、推出了一大批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主题、专题展览。它们均以馆藏文物精品为支撑，以完美的陈列形式设计为依托，以先进的展览设备为基础，以高新科技为展示手段。总体来说，新推出的各项展览均秉持了在继承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原则，较好地诠释了前述三方面原则。
纵观这些展览，我们将不难发现，天津博物馆新馆在利用馆藏传世文物众多这一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掘文物文化内涵，在原有各项文物专题陈列基础上，精选文物，优选创意，以“好题”、“好物”创造出多个新颖的文物主题展览。其中，器蕴才华——文房清供陈列、安和常乐——吉祥文物陈列、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陈列和志丹奉宝——天津收藏家捐献文物展等均在突出主题的同时，打破了以往堆砌文物的展览模式，在创意与馆藏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力求在推出以往未展出的精品文物的同时，向观众奉献格调高雅、灵动活泼的高水平展览。这些展览不囿于传统陈设理念，而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强调观众的互动参与，通过对文物的整合创造出别开生面的展览，创造出迥别于以往的展示意境。例如，专题展中的吉祥文物陈列就打破了以往以物论物的界限，其以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为主题，以“福禄寿喜”等吉祥元素统领展览，在各主题下组织瓷、玉、书画等丰富文物展品，从而使各类器物在新的主题下获得了崭新的解读视角。陈列也因此在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符合了民众的心理需要。归根结底，文物主题展览虽表现主题与展示文物类别有所不同，但都力图使观众在欣赏展览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增进了解，有所记忆。通过这个陈列，观众或许对“福”“禄”“寿”“喜”等中国传统吉祥文化要素有更多理解。通过文房清供陈列，观众则或许对“笔”“墨”“纸”“砚”构筑的古代文人世界有更多领悟。诸如此类，这些认知的获得积累正是我们策划这些展览所欲达到的目标所在。除文物主题展外，天津博物馆还重新“包装”推出了“天津人文的由来”、“中华百年看天津”等历史文化主题展。这部分展览集中展示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历史人文的发展脉络，力图使观众通过观展明晓天津历史文化渊源，在观史的同时解读身边的城市。其中，“中华百年看天津”一直是天津博物馆致力推出的“拳头产品”，此次藉由新馆创立之机，策展人员重新对其进行了加工完善，借助文物、文献、史料、照片等2100余件展品，极大扩充丰富了展览内容，使天津近代发展面貌得到全景式展现，从而在做足天津本土文化主题的同时，达到引领观众了解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