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森：1956 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从1984 年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期间创办东海堂画廊，在开办画廊的同时收藏了很多重要的民国和早期油画。
从年代中走出的不屈艺术
在位于北京驼房营的一座颇具民国特色的大院中，艺术家徐龙森安静地从事着“山水”创作。而他自己也经常穿一身民国大褂，这让大多数来访者进到院子就像回到了民国时代。熟悉徐龙森的人都知道，他早年也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上世纪90年代赫赫有名的上海东海堂画廊的主持人正是他。
成就大业的人，大多要尝尽人间百味、世间冷暖，方能最后修成正果。徐龙森1956年出生于上海，自幼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多人，时常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正当学龄，又遭遇文革浩劫，断断续续上了13年学，总算拿到了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文凭。但生活并未就此开始变得顺利。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玉石雕刻厂，一干就是6年。对于艺术的热爱，并不能化解时常萦绕在徐龙森脑海中的苦闷、自卑，但正是困境的磨炼，使得徐龙森爆发出了日后强大的搏斗力。也许是造化安排，一条刊登在报纸夹缝中的关于可以“停薪留职”的报道，让徐龙森看到了新的希望。
急剧变化的时代，往往成就无数的英雄，而那些在大时代变换中能首先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最终都能够成就自我。一直等待机会的徐龙森，看到国家允许停薪留职的通知后，立即离职，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自己接活儿赚钱。他和几个朋友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到处为人做雕塑，很快挖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也从此开始，他的“艺术生意”越做越大。1989年，为了偿还自己与两位朋友购买洋房的借款，徐龙森创办了东海堂画廊。
历史使命与投资并驾齐驱
如果说胆气、魄力与机敏是徐龙森挖取人生第一桶金的关键的话，那么对于文化运行大势的判断，是徐龙森能够将东海堂办成全国知名画廊的最本质原因。由于“文革”的冲击，中国的现代油画传承出现了断档，关良、沙耆、关紫兰、李青萍等在今天看来赫赫有名的民国大画家，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作为上海人，徐龙森在骨子里对民国文化有着天生的继承与敏感，这也为他画廊的经营提供了方向。
由于买不起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大家的画，他开始寻找他们弟子的作品。寻找过程并不简单，常年被忽视以及破坏，这些作品不是隐藏于深巷、田野，就是濒于被破坏的边缘，但也正是这段经历磨炼了徐龙森日后为人津津乐道的眼力。民国油画帮助徐龙森在艺术经营界奠定了地位，也是在他的努力下，许多重要的民国油画大家再次走入公众视野，如李青萍与沙耆。尤其是他与沙耆的交往，颇有些传奇。这位早年深受徐悲鸿青睐，留学比利时后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因为精神分裂隐居乡间。通过送烟酒以及一起画画，徐龙森与沙耆建立了联系，并在此后陆续购买了他300多幅作品。这些在当时数千元一件的作品，今天已经普遍涨到了几十万元。对艺术的热爱、眼力与对文化大势的判断，为徐龙森带来了巨大财富。
徐龙森在对民国油画的发掘、整理、收藏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那个时期艺术家的梳理方法。“我是把它梳理成两个不同的系统。第一，一个是留欧的，一个是留日的；第二，要分成1949年前和1949年以后，因为一个大时代会对艺术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画风到思想水平都会产生落差。就拿留欧的来说，不管是吴作人、庞薰琹还是后来到敦煌去的常书鸿，1949年以后和1949年之前的作品落差之大是很惊人的，只有少数例外。林风眠、关良是例外，关良先生是很伟大的，他是从一开始到他死以前最后一幅作品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好，这是很难得的。”
收藏要有能容纳天地间山水的胸怀
徐龙森对作品的鉴赏力，并不局限在理论的研究，他对好的作品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和直觉，这和他的故乡江南一带的收藏传统有关，也与他自幼习画的积累有关。有一次在香港，黄君实先生在宴请他以后带他到家里去看收藏，徐龙森看了黄公望等的好多作品之后，突然一张王蒙的作品出现，他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完全进入到画中，忘记了画外的一切，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驱使他要读懂它。20分钟以后，他说“我饿了”，黄先生笑说：“看来这20分钟把你午饭的能量都消耗掉了呀。”从那次爱上山水画之后，他就开始了狂热的收藏，现在他手里已经积攒了很多重要的山水画。
十几年的收藏经验，让徐龙森对中国山水画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传统上人们把山水画分为北宗和南宗，但在他看来，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山水画发生学，北宗画骨干，南宗画植被，这完全是由南北两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到了当代，人们早已不再被地理环境所局限，这种区分显然已经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胸中沟壑”——怎样画心中的山水。徐龙森也希望自己的山水画中有阳刚亦有阴柔，他喜欢昆曲的儒雅精致，也没有妨碍他推崇卡拉OK。“我认为卡拉OK将来历史意义很高、很大，你看那些歌词写得多好，这是最具有当代性的先进文化。而且卡拉OK在中国来讲类似有点儿像‘启蒙运动’，很重要的。现在所谓的诗歌界哪写得出这么好的歌词？这是当代很先进的一个文明标志。”在混杂的现实面前，徐龙森由艺术家转而开画廊、做收藏，进而做回艺术家，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天性，保持着对世间万物的敏锐洞察。
正如对于财富“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潇洒，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徐龙森又开始了他新的征程——2004年，他由上海来到北京，并逐渐淡出艺术经纪人的角色，开始专心绘事。与做生意、开画廊，在世俗社会的奋斗相比，来北京后徐龙森完全处在精神的创造中。作为一个能在天地之间找到运行规律的人，他很快就有了突破，并且一鸣惊人。2009年10月，徐龙森用他的巨幅山水在比利时皇家大法院为欧洲人打开了观看东方文化的新视角，这既是东方文化对西方一次全新展示，也让世人目睹了以“艺术家”身份出现的徐龙森的风采。
记者VS徐龙森
记者：从收藏家到艺术家，您是怎么完成角色转换的？
徐：藏品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事实上，我不认为那段收藏经历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或者说是一段特别牛的经历。那段收藏的岁月只是丰富了我的视野，对各类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以及后来对国内国外的博物馆的浏览也丰富了我的目光，对艺术的理解更深刻了，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为现在的艺术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记者：您怎么定位自己的收藏？
徐：从一个艺术家、画廊老板到收藏者，我在这个过程中积攒下了很多作品，现在又完整地回归到艺术家身份，这里面有一种对艺术的追寻使然。在收藏过程中我很少关注这个画家的作品会不会挣更多的钱，只是对作品本身感兴趣。当年，我的收藏定位基本锁定民国油画、中国早期油画、古代油画，那个年代中国处在文化转型的时期，画家也在寻找自身的文化定位，作品会有中国传统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有一些藏家是因为爱好、投资等原因来做收藏，对此我不做批评性的评价，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藏家。对我来讲只是在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艺术实验。
记者：您的收藏和其他人收藏的区别在哪里？
徐：是不同的。我的收藏几乎是没有参照意义的，因为是用艺术家的视角来收藏，如果说当年没做画廊的话，这些作品也到不了我手上，也见不到这么多好东西。当然，也恰恰是这些作品把我养活了，也养活了我的艺术生涯。由于比较专注某一领域的收藏，手上的东西品质会比较高，但是这些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很少将作品拿出来拍卖，基本上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够了，日常生活也非常节俭，吃穿都很普通，只想平静安宁地度过一生。
记者：您从自己的藏品中得到了什么？
徐：首先，藏品基本上是随便放的，从来不试图将某件作品供起来，只是在客厅放一些，从不拿出来给别人看，自己也很少看，因为它们对我而言就是实验室的一种元素和材料，从中获得理解和认识，其他就与我无关了。它们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着，我对它们已经没有需求了，当然它们本身的价值一直在闪闪发光，能从中得到认识就够了。还有一点，现在之所以能够这样安心地画画，是因为那段画廊时光给我提供了相对坚实的经济基础，故此可以非常坦然地面对美术，可以非常孤寂地一个人画画，收藏是我艺术创作最大的基石。
记者：当年拿到那些珍贵藏品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徐：因为是带有研究性地收藏和购买，有时候得到一件梦想中的作品就是意念在起作用。比如常玉，他不在国内生活，但是那个时代的一批人都是很眷念故土的，他在国内有朋友有家人，很多作品都是从海外邮寄回来的，我常常在梦想拥有常玉的作品，最后这个东西就真的会出现，这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意念。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收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名家油画作品？
徐：当年做画廊的时候，看到很多艺术家都是很潦倒的，比如沙耆，他们的作品不受重视。李鸿章评价中国的历史巨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批艺术家面临中国第一波直接冲击和转型，他们对于这种变化的应对可以说体现在作品中，这是我当初着力于民国油画收藏的一个原点。通过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来看他们的呈现方式，就发现像关良、关紫兰、徐悲鸿、林风眠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个时代每个不同层面的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应对新事物。
记者：您对民国油画的修复有什么见解吗？
徐：拿潘玉良来说，她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估计安徽省博物馆收藏包括后来修复都有问题，把很多东西弄坏了，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原汁原味；台湾人的修复也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是迎合商业的需要把一张画修得像新的一样，那就完蛋了。坏了就坏了，应该恢复它们的原样，甚至像修老房子一样应该以旧还旧，以旧还新就完蛋了，等于把青铜器全部打磨一遍，甚至比青铜器打磨更可怕，青铜器打磨是不好看，但是铭文还能证明它是真的，没有问题，器形还在，色彩重新画过以后像什么？
记者：您有这么多名家的作品，拿出来拍卖过吗？
徐：没必要拿出来。因为现在只要一拿出来一件，就会有大批“伪公知”站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些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的人，整天在谈论真假，我没时间面对这些无聊的人。话说回来，民国油画将永远成为没人研究的课题，现在延安派和留苏派可以说是后继无人，目前国内像方力钧这批当代艺术家是和原来的系统不发生任何关系，是完全从西方嫁接过来的艺术，这又让后代怎么去了解民国这段历史？但这这些藏品使我对民国时期整个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进行剖析，从中找到了自己艺术的再生资源。我也不在乎这批画值多少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据说现在这些作品价位很高，但那些拍卖的参考数据我一概没有。
记者：那您会在拍卖会上买新的近现代作品吗？
徐：近些年拍卖公司的现近现代专场也很多，我大约有五六年没有翻过拍卖图录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记者：您考虑过自己藏品的去向吗？
徐：明天早上我能不能醒过来都不知道，所以现在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就是活在当下。我的人生态度已经到达非常干净的状态了，关心的是后代能不能比我更强大，如果他们比我更强大，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了，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成就。
【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