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美术馆：摸着石头过河
董事会是许多民营美术馆缺失的，也就意味着在管理层和出资方之间少了一个裁判。民营美术馆的话题随着上海一批已建成或正在建的美术馆的出现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大量资本的投入使得私人美术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海政府的扶持让上海的新一波民营美术馆成扎堆之势。再加之一批有资历的民营老馆都经历了人员结构上的大换血，台湾来的谢素贞在接替了张子康的今日美术馆馆长一职不久之后便草草辞职，原副馆长高鹏走马上任；曾协助尤伦斯以极低的价格拿下目前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所在空间的方蕾接替栗宪庭成为宋庄美术馆新任馆长；再早些时间黄冰逸接过沈其斌的大旗担任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馆长；70后策展人卢迎华接任黄专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一职；新晋的昊美术馆聘请了原阿拉里奥画廊艺术总监尹在甲，上海德美术馆和北京民生美术馆的馆长人选尚未公布。这一批新势力的登场似乎预示着民营美术馆的发展将迎来一个新阶段。
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
早一批由地产商投资兴建的民营美术馆中，今日美术馆可以算是一个典范，且不说它是否切实从美术馆自身肩负的责任出发去打造美术馆，最起码它没有倒下，而且在艺术这个小圈子里许多艺术家把今日美术馆作为一个进入艺术圈话语中心的跳板。
今日美术馆首任馆长张子康在回顾其当年的工作时表示，当年他掌管的美术馆正处于美术馆行业的初步发展时期，他说，“特殊时期就需要有特殊的方式把它做起来，这些方式可能很不规范，就好比中国的企业家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最早一批企业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发展起来”，不正规是张子康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显然谢素贞不如张子康更懂得在今典集团的支持下，在大陆的艺术圈如何打造一个因地制宜的美术馆。
谢素贞是一个理想化的美术馆人，她上任美术馆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人员上削减了一半，并且她要求在她任职期间所有展览组的工作人员必须会两门以上的外语，必须是留学国外艺术相关专业的人员，她希望今日美术馆是一个可以国际化的美术馆。此外她还将22院街的改造计划提上了日程，在她的规划中这条街将建成文化创意产业一条街，相关的从业者都可以入驻。她曾设想在夏天，大家都坐在临街的院子里喝咖啡，这里除了艺术，更能体现出一种艺术的生活态度。“围绕着这一主旨，22院街将做大量的调整，包括成立水墨馆、设计馆、中国艺术图书馆。如果效果好的话，我想大概还有摄影馆跟儿童艺术馆产生”，谢素贞在上任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规划中的水墨馆就设立在22院街的中间位置，打算于9月份开馆，只可惜那时她已经离开了今日美术馆。谢素贞坦言，在今日美术馆她没能与董事们取得良好的沟通，这一点与她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时截然不同。
谢素贞的理想是长线的，她是按照一个优秀美术馆的标准来要求和改造今日美术馆，她希望可以解决张子康时期辉煌背后的隐忧，从不正规变得有社会责任感。她要求自己的团队充满活力，高效运转，她希望董事们不要仅凭简单的数字来判定美术馆的好坏，希望董事会不要形同虚设，她接近所能为美术馆拉赞助却被高昂税收难住。曾经在台湾一年做5个展览的她来到了一年要做65~75个展览的今日美术馆，在质与量平衡的问题上她竟然妥协，她被骂过做的展览没水准，也被骂过迎合市场，反而觉得高频率的展览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她开始思考所谓的东方模式，“我期待以后交流当中大家可以告诉我举办如此高频率的展览没有办法顾及品质，我们现在所有的品质交给外来的策展人或者艺术家自身，这是目前民营美术馆悲哀也是喜讯”。显然，跨越特殊时期这一步她走的太急了。
不匹配的游戏规则
之所以民营美术馆的发展会遇到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实践走在了前头，无论是政策、社会意识，还是大的社会环境都还没有形成适合民营美术馆生长的氛围。就像民生现代美术馆执行馆长李峰说的那样，在中国很多情况需要把事情先做起来，“以前民生银行请过花旗银行的美国总裁过来担任一段时间行长，这位总裁对员工说他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其实民生的人不会听他的，原因就在于当一只大雁飞过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蒸着吃还是煮着吃，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雁飞走了”。
中国许多美术馆是由地产商投资建造的，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吕澎曾经接触到许多这样的美术馆，这种美术馆暴露出最突出的问题即资金的持续性问题。地产商可以拿出一笔钱修建非常漂亮的美术馆，打造高质量的开馆展，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地产商总是希望将美术馆的开馆和美术馆的存在与他的投资项目甚至整个经济体发生紧密的关联，所以开馆的时间往往正好是卖房子的时间；第二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投资人都会考虑投资周期、投资范围、投资收益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一个投资者的基本出发点”。当然这与我们现有的游戏规则有关，现有的政策法规和相关的扶持制度不具备，以至于企业支持的持续力降低，一个个民营美术馆成立，开馆，然后展览质量下降，消失，这种现象将会极大挫伤文化艺术事业资助这的积极性。曾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银川美术馆将于2014年9月份开馆，开馆展由吕澎策划，据介绍在开馆展上将有许多非常罕见的艺术精品，不过这之后的情况还一切未知，是否又是一个挫伤积极性的案例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吕澎所在的成都当代美术馆成立已有两年时间，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投资，每年的管理费用约1000万，至于办展览的经费都靠吕澎亲自去跑，因为申请再多的资金已经不太可能，这样一来，美术馆能否持续下去就要看吕澎的个人能力，他也非常担心如果下一任馆长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美术馆该如何继续。此外由于美术馆自身身份的不明确，也为吕澎许多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麻烦，出资方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是一家全资国营公司，并非文化事业单位，每次涉外展览就要向上级打报告，报告交到文化局，文化局就说这不归我们管，这是高新集团的事儿，开幕请各个主管部门领导担任嘉宾，结果谁也请不来，因为展览没有上报文化局。在给美术馆申请非营利机构牌照的时候，吕澎也遇到了张子康当年的问题，根本摸不着门，按流程首先应到文化局报批，然后到民政局注册，但是成都的民政局以这事儿我们也没干过为由拒绝了吕澎的申请。
现有制度下的可行性
游戏规则不完善的问题不是靠几个代表呼吁一下就可以解决的，既然有这么多人已经走上了民营美术馆建设这条道路，那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目前当投资方与美术馆之间失衡，通常都会由馆长出面，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游说投资人，此时是无公平可言的，谈得拢就继续，谈不拢就闹掰。就像谢素贞用观众排长队进美术馆的照片打动了台湾当代艺术馆的董事会后，要钱屡试不爽；而与今日美术馆董事会的不良沟通之下，只能自己提前下课。
董事会是许多民营美术馆缺失的，香港M+美术馆高级策划人皮力介绍说，“董事会在管理层和出资方之间形成一个裁判的制度，当学术目标确立之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根据流程，根据美术馆要达到的目标，来确立我们的任务”。在欧美，基本上美术馆和博物馆都会建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则来自不同的领域，并非都是艺术专业出身，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历史学家、作家、电影导演和制片人、银行家、企业家、国会议员；蓬皮杜艺术中心、奥赛美术馆和卢浮宫，董事会成员中还聘请有专业影响和文化声誉的外国人。董事会不仅有义务为美术馆募集资金，公布募集计划及金额，并且不领取任何报酬。董事会的存在可使美术馆的权利结构更加合理，管理权、监督权和所有权三权分立。
在人才的聘用方面，中国的美术馆更倾向于艺术专业人才的聘任，但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或许没有人想过要聘请一位卡地亚北方区的经理担任美术馆的首席执行官，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带领着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逐步奔向自负盈亏。5年前薛梅加入UCCA，2010年升职为CEO，自UCCA成立至今，尤伦斯基金会已经持续投入6亿元，但每年的投入以30%递减，薛梅估计明年能够从基金会得到的资金支持大约是1300万，其余都要靠空间自己维持。
薛梅把她曾经在卡地亚积累的商业经验运用到了艺术空间，她亲自为商店采购，洽谈版权交易，开发产品，扶持当地的设计师。从UCCA自主收入情况来看，艺术商店的销售占到了55%，难以想象的是仅画册一项每月的销售额就高达18万，除去17%的税金，利润率在48%~49%。她从不放过每一个为空间带来资金的机会，她曾多次向政府提交报告申请支持，目前为止，UCCA共获得过两笔政府奖励，共计60万。此外品牌赞助也是UCCA重要的资金来源，不过大多数都是国外品牌，“比较可惜，目前国内的企业，当我们寻求赞助的时候，有回应的屈指可数”，令薛梅非常欣慰的是，她们今年拿到了第一笔中国品牌的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