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组作品“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阳江是一个在广东西南部临海的三线城市，“阳江组”由艺术家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创办于2002年，那些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品往往直抒胸臆，即兴无常态，无奈与幽默并存，惨淡和兴高采烈同在。
针对正在上海举行的阳江组个展，文艺批评家吴亮、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负责人陈侗、艺术家杨诘苍，以及阳江组的成员之一郑国谷针对“什么是底层人民爱看的艺术”展开了讨论。
不以为然的展览？
吴亮：展览的作品很奇怪，表现底层，来看的人除了关心艺术的、观念艺术的以外，就是媒体了。现在很多问题非常矛盾，批评家、艺术家又会说老百姓很重要。
陈侗：这些画说底层人民爱看，里面其实有一个悖论，我们不喜欢的那一点恰恰是专业的问题。如果是白描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老百姓完全接受白描，跟专业语言很像。
郑国谷：我们大概的意思是要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那我们怎么样忘掉现实的条条框框呢？我们找到“不立一法，不破一法，有法皆立，有法不破”这四句话，写在墙上。阳江组的展览是一个空间一个作品。“不立一法”字样的对面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搏”，那是卖衣服的。卖衣服刚开始肯定是最真诚的，表现出“我真的很惨，真的不行了”。我在这里看到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悲惨或者商业上的悲惨，但不可以公开抗议。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像游行一样，真实地可以在我的大厦内我自己的地方里游行，用很多“跑路”啦、“进行处理”、“跳楼价”这样的招贴画，现在变成商业手段了。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我们这个作品别人可能会看到跟现实的店面有点不一样，我们是总结了很多店面，就为了要做一个我们理解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搏”。
吴亮：现在当代艺术已经到处都是政治了。
陈侗：是这样子的，跳楼啊，大甩卖啊，艺术家不是一种宏观的观察才得到这些，但是在做出来之后这个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不会形成事件。
吴亮：所以偶然性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郑国谷：有些我们觉得不合理，法律上，我们没有跟它对着干，但我觉得这只是法律跟不上现实而已，或者这个现实太硬了，我们作品要去软化这个现实。
杨诘苍：上海艺术界对于这个展览不参与是吧？很少在展览开幕式上能够见到上海的艺术界或者收藏界人士。
陈侗：上海大，不可能出现那种热闹的场面。
杨诘苍：觉得如果一些国内的艺术家没有一种积极性，如果在欧洲比如说在巴黎有一个这样的展览，基本上专业领域的人都会来，你不喜欢可以不屑一顾，但是得有一种参与感。但我估计北京也差不多，我在北京也做过展览，实际上那种参与感不够强烈。策展人侯瀚如做过一个展览，在上海的外滩美术馆，也没人来。开幕吃饭说请也没请到多少人，我就想通过这个信息问，现在中国国内艺术家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开幕的时候不来看，是不是就不以为然？
吴亮：我也像你一样观察过，看上海当代艺术从1980年代末到现在我也看了二十多年了，但我也不是每次都看，因为有些艺术家我很熟，那他有些东西我就可以不去了，打个招呼我以后再来看都没问题。
杨诘苍：在欧洲，当代艺术这个东西是看得很高的，很多哲学家很多名人都会来通过当代艺术找到一些启发，所以它在西方就像汤上面一层黄油一样。一个政府把文化和艺术放到重点来做，如果你基础不够厚，那么这个是空讲，基调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教育也非常的失败，根本上还是要回到教育里。教育出问题了。
吴亮：中国的教育问题解决不了。
杨诘苍：解决得了，可以解决。这个你不能解决也要解决。我觉得把它那种作为公司来搞教育的那套东西改变掉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是可以解决的，有很多好的经验。社会主义的时候有很多好经验。但扯得比较远了，扯到一种现象。
吴亮：国家的统一的教学大纲，所有考试导致应试教育，所以价值全都是单一，没有什么差异性。像郑国谷这种作品在西方是很自然，也不用讲西方了，像印度啊好多小国家，都无所谓的。你说你有钱，我也觉得很自然，像印度尼西亚那些人，他们过日子从来不会去嫉妒别人。中国不是这样，现在全都开公司。
杨诘苍：我记得有一次晚宴在法国大使馆，一个很富有的法国收藏家来，当时还请了很多北京的名人。法国藏家问当代艺术为什么现在在中国这么贵呢，中方策展人就说贵好啊，贵的话全中国人民都注意当代艺术，包括你们外国大款也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这话就不对了，如果要把贵当作别人在关注一个文化现象的前提，那是教育出问题了。但没想到中国当代艺术过了几年更贵，前一阵子拍卖场两亿多港元一张画，这个肯定是灾难性的，中国当代艺术肯定也是灾难性的。现在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当代艺术，为什么那么贵。当代艺术是贵族文化，不是给每个人看的。
郑国谷：那现在还卡在一种向“钱”看的状态，这就变得跟当代艺术有些脱节了，比如当代是另外一种实验，是一种探讨性的方向。向“钱”看了，富人的趣味把价格拉上去了，但是它跟当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有钱人的取向，他按照他的意愿让那张画贴了一个比较昂贵的标签，但是这些商人是很懂的，知道只要我贴了这个很贵的标签，连阳江小城的乡下人都知道，大街小巷都会议论，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了。原来商人是制造一个事件，他跟当代的探讨没有关系。中国艺术圈是精神分裂的，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搞不到一块儿，可能未来会好一点。
吴亮：西方的教育是，他们人口不多，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从小就受到熏陶，他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艺术，借此谈问题、讨论，他们对艺术非常有兴趣，喜欢谈。但在中国很少。
杨诘苍：在巴黎看电影是排长龙的。
精神不是唱出来的
吴亮：我之前在大学或者美术馆做讲座，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话题，我对大家说还有时间你们可以提问题。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提问题，听众已经失去了提问题的能力，所有的问题老师给到他们，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说一个问题会有十个答案。教育就是这么出问题的。大学生尤其还是艺术系的，他们都不想提问题，而且如果这个讲座是说着玩的，不算考试，学生也就爱听不听，没兴趣了。你所提的问题你觉得很有意思，但他对这个很陌生，而且对这个问题背后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能力的缺乏自然不用说，比如他历史方面知道秦始皇或者很喜欢看清宫戏，但是“文革”不知道，党史不知道，民国初年不知道，全都不知道。知道的也全错的。然后这些人好不容易考进艺术学院，是想以后过上比较好的高级生活，我还在谈论城市生活，可能他自己老家就破破烂烂的，在农村里，你的讲座却还在这里讨论这个。你所关注的东西都是他所逃避的。
郑国谷：考美院有个好处，你文化课分数不够格的话你还可以走这条路，所以有很多人都是临时抱佛脚。而且现在那种速成班很厉害的，它可以一个月教会你考美院的所有方法，但一切只是应付考试的。速成的马上能找到一个规律，那现在制造一个艺术家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规律，迅速地培养一个艺术家。
杨诘苍：中国不够培养一个人的敏感性和创造力，这点欧洲是充满创造力的。欧洲白人比较喜欢创造，有个性，前面讲到欧洲的教育，这个是比较个性培养的。我在法国看到小孩拿的课本，每个学校的老师可以决定学生课本去买什么，每个学校的课本同一个年级不一样。而我们这里十几亿人都是同一个课本，所以他们是老师很重要，你选择什么学校碰到什么老师，它的统考不是说学过这个就考这个，它是跟你平常成绩都挂钩的。德国更离谱，德国下午都不用上课，更多的时间给你们自己去分配。人家出人才啊。我们这里搞到晚上十二点一点还在搞功课，这就没有办法去讨论问题了。我们的学生到了社会没办法去接招，一个招过来就没办法接了。
吴亮：中国教育是要你去背答案，不是去思考。
陈侗：前些年，十多年前，我跟法国的一个教材出版社合作，因为他们的教材有个当代作家的访谈，我要用那个访谈，我就要了那书的版权，我说你们还有什么出版物我也想看看，他们就很谦虚地说哎呀我就是出教材的，这要是放在中国，他们哪里管那么多啊，他们宁愿多做点生意。但是法国人就很谦虚，我是做这行的我就只是做这行。他告诉我，我们不能合作，因为我不是做教材的。
杨诘苍：通过昨天的观察我就觉得还是一个教育的事情，孩子们心态打不开。刚好（阳江组）他们的风格跟这个是很一致的，很创造性的。
陈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要慢慢来。
杨诘苍：我们需要搞文化，文化应该有这样的高度来去看，去看政治，去看经济，去看一切，要文化还是文化。文化是一个灵魂上的东西。我们是只能看到物质和反物质，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我们看不到的是暗物质和潜物质。我们一直在搞精神文明，要怎么去产生精神文明？怎样去产生反物质？如果没有物质的基础，和潜物质的这种结合，产生不了精神文明。我们的科学家、政治家不懂这个世界怎么构成的。以为我们物质有了，就可以有精神。连庙里面都是搞经济的，精神怎么出来？精神不是唱出来的。
吴亮：有个词叫宽容，和兼容。在外国存在，这就是叫做差异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在中国就不可能。只能是一元的。
郑国谷：于是就把中华文化打造成快餐。只要你点喝茶，有人就会告诉你，喝茶是怎么样的。或者你学点书法，有人就会有固定的书法，就把以前的传统，用一个模子固定下来。
杨诘苍：还会请来几位相互表演的，少林功夫，什么跳舞，这些都非常酸，这看得你实在是要吐。参加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更惨，那看了是真的不好意思。中国人蜂拥而至，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那里看真是无地自容。很多人就是拿了钱，就去搞得像摆摊一样，然后因为去过威尼斯双年展回中国又到处做讲座。现在的威尼斯双年展根本不是原来的威尼斯双年展。今年法国的这几次展览也是如此，中央美院也来了，范迪安、法国总统的名字也摆出来，我认为把名气都搞坏了，这都是乱搞。借用了一个人的名字，摆了几个地摊，中央美院的几个教授照片摆在上面，这叫对外文化教育？这不能让他们再这样搞了，丢脸的。有人搞一个园子，放烟花啊，吃饭啊，看他做爱啊，看船飘过啊，作为中国人，这种艺术形式让人不舒服。
吴亮：18世纪以后，英国教育家纽曼最早提出来，大学教育是通识教育。老师只是传播知识，但不研究，研究会影响传播知识，老师跟研究人员不同。后来到了19世纪洪堡觉得大学一定是研究机关。这基本是两种理念。二战以后，纽曼的东西复活，大家又认同通识教育。还有一种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通识教育这两种东西现在中国都没有。大学里面研究吗？全是抄论文，抄来抄去全是抄。
杨诘苍：中国有一个好传统师承关系，作为艺术这一块师承关系还是比较容易出人才。（这种方式也许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那年我跟陈侗商量国画是否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师承关系，结果学校系主任都不以为然——全用俄罗斯的那一套来教国画就行了。
吴亮：我们作为个人，只能自救，这种社会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杨诘苍：永远都是这样，不担心的，自救就是最好的办法。
郑国谷：自救或者就像自由一样，它就变得孤独了。它就是那样的。我自由了，其实就是一个个体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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