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提·卡尔，《佩戴披风和盾牌的战士》，2008， 玻璃钢，蕉叶，棉，不锈钢，190 x 205 x 160 cm
作为出生在英国的印度裔艺术家，巴尔提·卡尔同时也是印度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苏伯德·古普塔的妻子。作为印度代表性的第一代艺术家，苏伯德·古普塔和巴哈提·科尔的作品，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印度的方式。卡尔的作品曾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伦敦蛇形画廊、里昂当代美术馆等多个机构展览。
“这不是一个代表印度文化的展览，也不是一个作为中印文化对比的切入点，这是我对于我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的思考。”巴尔提·卡尔在展览伊始，就明确自己的定位，不容辩驳。
巴尔提·卡尔把自己的展览命名为《轻罪》，言下之意，在于描述一种错位、失焦、走偏的状态下，仍可能成为从此发现一些新东西的角度。
展览呈现了在过去的15年间，巴尔提·卡尔是如何取材于日常生活，把自己看成是一块海绵进行吸收和膨胀。她除了对人与动物之间的种种变形，包括进化的观念很有兴趣外，还对人类学、极简主义和抽象主义艺术进行了透彻研究。
走进美术馆，第一眼，便看到和展览同名的作品《轻罪》，这是一只目光狰狞、青面獠牙的鬣狗，对着观众怒目而视。鬣狗由玻璃钢所制成的雕塑，但其背部覆盖了一块来历不明的其他兽类的毛皮，鬣狗站在装有一些木桩的平板车上。这种动物形象或是物种混交形象是卡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鬣狗是挑衅而具有攻击性的，同时也是嘲笑式的，它似乎回头在问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卡尔说道。卡尔经常会提起她的艺术启蒙者，她孩提时代的一位美术老师，告诉卡尔，什么是“负空间”：当她看一件物体，就去看是什么在它的周围。这决定了之后卡尔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艺术创作的手法，是去关注那些背后的、周围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卡尔总是从所谓正确的位置偏离一点，不让人们看到他们预期想要看到的东西。譬如展览中包括了卡尔重要的摄影系列“混种”中的诸多作品，这些后期制作的图像——半人半兽——既诱魅又端庄，既跋扈又忍耐，既像是与她们所被赋予的角色达成了某种共识，又津津乐道于她们的表里不一和多重个性。
“在《自画像》中我看上去成了一只狒狒，我总是使用猴子的形象，是因为我们并非如此固化。要知道，我们跟猴子的基因只有3%的差异。因此，将所谓的理性思维作为更高级物种或特殊物种的分界线是很好笑的。我想我的很多作品总是用到动物，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只是这个星球非常小的一份子。”巴尔提·卡尔说。
对卡尔来说，关于身份的核心问题(这可能和她的二代移民身份相关)与生物性的审美喻义表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譬如三楼的展品《皮肤讲的不是自己的语言》在展览期间就很是轰动，一头筋疲力尽的母象匍匐而卧，象征力量与野性的庞然大物此时奄奄一息，它像是干涸快要枯死的状态，没有任何硬性的物质——包括象牙，在大象的身上布满了精子状的额痣，仿佛是另一层皮肤。
这件作品很容易被人理解成是艺术家对印度这个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和渴望重生，大象在印度被认为是尊贵、智慧和强大的象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象作为这个拥有漫长历史和伟大文明的庞大帝国的隐喻；精子形状的“额痣”本身就极有反讽意味，男性的象征同这一女性的对象糅合在一起，从而成就了对这个国家及其之外的性别议题的开放式提问。不过艺术家却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她认为这是生命延续至今的见证，跌倒后挣扎绝望的状态，才能挖掘出希望。
事实上，带有“额痣”的创作，是巴尔提·卡尔在西方成名的一个显著符号，就像是日本女性艺术家草间弥生的圆点一样。“额痣”是印度女性点缀于眉心的装饰。卡尔将额痣作为媒介引入她的绘画中，重新定义绘画的可能性。观看卡尔的额痣贴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体验。不同颜色的额痣像气流一样有着各自的方向，好像构成了一幅抽象主义的立体绘画；近看时，额痣的动态则更显活跃，营造出童话般的迷幻效果，使观者仿佛进入一个奇妙的超现实的微观世界。
额痣对于卡尔也有特殊的意义。1995年，卡尔在新德里的一个市场里遇见了一名前额点着“精子”形(蝌蚪形)额痣的妇女，她询问了哪里可以买到便前往店铺买下了店内所有的蝌蚪形额痣，足足装了好几袋，艺术家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一刻激动人心。从此，额痣变成了卡尔独特的艺术语言。额痣覆盖在卡尔的作品外部，形成了神秘的第二层皮肤，艺术家以额痣作为符号来叙述和阐明自己作品的主题想要传达的思想，也凭借其额痣作品声名大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