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嘉德促成了漂泊海外50载的翁氏藏书回流，专家傅熹年、王世襄、章津才、杨新、翁万戈、启功鉴定翁氏藏书。
当今拍卖人的奋斗土壤，建构在许多前辈奋斗20年的基础之上。中国改革开放后，文物返还的政策使得民间突然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古玩艺术品，加之文物政策的调整，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顺势发端，并迅速膨胀，蔓延至全国。从1990年代初期发端至今，已有20余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经历了三起三落，在曲折中前进。中国考古学文物学知名专家、天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刘幼铮是拍卖界的元老，他与陈东升、王雁南、寇勤、祝君波、易苏昊、温桂华、甘学军、李秋波等一批拓荒者一道，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艺术品时代。
政府支持下的早期拍卖故事
1992年，“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中国拍卖界举办的第一次面向海外的开放型大型国际拍卖活动。当时的政府对这场拍卖非常重视，北京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拍卖领导小组筹划此次拍卖，国家文物局特批200余件1975年以前的文物参与拍卖。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次拍卖，是因为它在当时具有特别的意义。据北京荣宝拍卖的总经理刘尚勇回忆，1989年后，外国人对中国有很多偏见和不理解，这对改革开放很不利，为了吸引外资，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政治理念，于是政府把当时的92国际拍卖作为一个展示窗口，让外国人看到，连文物都允许他们来买，其他生意肯定更容易做。所以这次的拍卖是一个姿态，从北京市到中央领导都很重视，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随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等也跟进文物艺术品拍卖，逐渐打开了这个市场。那时候的艺术品拍卖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大国的形象，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虽然成交额并不大，但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这次文物交易热潮，对外国人来说是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收藏中国文物艺术品的良机，有数据显示，1994年3月的中国嘉德首拍吸引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及大陆各地区100多名中外收藏家前来竞标，到9月份翰海首拍的时候，吸引的海内外收藏家已经多达880多人，引起的关注度很高。
然而与北京的热火朝天相比，紧邻北京的天津地区，在艺术品拍卖方面，却没有那么顺利。据刘幼铮回忆，其实早在1993年，天津文化局就曾经提议要做艺术品拍卖，但是当时文博系统的某些专家对文物流通有一些抵触情绪，这源于长期以来不允许文物流通的国家文物政策。90年代，文物政策出现一些松动，虽然政府领导对此大力支持，但是文博系统认为这样违反《文物法》。后来，张德勤任文物局长期间就想出了文物监管的折中办法，1911年以前的文物经过审核后可以经营，这个办法虽然多少绕了点圈子，但实现了文物流通。
虽然当时天津的两届文化局领导都没有能够实现在天津组建艺术品拍卖的想法，但刘幼铮个人执着地想实现这个想法，于1995年左右开始筹划组建艺术品拍卖行，经过积极奔走，1997年，天津市文化局特批了刘幼铮老艺术博物馆的楼房，支持其开展文化产业的尝试。不久后，他成立了天津市文化发展中心，作为天津文化产业的创新基地，当时文化中心创立了4个公司，第一个就是1997年成立的天津国际拍卖公司。
当时刘幼铮之所以先做文物艺术品拍卖，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天津有不亚于北京的丰富资源。近百年来，天津承载了很多文化、经济、政治大事件，而且民间文物藏量非常大，仅1983年，在担任天津文物公司总经理期间，刘幼铮就曾主持发还了天津文物公司管辖的查抄文物，总量高达13万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当时天津与北京相比，改革开放的力度没有那么大，滞后数年也是情理之中的。
1997年，天津国拍在政府支持下终于高调成立，开幕招待会接待的嘉宾多达三四百人，两层楼的西餐招待会座无虚席，王世襄、朱家溍、秦征等都出席此次开幕式了。当时天津只有3家拍卖行，天津国拍是第4家，而且是唯一一家经营艺术品的拍卖公司。时值东南亚金融危机，天津第一家艺术品拍卖行就在这次危机中诞生了。
早期的几家重要拍卖公司或多或少有国有成分，天津国拍也不例外。其理念是以文化和研究牵动商业运营，在企业结构上，向嘉德学习其完整的股份制企业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文物运营方面，向翰海以秦公为首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学习。此外，为了做成国内一流的拍卖公司，天津国拍另辟蹊径，首先尝试两翼齐飞，即兼具文物艺术品和物资拍卖，虽然这种结构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在当时是很先进的。那时候赝品少，从业人员出身文博体系，文物研究功力深厚，所以出了不少好东西，现在有很多老客户还在向刘幼铮咨询当年那些拍品的下落。
天津虽然有丰富的民间文物，也不缺乏人才，但是始终不能与北京相媲美，据天问国际拍卖总经理季涛分析，主要原因是天津离北京太近，好东西一般都被送到北京，天津就被边缘化了，一直处于灯下黑的状态。他曾对各城市拍卖现状做过系统的分析，他认为拍卖做得好不好，取决于三个因素：资源、市场氛围、资本。比如，上海虽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1993年成立的朵云轩也成为老六家之一，但是由于上海的文物资源有限，收藏文化的历史比较短，因此，没有几年，上海就远远落后于北京了；广东省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收藏文化根基相对较浅，因此，艺术品拍卖一直滞后。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三起三落
在1990年代至2000年前期，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处于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市场充满朝气，这批拓荒者，比如陈东升、王雁南、寇勤、祝君波、刘幼铮、易苏昊、温桂华、甘学军、李秋波等老一辈创业者们，至今仍怀念当时的状态。
刘幼铮把那时候的市场归纳为：“影响大众，培育收藏，建设市场”。当时的拍卖人是非常纯粹的，以改革的精神尊重市场规律，积极借鉴佳士得和苏富比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把文化商业作为文化事业来做，以文化人的操守虔诚地对待文化，有理想追求，心无旁鹜，一门心思想做权威公司。
民众对收藏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在刘幼铮印象里，南京路上的友谊宾馆里，每次预展都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展览现场人满为患，而博物馆里却备显冷清，对此，刘幼铮当时深觉困惑，文物局局长跟他开玩笑道：“你还不知道吗？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不清楚，而且你这里标着估价呢。”究其原因，当时大家玩的是眼力，享受着捡漏的愉悦感，和博物馆、学校里教学不一样，过程非常刺激，所以这一阶段培养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者。
海外回流天津国拍最早做出了文物回流尝试，率先在国外设5个办事处，当时有一半左右的拍品来源于国外。办事处采取与当地人合作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对一的合作模式。那时候刘幼铮还年轻，世界各地到处跑，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泰国、法国、丹麦、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从瑞典带回国的乾隆霁蓝描金花觚，堪称中国觚王
当时的海外回流是极好做的，一方面东西多，另一方面没有透明、互通的国际价格。比如，刘幼铮在北欧发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瓷的祭蓝描金大花壶，让办事处买下来才花了10万元。还有一件是在瑞士买的中国目前最大的龙锦，买的时候10万元，结果拍了40万。还有一次，刘幼铮在德国征集的时候在网站上发现瑞士苏黎士有一件乾隆宫里的织绣品，第二天便请当地的朋友开车到苏黎士花了不到2万元人民币就买了下来，原来那是1796年嘉庆皇帝给乾隆祝寿的时候用的千叟宴灯联，虽然当时刘幼铮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确信是宫里的东西，兴奋得要命，回来以后请杨新先生深入研究后，他断定这是灯联，并称在清史档案里有记载。后来有文章指出图录印错了几个字，刘幼铮得知后专程把文章作者请来天津请教，作者明确指出这个东西记录在清朝的《国朝宫史》档案里。这种东西从海外回来可以升值百倍，但当时的海外卖家不懂，只是弄了一个纸盒子装着，刘幼铮回来的时候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托运了，唯独把这件东西随身抱回来了。
2000年至2010年间，虽然海外回流很顺畅，但是由于国内艺术品保险缺位，所以回流都是靠人拉肩扛的办法运回国内的，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背回来，其间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为一般征集到了东西以后，东西就不能离人。有一次从东京运回来一件《石渠宝笈》著录的卷轴，上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想接过来，当时那位经理把卷轴紧紧抱在怀里，生怕被抢走，工作人员都被其夸张的表情逗笑了。后来才明白工作人员是想让他办理托运手续。可以说这段时间的海外回流文物艺术品都是当时的拍卖人用身体和生命护送回来的。
2004年至2005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发展期。这一阶段拍卖企业数量大增，各地古玩市场、古玩城、旧货市场也热闹非凡，虽然赝品开始多起来，但是总体来看以正面为主，中国出现了文物收藏热，对于普及文化的作用是空前的，从这时候开始，民众对待古玩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刘幼铮对此深有感触，70年代当考古队队长那时候，农民对出土文物的做法是极其粗暴的，曾经有一个战国陶罐被某个农民在田间拿锤子砸得粉碎，纯粹把这些当游戏，浑不知其价值。而艺术品拍卖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时候，老百姓就认识到这些东西不能砸，会拿回家看看是不是宝贝，能卖多少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趋利性对于文物保护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逐利性和风险投资意识也为艺术品拍卖市场下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当时个体投资现象已经很明显，突然涌入市场一大堆人，他们多数不具备文物知识，甚至于文化水平不足，盲目跟风。据刘幼铮分析，这种风气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民众的财富增加速度与文化提高速度不匹配，而且骤然膨胀的行业与人才的稀缺，导致大量的不具备文物艺术品知识的从业人员仓促上阵，加之拍卖企业内部缺乏科学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结构，使得当时的拍卖行业氛围大不如前。
从2009年至今，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第三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就是2009年到2011年期间，金融资本批量地、成规模、成体系地介入拍卖，在其推波助澜下，拍卖企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艺术品的价格再次被推高，到2010年达至最高峰。成交额高达553亿，这次资本的介入对艺术品市场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市场规律之下2012年的成交额出现大幅回调，下降近半，众藏家对艺术品市场的信心骤降。
作为拍卖界的元老，刘幼铮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资本的介入确实极大地扩充了艺术品市场的体量和规模，进一步助推了大众收藏热潮，让中国艺术品拍市场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一把，但同时某些不规范的操作就像脱缰的野马，在拍卖行这片文化的花园上肆意驰骋，践踏得七零八落。”对此，刘幼铮觉得很痛心，他希望拍卖行规范经营，尊重市场规律，而不是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否则只能破坏这个市场和行业。
“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前景曲折大于直线，跌荡多于平稳，要想达到基本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恐怕需要十年以上，甚至于几十年的努力，希望于年轻人拥有资本以后，以理解和享受文化为前提进入艺术市场。”
自2009年刘幼铮参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物艺术品拍卖专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以来，协会对于艺术品拍卖行业的管理和引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力图树立市场正的风气，挤压行业的不正之风。比如，协会每年出的年度报告以实际税收为基础，用客观数据来挤压水分，尤其是对交割率的统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但是目前拍卖行业也备受买家诚信问题的困扰。“以前行业内讨论过黑名单制度，直到现在也没成型，原因就是拍卖公司不能统一行动，有的时候碍于情面委曲求全，不愿意屏蔽屡屡拖欠拍卖款的客户。”让刘幼铮期待的是，国家正在进行的征信体系建设，一旦建立起来，协会艺委会也会同步行动，逐步实现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在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建立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