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朱青生：来时莫徘徊
3月24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马航MH370事件发表最终声明的时候，我正与朱青生先生在打一通越洋电话。先生说话到一半，突然停顿，然后说：“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刚才BBC插播新闻，马航乘客已全部遇难。”言罢，又是一阵沉默，采访暂停了近一分钟。之后，仿佛回过神来，先生在电话那头说：“好，我们继续。”
与朱青生先生相识是在2008年3月的北大艺术史课上。彼时先生刚刚结束经年访学，诸多新生不知其名声，课竟然没被选满，第一堂课时500人的教室还能基本保证人人有座儿。打从第二节课起，那500人的教室便只能基本保证人人有地儿站了——当然大家都觉得不虚此“站”，因为在课上不仅听到了诸如“古典主义是一条线”、“现代艺术的第三种抽象”、“在通向觉悟的路上，人必然是孤独的”、“接受不理解，达到不可知”等观念，还看到了先生用投影显影，亲自演示郑板桥画竹、八大山人画荷叶、伦勃朗画人像的方法——这是一般史学家、理论家不会做的事，用实践技法来阐释理论的因由。
不过5·12汶川地震后的那个周五，当先生在课上提到他发起的“震后造家”公益项目要集结艺术界创造力为灾民盖房子、做乡村公共空间规划和招募学生志愿者时，我们大概知道，对学术的追求、对创造的渴求只是这位教授的一面，而他课中常会提到的的“对国家的责任、对世界的担当”以及对生命的尊重与善意，是真实存在于他生活的另一面。
梦中不觉醒时归
于是在这个草长莺飞却悲情乱入的三月，我拨通了远在巴黎的朱青生的电话，想与他聊聊生死与离散。当时北京的夜沉在雾霾中，我的语气或者采访预设都很沉重。而先生几个故事的回应，让我在放下电话后觉得，也许谈起生死便言沉重的预设并不是必然。
当被问起人生中第一次直面亲友生死的经历时，先生先是回避。“我的生活还是总体比较平静，没有典型性，不足挂齿。很幸运的是，我已经慢慢要进入老年，父母年近90仍然健康。我父亲现在每天还要去金山寺上班，坐在妙高台的办公室里，喝一杯清茶，吃一顿斋饭，为僧人们处理一些历史和佛教的问题，再慢慢回家。我母亲年纪相同，但有一次来北大看我，路过一体，还想要去攀岩。山鹰社的学生说你年龄太大不能攀岩，她就说已把自己的年龄报小了10岁，人家还是不让她攀，她只好扫兴地回家来了，哈哈哈。他们俩的活力和生活态度，让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很幸福，他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自己一切还能自理，经常出去散步、踏青、享受秋阳。”兴致勃勃地说完自己年迈却仍富活力的父母，先生的语气一转：“当然我也面对了很多好友、同学故去，有时也会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于是，他开始回忆21岁送别绘画启蒙恩师的情景。
这位江苏画院的老画师房虎卿先生收幼年朱青生为弟子时已年逾80，每日的功课是“他画给我看，我照着他的画临写，他再在我的画上直接改”，用传统的方法教授自己山水树石。房先生身怀画墨龙之绝技，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人们对这种见诸帝王丹墀的艺术讳莫如深，但老先生却在一处外人不知的小楼里(常州周子青先生寓所)将它传给小徒，师徒间的亲善与信任超乎言表。
(图为房虎卿老师在他的画室前，朱青生少年时天天走过篱笆，推开画面右侧的木板门，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师徒制的笔墨训练。这里的篱笆与先生燕南园的篱笆如此相似。)
1979年，老先生过世，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读书的朱青生到常州为师父送葬。“去送他的时候，和师兄江德成一起，因为我们和他特别亲切，而他又已经装殓过，脸色如常，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总觉得他不像是死去了。工作人员让我自己把先生推进火葬炉里去。当时站在炉前，非常舍不得他，就在那边不住地摸他的脸。”停了一下，他接着说：“虽然舍不得，但最后当然还是把他推送进了炉中。我就一直站在炉外看着火，完成以后又把他的骨灰包在一起，有些地方还捻一捻，装到骨灰盒里去，我就把老师送走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在印象中记忆也非常深刻。但是我在送走老师的过程中，悲伤的感觉并不是太强。因为老师已经很老了，他总要故去的。我好像是很自然地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会这么平静？”我问。
“大概因为我感觉，自己只是把他送走而已。师父经常给我讲一些事，使我的心胸可以变得开阔而宁静。”
他师父曾讲到，自己年轻时爱喝酒，有一次和酒友一起，他竟然一口气喝掉了18斤状元红(一种老酒)。“过去我知道这样的事情都是在书上看，现在一个老人微笑中平常地讲一个这样的故事给小孩听，他告诉我怎么喝、喝完之后怎么醉，那种畅达之情就传染给了我。”
他的语气又恢复了之前的性情与激荡，“还有一个故事与艺术有关。中国人想象中的龙取水，在《聊斋志异》的一则故事中有所描绘，其实就是极为暴掠的龙卷风，江湖一带飓风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水涡，浓云急雨。我的老师在年轻时就在太湖上遇到了龙取水。人们遇到这样的事都大骇，匍匐在岸边避过，他却站立船头迎过去，直面从天上盘旋而下、逼近水面的那个巨大漩涡，接着就是一根水柱腾空而起，天昏地暗，暴雨磅礴。他把自己观看的这个过程默记于心，最终也使他所画的墨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故事讲完，先生慢慢地说：“老师平时这种对于奇异之事舍生忘死从容以对的态度，大概也就让我觉得他的故去不过是一次远行的离别。送葬时，好像安息的老师是经历另一回事长年的醉卧，老师的身体正借燃烧腾空飞去，伴随他一辈子笔墨亲近的云龙。人终有一别，就像前些天我的老朋友朱新建死了，我写了一句‘30年交情，今天，终是一别’。是的，人总要有一别的。”先生的语气更慢了，“所以今后的话，我比你大一辈，你也要逐渐面对我们这一辈人逐渐的故去，也希望你把这种宁静和畅达的心情传承下去。”
风雨似是故人来
当然，性情中人的平静畅达并不是心情的平静无波。朱青生提到的另一个故事，就曾让他在几百人礼堂的讲坛上当众哽咽，使一座听众深受震撼。
朱青生是“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主编，也是吴作人先生档案的整理研究者，一次讲座论及民国时期吴作人先生的第一个妻子李娜(LilinaSeprez)的档案，这是他留学时娶的比利时人。这位异国少女为了这份与中国“穷学生”的爱情与家人断绝了关系，陪伴他留学生涯始终，最后只身随他回到中国，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可惜在重庆大轰炸期间生下孩子后，因为条件困苦，母子相继殒命，年仅28岁。生命就这样消失在异国，时处战乱，日后甚至连坟墓都找不到，无从凭吊。所留下的，不过是吴作人当年所画的一幅幅画像——青年时活泼的速写、新婚时幸福的侧影、家居的缝补与窗前。最后，就是遗容，在尸床上还未撤去简陋的绷带的一张悲凉的脸……多少年过去之后，吴作人也故去多时，2009年，他留学过的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亲自为这位杰出校友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大皇宫博物馆举办个人纪念画展，吴作人的外孙女吴宁却带去了李娜的画像。
“在开幕式上，吴宁用法语做了这样的致辞：‘这个离家已经74年的人，我们现在终于把她带回了家。’其实她的家人早已找不到，她的尸骨早已无存，她的孩子也没有活下来，她一无所有，只有画像。也就是说，是吴作人与萧淑芳的外孙女才把这个流落异国的孤魂，用特殊的仪式和方法送回了故乡。讲到这里，我就非常感伤，当时听讲座的人也与我同样震动。”
先生缓缓续讲，“不过有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吴宁与李娜长得非常相似，但她们从未相见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想，可能是因为后来一辈子生活雍容幸福的吴作人老先生一生都对年少时的妻子抱有怀恋、愧疚，这些情感经由一种神奇的方式，使他的这个改从吴姓、被他日日呵护的小外孙女，竟然长得与李娜很像，反倒与吴宁自己的血缘亲人相貌相差很远。”谈到这种近乎神奇的感应，先生动情地说：“面对死亡的平静并不是因为内心没有感动，我们的心灵里可能由于更丰盛的神秘和激动而变得沉重，死亡终究成为一种‘终期于尽’的来临。”
也许“以象传心”本来是艺术家工作的本源。一份相识于贫微、相伴于危难的深情是否会因故人的离逝而消散？或许李娜的存在是奇异的，生活痕迹的彻底磨灭，并不减损她的形容在时光中的定格，漫天飘忽，甚至可以化在另一个人的形象上，显现为这份情感与灵性的互文，最终竟然由这位相貌相似的女子送此故人“还乡”。一思如此，又何悲日月之遂往？
(图为讲学时的王江教授)
生年本如参与商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千古同理。古人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多有宴饮集序以记录交游。现代科技似乎延长了人的寿命、方便了朋友联系，却无法避免情感消散——已习惯的人、物、情的突然失去，可能带给现代人更大的恐慌。
当我与朱青生先生谈起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失散时，他迅速接过话茬：“当然，人总有悲欢离合，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有人比较感伤容易忧郁。我的性格比较刚硬，不太容易为这种事情感伤。我觉得即使不再联系了，只要知道他在，就挺好。”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另一个故事。
先生忆起自己在上初中时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小时候给我讲故事的神情和语调，他说到从前在四川地区有一个巴国，遭逢追剿，巴国的人后来就消失在深山里，也把所有的金银都带进了深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出来。”
“但是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彼此就再没有联系，虽然我时常会想起他。等我再听到他的消息，是我遇到一个移民波士顿的友人，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教授王江常和家人提起一个人叫朱青生，还时常要求孩子学习这个人。”在先生的音调里，可以听到他的欣喜——老早失去来往的朋友，自己记得对方年少时讲故事的音容，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对方也常会提起自己，这种默契足以让人欣喜。
“我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找找他呢？所以我每次去波士顿都要找他，但是每次都阴差阳错，一直也没有见到。今年一月我住在哈佛大学的汪悦进教授家时提到王江，汪悦进夫人说‘我们两家的女儿在一所学校，我现在就能把王教授找来！’那天晚上还有点下雨，悦进不在家，我应声去开门。但我们一照面，很奇怪，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面一样，丝毫不陌生，坐下来，我们谈了很多，说说闲话，问及家人，也谈了现在自己从事的工作，我说说艺术史，他说说金融，还聊了许多共同关心中国的问题。我提起十几岁时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他也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这次见面是2014年，中间隔了41年！多年不联系，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在生活中离开了我呢？很难说。人是聚是散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有一种精神的冥冥交流。”
“那个小时候的故事使当时的我们都相信，巴山蜀水之间一定深藏着一个民族的结局。我总想找到他们的踪迹，而他大概要想找到他们的宝藏。我的想象使我成为了艺术史家，他的想象可能使他成为了一个金融学家。”先生调皮地补充一句，“哈哈，这是我自己的编造。”
说到这里，朱青生又恢复了淡淡的语气。他说，我们的下一次相聚也不知在何时，不知在何处，平时也没什么联系，不过“如果我们没有见面，我们的故事还是会在彼此心中，偶然想起”。
朱青生说，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觉得要珍惜周围的人，哪怕是给学生上课，“我总想可能我与这个学生只有这一次见面机会，我要尽全力让他感觉我对他有所帮助。我希望把自己的善意和努力很直接地显现出来。”
他顺便说到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日渐明晰，那就是如果接受一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一定不要想改变他，包括他的缺点，人的缺点和优点共同构成一个人的全部，要接受就要接受全部，欣然地接受，不要去改造、纠正别人。“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有所伤害甚至损害，你只能看做这是你的遭遇，对此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有时候你的善意未必能换来别人的善意珍惜？”正当我想问出这句话时，先生话锋一转：“对一些蓄意伤害你的人，你无从避免。
很多人可能对你就是存有恶意，主要来源于复杂的人性问题。人性无论在思想和情绪方面都是自由而独立的(此处没有褒义)，在不同的意志与好恶之间会产生不可协调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这样的矛盾和冲突被一种政治理想或宗教信念、甚至是某个集体的明确目标联系起来的时候，尤其处在重大的压力、危险或荣耀的关头，就会产生一种暂时的合力，激情与意志会获得一时地统一。但是只要时势变迁，压力、危险和目标不复存在，或者提倡者和领导者的虚伪和无能，统一的激情与意志就会淡化或消失。人间就是一个权术和势利混杂的“江湖”，交易和投机成为社会行为的常态，竞争将会在无序中膨胀。你所看到的是源于事务和学业上的竞争，有些是源于集团和组织的利益，其实各人行为本身就时刻构成互相之间的迁降、进退、得失的变异，人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竞争，又将在竞争对象的恶意和憎恨中度过。只有理性和用理性所规定的律法能够维持自觉和被动的秩序。理性的自觉是依靠启蒙，通过理性教育给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准备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至少在我所处的北大，我感到并不是每个人具备这种自觉的理性教养——能够将基本的是非观念置于个人的微小利益和一时情绪的好恶之上。”
“确实你也不要指望对别人如何就会被同等对待，既然已经踏入社会，就要把江湖当成人间关系的常态去面对。你当然必须尽量能够保护自己和需要你的人，不要让亲人、朋友、学生和自己在人间的愚蠢和蛮横中受到无谓的伤害。但这并不代表你能解脱人间的竞争，只要你没有彻底失败，没有衰败成为一个几无尊严和健康的无能之辈，你所遭受的误解只会越加深重，承受的恶意只会更趋阴毒。你只要理解这是人的普遍问题，就会从容面对，承受遭遇。”人间就是人之间不停变异的普遍状态。创造和努力使部分人超越他人，形成人间的不平，任何不平都会成为斗争的目标，社会要不间断地调整和消除不平等所造成的不满和反抗。如何不断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追求卓越，并肯定其努力，“自由”只是一种个人的状态，在其中任何追求都不被另外的强权和特权所压制和利用。同时又把追求平等，反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被超越、被压抑、被压迫则成为的崇高的政治目标(这就是爱与博爱)，而调节人心，使之在超越和平等之间不断‘执中’，维持人间和平而开向全体的幸福。既要鼓励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超越他人，又要把超越和杰出的成果迅速地不间断地转换为人间的公平，这就是所谓‘太平’，太平是每时每刻需要协调和斗争的过程，稍逊即变，从来就没有万世的太平。太平却是一切悲天悯人之辈最终向往的人间理想。”
在整个采访中，无论面对生死离散、善恶之意，朱青生谈话使我感受最多的都是“平静”。然而我终究还是忍不住问：“您的故事平静畅达，难道就没有情感不受理智控制，自己不能平静面对的时候？”
先生被我的执拗逗笑了，在电话的另一头说：“我当然也时常遇到情感不受理智控制，自己不能平静面对的时候。但我只是尽量努力要求自己冷静，因为冷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和对自我的确认。焦躁的情况，只要忍得住，你就可以因为事情本身而使自己的心胸展开。忍不住呢，就骂几句、感慨一会儿，也就过去了。”他停下来想了想，又说：“忍住也不是一味的忍让，而是克制，克制是人的一种能力，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针对自身的本能的自发状态所能克制的程度的高低，行为与自然欲望之间的距离的远近，距离越远，容量就越大，人性会显现出光辉。对于容量的计较，有时候会变成对每个人的衡量和挑战。如果一个人对生命的欲望都能够克服，舍生取义，那就是仁人志士，就是圣贤。”
按先生的说法，职业也限定人的行为方式，如果他是个军人，他可能不会如此行事，但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目的是把人间的冲突化成艺术而非战争——战争要把人类的冲突激化，以杀戮决胜负；艺术的成败刚好相反，要让对方接受，接受才是胜利，而不是剥夺对方。在他看来，权力冲突上之所以不能接受别人，也是因为觉得互相之间不同和不合作，艺术中恰恰是因为差异极为珍贵，人间的“不理解”是文明的丰富之所依。“把互相差异和创造的不同看成我们要倍加珍惜和呵护的机会和义务。能认识于此，在现实和人生的历程中遭遇到的悲欢，就可以去面对和承担了。”
生死一事，说来平常而已。平凡如我们，随时都可能经历失去和无望。我依然沉浸在自己曾经的遭遇，以失去珍视的东西时的情绪与他的对话：
“您说，怎么努力却留不住、追不回，怎么办呢？”
“你就当这是你做了一件作品，不管结局如何，它都陈放在那里，你却已经完工了。再去投入创造下一个作品就好了。”先生于我，执教数载，如今我已离开燕园，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始终是我的导师。
故人去又来，来时莫徘徊。
结语：
短短三日的清明假期结束了，在这个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追思先辈的节日，很多地方或家庭已不再有扫墓祭祖、冷食踏青的习俗。然而仍旧有一些时间，值得我们从忙碌的生活里拨出，用于检点和梳拢曾经的失去，并从那些流逝之中寻找人世里温暖的生生不息。
感谢朱青生先生接受采访并提供照片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