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博伊斯
本刊曾在去年9月21日专题评论博伊斯，如今再从他与克里米亚之间的特殊关系去解读他的社会雕塑观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城市发展进程中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和平。
一个小小的克里米亚，面积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00万的自治共和国；其地缘、政治等原因，成为了当今关注的焦点。然而，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亚，应该说不多。克里米亚与战后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雕塑家约瑟夫·博伊斯（德国艺术家，1921年5月12日~1986年1月23日），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命运、艺术、责任、社会之间关系如何发生作用，或许通过解读博伊斯艺术作品，从克里米亚开始，是最好的开端。
命运与艺术 博伊斯的克里米亚
如同命运安排一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战争中救下了一名名叫博伊斯的德国空军士兵，并用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使他生存了下来。这一场拯救不仅使一条生命得以延续，更为日后的世界美术史上添加了无法忽略的一笔。有意思的是，使博伊斯成名的正是动物油脂和毛毯。
1940年，时年19岁的博伊斯结束了像许多青年人般的放浪、桀骜不驯的生活。他参加了德国空军。1943年，博伊斯驾驶的飞机在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被苏军击落，舱内的战友当场丧命，而博伊斯则幸运地在颅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断的情况下被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救了回来，并靠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恢复了健康。后来巡逻队找到了他，并将他强行带回了部队。在以后的战役中，他又四次受伤，并且得过几次最高英勇奖章，虽然这些“荣誉”同时都因为不听从命令而被撤消。1945年，带着切除了脾脏的身体和一枚金质伤员勋章，博伊斯在库克斯港被英军俘虏。从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对于许多阵亡的将士而言，命运，还是很眷顾博伊斯。在克里米亚，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给博伊斯烙下了终身的记忆。是命运把博伊斯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动物油脂、奶制品和毛毯联系起来，也是命运促使喜欢阅读、思考的博伊斯尝试通过艺术的方式去解决人、自然、社会、战争等一系列与自己发生关系的问题。了解了博伊斯与他最爱的创作原材料之间的故事后，我们能以更广泛的视角去解读他的《油脂椅子》，也能将作品的暗喻以更温暖的心态去观赏。
创作与责任 用责任来克服创伤
战争无疑给博伊斯留下了创伤和阴影，幸而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经历为他的创作观念以及手段打好了基础。而奠定了他社会雕塑观念的却不仅仅是学识和思想，而是朋友在他人生陷入低谷时给予他信念的一番话，于是博伊斯将对自己内心创伤的治疗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责任。
1947年，博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学习，早期的热爱阅读以及战争的创伤赋予了他学识的渊博和思想的深邃。此时的博伊斯依然没有摆脱战争所留下的阴影。大学促成了博伊斯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物质材料的人文关注。当然，艺术表达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观念还是手段，大学的生活都对博伊斯是至关重要。
1954年博伊斯从大学毕业。但是，此时的他似乎并不具备面对社会生活的能力。最大的难题就是他在毕业后面临着失业，并且遭受了失恋的打击。一段时间的沉沦，得到了朋友的帮助，去了朋友的农场进行调整。农场主是位老妇人，她与博伊斯交谈的一番话，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的有很多——不止是人。你可能认为我的生活里完全是阳光灿烂，其实，除了农活，我也有很多的忧愁困苦。就在我的丈夫不幸去世的时候，我还得去挤奶、喂猪。这就是责任，有责任就不能不管，就一定得履行。你也得这么想，人活在世上都要尽责任，如果你有了这种责任感，其他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波伊斯后来的艺术观念最通俗的注脚——即关注人以外、又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生存环境关系。之后，博伊斯提出的社会雕塑观念，并运用动物皮毛、油脂、毛毯等创作作品，反映出他逐渐从内心的疗伤转化为用自然材料去表达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意识。
生存与社会 艺术介入重建信仰
和平绝不仅是狭义地属于人类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也需要建立和平，博伊斯在艺术中用颓废营造出脆弱而悲怆的氛围，让观者更直观地感受到失去对自然信仰的可怕和可悲。而艺术家在他看来同样需变得更广义，不拘泥于艺术家身份，真诚地表达自己以及世界，才能做到人人都是艺术家。
博伊斯曾说：“艺术要生存下去，也只有向上和神和天使，向下和动物和土地连结为一体时，才可能有出路。”他认为人应该保护大自然，并与动物结为一体。他表现这种信仰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如何向死兔子解释图画》。博伊斯的众多作品如《油脂椅子》、《被包裹的钢琴和鲜红的十字》、《奥斯威辛圣骨箱》等等，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材料大多为动物、毛毡、油脂、蜂蜜等等。这些不幸被废弃的材料看上去都是从遭受创伤的地域废虚里提取的。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毛毡和动物油脂，博伊斯营造了一种脆弱的气氛，容易引起一种悲怆的历史回忆。这就像是从历史记录中取出的画面，充满了悲凉的感觉。
暴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反对以暴力并用行动去争取和平。而艺术则被他认为具有促进社会复兴的乌托邦革命。他正是这样试图用艺术介入社会去重建一种信仰，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1961年博伊斯受聘到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尽管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却获得学生的一致推崇。不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在他的观念里如同种下了一颗橡树。博伊斯认为：受过艺术教育的学生，可以成为农民、医生、电脑专家、警察、秘书、家庭主妇，因此，他接收了许多教师不要的学生。1982年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进行了7000棵橡树种植的艺术活动。1986年博伊斯去世，然而，这些橡树一直在生长，惠及着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博伊斯的艺术观与他的经历、信仰、行为、表达都是一致的，用中国古人的话：言行一致。真诚地表达自己，惠及世界，是博伊斯最终释然的原因。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博伊斯的艺术感染力、震撼力。博伊斯的社会雕塑，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是理所当然的。
当今世界上的每座城市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一场人类社会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战争”，博伊斯的艺术在当今看来更加意味深刻，他的作品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透如今城市发展的盲区，颇有些居安思危的启示在里头。或许克里米亚纷争与我们无关，但我们的城市就真的不存在无形的“暴力”吗？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