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吕胜中留校任教，教授中国画课程，到今天他已经当了30多年的老师。与此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曾以剪纸“小红人”作为其艺术基本的表现符号，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美术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所蕴含的力量。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频繁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展览，也因此有机会考察其他国家的美术教育，对比之下，他发现国内的艺术教育存在种种不足，甚至萌生辞职自己办学的想法。
在采访中，吕胜中向记者讲述了为师30余年的个人体会。“我也是从原有系统里慢慢地走出来的，以前我觉得要是能画得像，死了都愿意，但是今天我不会再谈像不像的问题了。”他讲道，国内艺术教育还是文革之前地教学系统，这30多年来艺术的变化在学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在寻找自我价值，自我表达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后来像“艺术民主”这样更深层次的话题成了热门，而不再谈“自我”这样的小话题了。
在形式语言方面变化更大，吕胜中回忆“我上学的时候，学院里最有价值的话题是谁会变形，变形意味着和原来写实的对立，能画的歪歪扭扭、龇牙咧嘴的，就老有才气了！把人画丑一点就老深刻了！当时很多人都捧着一本《变形记》谈卡夫卡，似乎不谈卡夫卡就意味着没学问。再往后有人开始玩抽象了——人家都不要形象了，你还变形，落后了。玩抽象开始了形式语言的极端化，为了达到抽象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开始有材料的概念出现。再往后就是观念，观念的东西比较深刻，看不懂也没有人敢说看不懂，都得频频点头称‘嗯’。因为这个意义深刻，所谓深刻就是看不懂，和普通人距离很远，高高在上，这是很多艺术家寻求的。这也打破了以前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艺术要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标准，它更加‘阳春白雪’了，觉得是更加体现了艺术家独立的人格。学院里也是这样，玩深刻的人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在作品前他更不说话了，你要问作品什么意思，他拒绝回答，沉默是最好的应对方式。”随着形式语言的发展，学校里也产生了所谓的综合材料专业，原来所谓纯粹的语言垄断就变得脆弱了，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是‘艺术’了”。
2003年中央美院成立造型学院，戴士和任院长，他希望造型学院有一些实质性的改革，觉得“国油版雕”要想改变原来的思路是很难的，这不是简单的把学科打通的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当时他就想开辟一个新的教学板块。学院的一些老师一直在教学探索上有所动作，所以大家就开了几次碰头会，最后希望让吕胜中来牵头此事。那会儿吕胜中已经50多岁了，个人的工作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写写书，办办展，如果要成立一个新学科必然会耗费大量精力，他并不想接这个活儿。最终被潘公凯院长的话感动，“他说这不仅仅是增添一个新专业的问题，这是中国应该担当的国际性文化责任，比如现当代艺术与艺术教育的问题，我们都认为西方并不一定做的特别客观，他们的模式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模式。我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教育转型存在很多问题，学校在贯彻观念艺术，但是怎么教，局面也挺尴尬的。西方缺乏梳理，中国未必不可以梳理，这一点我很有兴趣。”于是，当年辞职办学的想法最后还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现了。现在回想起来，吕胜中自己也觉得那个时候办学是不可能的，当时从官方来讲实验艺术都是歪门邪道，“那会儿没做也是对的，即便是做了也不可能做成，太早了。”
成立实验艺术系这9年，吕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但是也不能甩手不干，就这么坚持了下来，这么多年他自己的性格也改变了许多。“9年了，也得到了一些好评，这是让我比较欣慰的，这不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记者：您在上世纪90年代想要辞职办学的想法为什么最后放弃了？
吕胜中：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做一个好老师，但是行政方事务的处理能力是缺乏的，特别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实在不是内行，可能我想做一件好事情，但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当时在朋友劝告下就放弃了。
但是还是想着经过自己的努力，给当时的学院增添一些新东西，所以当时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教学方面的探索，比如在课程方面，当时在民间美术系时设置的一门课程“造型原本”，这也是对当时基础课程的建设，后来逐渐延伸，给包括油画、壁画、雕塑在内的很多系都上过。许多在民间美术系的时候做的课程尝试如今都保留下来了，在课程探索方面我自己还是有这种能力的，它比办学要容易的多。同样，真要办学的话没有课程也是空谈，光有思路办学是办不成的。
记者：当年成立实验艺术系都遇到了那些困难？
吕胜中：一方面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必然带来很多质疑的目光，这种质疑是在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预设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常规的普遍质疑。刚开始也会觉得你怎么老找我茬，别的专业都那么多年了也没有大纲你怎么不说他们。但是后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他们是希望你做的更好，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地变化了，不和别人对立，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我原本认为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先生们会反对这个事情，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并没有提出很多意见。随着学科越办越成熟，倒是一些搞当代艺术的人提出质疑，这让我觉得比体制的对抗和反对更困难，他们反而成了反对派。
记者：他们反对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什么问题上？
吕胜中：他们觉得学校没有必要办这样的专业。这种反应很奇怪，一开始学校不办这样的专业他们也反对，开办了更反对。
记者：面对一个全新的专业学生的反应如何？
吕胜中：这里涉及我们招生制度和招生考试的方法问题。学生要考进中央美院很难，有的人要考好几年，这种招生模式也给学生传达了一种很不好的定式——他们以为考上了美院就可以成为艺术家，做艺术家就需要会画画，需要画得跟真的一样——这种理念让他们上了大学之后还要在基础部练一年写实基本功，导致学生对当下的艺术现状很麻木。当他们选专业的时候，实验艺术是一个陌生的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实验艺术很有意思，但是让他选择的时候，会有很多顾虑。他们会考虑这是不是艺术，另外有一部分学生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方向的，但是他练的基本功跟这个方向完全没有关系，那自己打的基础是不是都浪费了？这甚至导致已经进了实验艺术系的学生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惑。
目前的美术高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和中学的美术教育不接轨，其实中学美术教育质量很高的，高中美术课本有艺术史的知识，还有艺术理论的知识，学生需要具备赏析作品的能力，而考进美院的学生未必有这种素质，但是在高中美术教育成绩很好的学生，可能又考不进美院，因为他们素描画得没有那么好，把素描当成美术的唯一基本功，这是现在艺术教育很大的问题。
我呼吁把高中美术教育和高等美术教育招生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美术作为全民文化素养的一部分。现在不把艺术当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说北大学生会说中央美院学生没有文化，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不会画画是不是也没有文化，他们对文化的定义是不包括美术的，这也不能怨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被贯通起来。
学生不能是只会操纵技术的能手，而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就希望将来实验艺术学院的学生是高中生里面的优秀者，素描画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应当是一个会思考的人，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有全面知识修养的人，这样的人他只要认为有必要，写生、素描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目前的课程设置是否针对您刚说的全面素质的培养而设立的？
吕胜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社会学介入，学生首要的身份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有质量的人。站在社会学的立场去认知艺术，再寻找自己的定位。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就这么点事，但是我就只做这么点事，很恰当的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不是无限放大艺术，感觉艺术就是一个世界，不知道艺术之外的事情。我们希望学生的视野能够离开艺术去看艺术、做艺术，所以我们会有像社会考察、传统文化考察、艺术现场考察的课程，这种内容比较多。
记者：咱们学院更侧重培养学生哪方面的能力？
吕胜中：我们希望学生不是一个技术能手，不是一个被技术驾驭的人，而是能够驾驭技术的人，他们会具备广泛的能力，毕业以后可以不做艺术，但是能做好很多事情。在这样基础上做艺术会变得更加轻松，不限制自己只能做什么，而不能做其他的。
在3年级之前，我们都不强调自己做的是艺术，不说自己做作品，上课做的是作业，如果还不能理解，就说要求你“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有效、有价值，至于它是不是艺术可以不用管，即便不是艺术，它有充分的价值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反复强调的，所以学生会在有价值这个问题上下很多功夫，他们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有意思，而不是只考虑艺术性。
记者：那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否要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艺术家？
吕胜中：目标是艺术家，但是我们不把做艺术这个事当成口头禅，提醒大家首先要排除既有艺术概念的干扰，因为一说到做艺术马上会想到艺术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艺术是没有模样的。只要把一个事情做的有价值，不要管它是不是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记者：您认为艺术学院能够给予学生的是什么？
吕胜中：方法，一个是思想方法，一个工作方法，“实验”这两个字就包含这两个内容，这也是在教学中我们传授给学生的。至于学生做不做当代艺术是个人的事情，是他愿不愿意站在最前面当“先锋”，愿不愿意使自己具有当代价值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去操控学生的世界观和立场。
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否会把自己做艺术家的一些经验带到教学当中？
吕胜中：办学和我个人的艺术经验不应该有关系。让我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毕业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人像老吕的徒弟，没有谁的作品形态上像我的作品。我并不把自己的艺术风格和个人艺术的主张带到教学的纲领中去，但是我个人具体的创作经验，比如怎么做的更极致，怎么做得精到，怎么不留遗憾，这些东西肯定会传授给同学。
记者：学生在学习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哪些？
吕胜中：从普遍的造型基础训练一下转到我们系，大概有半年时间会觉得不适应，因为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与工作方法。我们是想在前面，他们是做在前面，甚至想都不用想，比方说讨论、互相质疑、归纳，这些方法不能马上适应。我们还要求做社会考察，学生会觉得这是干嘛呢，我是做艺术的，我又不是社会学家……一开始不理解，但是到了大二下半学期，他们基本上能完成这样的转型。有个别的学生转型很艰难，有的在实验艺术系一年了，一跟我谈话还说你们系到底怎么回事，他不说我们系，成习惯了，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会深深地觉得：到这里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记者：这些东西可以推广到其他专业的教学当中去吗？
吕胜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我个人主张是各专业应该有自己的界限，我不太主张打通学科不要边界的说法，跨边界不能没有边界，相反要跨界必须得边界清晰，在此基础之上对原专业有所发展和丰富。所以我不太主张各专业都去做实验艺术，各个领域本身都是很有意思的，应该有自信。
除了您刚才谈到的不对接的问题，您在教学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限制？
我觉得美院目前整个格局还可以，有些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下调整，有一些是人为因素，比如实验艺术专业要扩招，有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招了那么多学生谁来教……所有这些问题即便想解决也很难立竿见影。再说说基础部，每次教学会议都讨论基础部的问题，谈的我都不想谈了，可以讨论该怎么上课、上什么课，但是谁来上，一牵扯到人事问题就很难解决。
记者：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最大体会是什么？
吕胜中：老师是挺难担当的一个职业，我甚至觉得老师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称谓，这种称谓一旦被确认下来，是一生无法逃脱的责任。所以与其说是一个职业，到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更恰当。一个学生叫你一声老师，无论如何你都逃脱不了曾参与过造就他的事实，不管承认与否，这就是一辈子的责任。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当老师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我觉得比当艺术家要难，你必须得让自己负起责任。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记者：如何衡量自己是否负起了责任？
吕胜中：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尽职的老师，我会无私地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告知给学生，也许学生并不一定愿意采纳，但是首先我是站在教人的立场去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是诲人不倦，而不是“毁人不倦”，我传授的东西希望会对他们整个人生有意义，这一点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到，当然我不敢说我能力如何，但是尽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