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突然十年便过去——周耀辉这个书名，最适合形容2003年到2013年的变迁，非典10年，张国荣、梅艳芳逝世10年，由惶恐噤声到迷乱喧嚣的10年，陈冠中的《盛世2013》已经由科幻变成现实……都是痛，最痛的是非典病魔的幸存者，别人眼中的忽然10年，他们是度日如年，仿佛3600年在他们身上蹂躏、难去。
摄影保存记忆，自有其恻隐之心，我们的照相机会选择我们愿意面对的瞬间，但纪实摄影又要求直面他人的痛苦，而不是旁观甚至粉饰、消费这种痛苦。当代摄影要求的直面，更不同于传统新闻摄影的残酷记录，而是要求影像本身的复杂性——复杂带来对摄影主题和摄影本身的反思。非典10年，我们需要从影像中获得什么反思？
10年前，最震撼我们的非典记录，来自卢广——这个不会错过任何焦点的冒险家，他的影像之深刻在于弥漫其间无所不在的冰冷，蓝调子、灰调子，层层防护下泄露出来一个眼神或手势，只证明着死神的强大。10年后，陆续也有不少关注非典后遗症的纪实摄影作品面世，比较令人瞩目的是女摄影师张立洁拍摄的《非典后遗症》系列，正方形片幅里安稳地注视着镜头的人，力图掩饰自己与“常人”之间那一点隐秘而沉重的界限，这组照片以其稳重从容打动了观者，曾获得多个纪实摄影奖，张立洁也获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2009年度infinity年轻摄影师提名。
但是最近我看到并为之动容的一组照片与张立洁的表现方式很不同，那就是湖南摄影师杨抒怀拍摄的《非典余劫》。如果说前者是极度委婉，后者就是在一样的静止中营造出愤懑的张力，甚至不需要文字来协力。时间的凝定对于摄影来说不在话下，时间的流变则如何反映？杨抒怀选择的是影像内部的乘法。
非典幸存者会领取伤残证书，证书的影像被放大投影到幸存者背后，部分光线和阴影笼罩了幸存者。人被其身份决定，这一残酷定律被如此直观地呈现出来，2003年之后，就是这一纸证书取代了他们在2003年之前的存在认同，非典后遗症“携带者”带来的未必是同情，在这人与人日益隔绝的时代，这身份成了隔绝的更佳理由，巨大的证件影像压在人的脸上、肩膀上、背上，成为重中之重。
甚至受害者自己也与自己隔绝。细看影像中的两张面孔，它们来自同一个人，而其原来的神采却已一去不可再见。非典刚过的时候照的证件小照中，人还依稀带着憧憬，甚至对幸存的轻微喜悦，但10年后就只剩下沧桑、倦怠与绝望，脸上多出来的细节，仿佛10年所有的磨损都记载其上了。更有甚者手捧亡夫或亡妻的遗照，对影成三人却不知从何说起，只觉得影像四周的黑暗在合拢，把生者与死者都收藏于小黑框内的小小时间囊里。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摄影师为之留存的，是这“茫茫”，如决然大气，一拳捶击在生命的胸口那样的愤懑。这样的影像不抗议，就像卡夫卡任保险公司职员时所绘的工伤残手图像一样，只是幽然作证。时间囊，总有重启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