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水墨的新语境”这个展览是“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的第二回，关注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水墨现象，由此导出一个在形态上“跨媒介”，而在精神旨趣上与水墨的精神内核产生关联和对话的上下文。展览邀请了杭春晖、刘俐蕴、李飒、彭薇、秦修平、孙博、孙浩、田卫、王璜生、杨凯、章燕紫（按汉语拼音排序）十一位具有艺术活性或未来可能的艺术家，以“七零”为主体，串联起“五零”、“六零”和“八零”。在历时线索形成不同“代际”连续性的同时，也在“水墨热”的近期表现中，邀请了目前活跃的“柒社雅集”、“新工笔”和“冷墨”艺术群体的部分主将，还有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个体组成共时结构。本次展览是2011年“水墨的延长线”思路的一次落地，随着水墨的当下热，需要在当年“可能性”的视角之外嵌入“否定性”的冷静思维，清理阻碍艺术创造中的停滞因素，从沉浸于水墨之“新”的表象追求回到文化自觉条件下的“个体解放”。
在过去的三年中，寺上美术馆以当代为立场，从雕塑起步，经历了“清晰的地平线”和“观念维新”，对肇始于20世纪最后二十年到21世纪前十年的艺术发展史，通过“装置”和“影像”两种主要形态，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文化评析。在海外，2012年他们所承办的“无形之形”当代艺术展则将以“抽象”为主要侧重的艺术形态介绍到西方，成为文化部在德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期间介绍中国艺术“抽象动态”的重要途径。随着新的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艺术生态的变动主要体现为在“30年叙事”的诉求之后，将注意力从“向后看”伸展为“向前看”，从而在历史的阶段性整理基础上重获前进的动力，在“未来视角”的启迪下去处理与“现在”的关系。
当代艺术新世纪面临范式转型却又迷于一种“不确定”的存在方式，几股“外力”或褪去或关系重组导致原有的艺术“自律”与“他律”的碰撞模式不再生效而尽显“颓势”，如果将现有的价格泡沫褪去，这种艺术范式的“表征危机”和“价值停滞”将更加直白地显现于我们的视域。艺术界对于新的动力模式、价值基点和生效机制的找寻需要那些具有艺术活性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出场。而作为艺术生态最前沿的创造性主体，新一代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自我觉醒”似乎被艺术界内部的某种既有“惯性”所禁锢，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们仿佛过度习惯于某种“之前”艺术的发生逻辑，而忽略了“自我”所处“时刻”与“之前”的语义转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艺术“自律-他律”新的震动方式在新世纪进行探索的文化本能。“习得性”的“当代惯例”、“批判的肆意使用”和“新学院主义”的纸上谈兵潜伏于批评和策展乃至创作的话语之中，……，作为20世纪后二十年以来生成于中国文化体之中的“新派艺术”形态，其创造性活力和文化批判的锋芒似乎面临耗尽和结壳的危机。
在时间长链上，此刻只是暂时，贯穿于三十多年当代艺术的“活性”和“变化”不会停滞，然而当下，需要直面“语义”的固化，以及身边所悄然生成的“新的因子”，正视问题本身，而不是“新书斋”式的假想。艺术的发展不是某种主观性的逻辑推演，而是借助于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等等一批“参与者”在“文化语境”的客观裹挟和主体自觉的“精神注入”等复杂关系中促生，一个阶段可以由一种现象主导，也可以是多种可能的“丛生”，但这都不能缺少对所处时代的“主体意识”，哪怕这种意识受客观“阶段性”所限而不能抵达“终极界面”，也丝毫不能“吸干”其在艺术史中存在的意义。
在“策展史”的重要节点上，哈拉德•泽曼（Harald Szeemann）以来，依托于新的观念性艺术的兴起和西方的美术馆革命，从把“美术馆”当做“实验室”去进行展览，到把“展览”改造为“实验主义”的功能，为“新艺术”突破封锁、建构自我充当了“发生器”，使其意义得以编码和生成，这不仅改变了美术馆和展览的原有属性，也深刻地变革了艺术的发生方式。艺术的发生离不开展览和美术馆，而美术馆也可以通过“策展”的力量去调动“创作”和“批评”，成为艺术生态中作为“碎片”存在的内容经由学术的策划和整理生成明确的艺术现象，从而成为一个“文化发生场”。在这之前，借用“实验室”这把“螺丝刀”对艺术生态进行文化解读，邀请各方对于眼下这个“不确定”的现状进行辨析，对于艺术界起码是必要的。
2013年开启的“寺上美术馆实验室计划”完成了以“今日绘画中的媒介与方法”为第一回的展览。正如第一回的实验在16位艺术家的个体语境中嵌入了“自我批判”的文化意识，去认识观念激发之后的“绘画重生”，以及从“武器的批判”角度去重审“方法”对“媒介”的激发和“媒介”为“方法”提供的可能，以此去重新认识艺术家的日常工作和绘画在中国的境遇。“来自水墨的新语境”这个叙事的重心在于“新语境”，一个从水墨引申出的上下文。展览希望成为一次文化发生的行动，去提出、认识和辨析这个“新语境”的几种来路和基本结构，并对这种现象在未来进一步“生成”的可能性，以及值得清理的问题开启一个视觉讨论的“文本”。
展期内将实施的学术活动，试图去触及此类问题。开幕作为行动的开始，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水墨”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存在，一种是作为“媒介本我”吸纳外来艺术系统的方法论而形成的以创新为导向的纸本水墨现象，一种是作为“文化”和“观念”意义上存在的“水墨因子”对架上绘画和装置影像等形态的辐射，它们共同构成了今日水墨的新起点；第二，除了“水墨”作为一个象征在艺术中的“显效”，如果要走的更远，则必须回到艺术家以创造性精神为导向的艺术本质，同为“文人画”但倪瓒与八大各不相同，都有其高度的精神和语言双建构，画史上一大批古代画家贡献了他们的智慧提供“个体语境”支撑起“文人画”，否则“文人画”将是一个空概念。本次实验室计划，希望从“可能性”和“否定性”的双向关切中，连同艺术家们的有力探索，切入今天“水墨”的问题域，如果能够清理一点固化，为艺术创作的“个体自觉”形成一种“解放”的提醒，便有了策划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