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物保护的负面消息，总会时不时闯入公众视线。中新网报道，西安城墙景区破坏城墙修建电梯遭质疑，西安文物局要求立即停工，完备相应的报批手续。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安阳殷墟保护区以安置房名义公开售违建商品房，有的村民甚至把小产权房建在了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里面。
这两个案例，可以找到不少“交集”。其一，两者都属于著名文保单位；西安城墙于今年4月份加入“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则早在2006年成功获准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二，都是景区经营方知法犯法，不断突破原则、底线；其三，文保部门都是后知后觉，被动发声、被动出面干预；其四，事后至少从目前看，当地都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没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修复措施也未研究出台。
众所周知，文化遗产，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须臾之间，都可能万劫不复。根据2011年12月底公布的中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而在过去的近30年中，共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平均每年消失千余处。文物保护，不但是在与时间赛跑，更是在与那些心怀叵测者赛跑。
公众的眼睛在不断擦亮，文保的共识也在不断筑牢。各方逐渐意识到，历史建筑变脸私人会所，名人故居遭到“维修性拆除”，千年古遗址在地产开发的浪潮中惨遭碾压……“文物遭欺”的表象下，是文物法规不健全、可操作性差、文物执法部门力量薄弱等制度性软肋。今年4月份揭晓的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除3项为学术性主动发掘外，其余7项均为配合建设的“抢救性发掘”。舆论认为，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基本建设的争夺战中，“抢”下来的“七大发现”可谓中了幸运奖。
究其原因，立法、执法涉及的违法成本低、文物管理部门未被赋予足够大的执法权，是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两大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失之于宽、失之于泛、失之于软。再回到西安古城墙“开膛破肚”装电梯这件事情上，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的，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这一点景区经营者应该知晓，但是他们为何又敢于下手？个中具体原因，不言自明。
现行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已经过度老化，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检修”，公众寄予颇高期望。要让此次修法担起扭转“文物遭欺”现象的重任，首先，要“加钙”补强，将原文物法中“责令改正”的表述具体化、清晰化，并通过司法解释推动文保部门执行力落地。其次，要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降级和撤销制度”。不可移动文物遭受严重损毁无法恢复的应予以降级，丧失保护价值的应予以撤销。与此相对应的，文物保护单位因人为原因遭到降级和撤销的，应追究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