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当代艺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近两年迎来了最严峻的挑战，不管是创作还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这也让我们可以更理性的来看待它，同时也审视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艺术。我们经常会讨论艺术，讨论各种艺术形式但很少去讨论什么是中国目前需要的艺术，什么样的艺术形态能够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未完成的现代性
从当代艺术所走过的历程和结果来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代艺术从开始之时就以西方最前卫的观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并不是不可以，但忽略了一点就是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变更，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条件下，为适应审美需要的变化而进行的一场客观选择。
对于这点著名学者沈语冰在其文章《我为什么要批评后现代主义》中表示：“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与反艺术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效应。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还处在现代性的阶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我们仍然是与首次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荣剑：重返现代：社会转型时代的艺术转型》)而我们不顾事实的跳过了这一阶段，也难怪艺术家在面临艺术问题时会常常感到无力，而普通大众在面对艺术时会迷茫。文化学者王岳川也有同样的感慨：“吊诡的是，艺术家运用后现代反文化的形式，表达的却是自己的中国现代性经验。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走向‘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超越现代性弊端提升中国艺术原创力》）
现实主义一种客观选择
那么在目前的阶段如何解决艺术所面临的问题，现实主义艺术或许可以胜任，因为现实主义是西方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渡阶段，也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开始阶段，而现代主义艺术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呈现和反映，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它不会肯定现实，更不是歌颂现实。另外，现实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性诉求而发展，从清末开始到“五四”的文化启蒙再到革命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代，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革命而艺术，它是一条没有断裂的文脉。还有，现实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早，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的思想启蒙源头，解放了人性，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这些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价值取向。
但现实主义的这种原始动因在传到东方尤其是中国之后，就变成了它所反叛的东西，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在批评家王林看来：“中国艺术界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区别现实和写实的问题。殊不知写实原本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而现实主义则是在写实绘画的基础上置入了新的艺术观念，乃是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革命性变化。”
怎么有别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经验，怎么有别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的经验，怎么来形成中国在今天独特文化里所呈现的文化姿态？这就要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主义是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在苏联时期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种叫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到中国后也沿用这样的叫法，但却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现实主义大致经过了反映底层生活——反映正面生活——歌颂光明——极端化讴歌——拨乱反正的过程等几个阶段，对于这几个阶段批评家徐虹介绍到：“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经历了不同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文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前期，当时的社会气氛要求艺术家关注民主、关注现实，希望中国社会往公正和民主方向发展，而艺术家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灾难和战乱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混乱，描写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都成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要表现工农兵，突出领袖和政党的丰功伟绩，并对社会生活作歌颂性描述。在形式上，从通俗的写实逐渐发展到‘红光亮’，这就成为那个时期‘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文革的反思开始，艺术家开始面向真实的人性和人情，面向真实的社会现实。”真正具有意义的现实主义诞生于这一时期。
怎么有别于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经验，怎么有别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的经验，怎么来形成中国在今天独特文化里所呈现的文化姿态？这就要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主义是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在苏联时期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种叫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到中国后也沿用这样的叫法，但却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现实主义大致经过了反映底层生活——反映正面生活——歌颂光明——极端化讴歌——拨乱反正的过程等几个阶段，对于这几个阶段批评家徐虹介绍到：“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经历了不同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文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前期，当时的社会气氛要求艺术家关注民主、关注现实，希望中国社会往公正和民主方向发展，而艺术家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灾难和战乱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混乱，描写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都成为那个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要表现工农兵，突出领袖和政党的丰功伟绩，并对社会生活作歌颂性描述。在形式上，从通俗的写实逐渐发展到‘红光亮’，这就成为那个时期‘现实主义艺术’的特色。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文革的反思开始，艺术家开始面向真实的人性和人情，面向真实的社会现实。”真正具有意义的现实主义诞生于这一时期。
王庆松 Dormitory,170x400cm,2005
对于这点，批评家俞可谈到：“上个世纪末西方艺术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已无法让我们回到所谓的中国文化现实。中国当代艺术的步伐，只能是在借助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过程中来不断地改变，现实主义艺术也在这一趋势下发生了变异。逐渐地，我们游离开苏联对我们的影响，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考样式。被中国艺术家改变的现实主义样式有了自己的逻辑。并分离出后来的玩世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极端现实主义，以及波普艺术之后的各种新现实主义样式。不断与社会学、政治学、现代哲学等稼接而产生的中国式的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持续地发酵，并以极其敏锐的方式反映出艺术家新的方法论，这其中张大力、艾未未、王庆松等艺术家是代表。”
极端现实主义一种新的可能
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源自苏联的批判现实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走向一种新古典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乡土”虽然接近现实主义的精神，但很快被后现代理论所蛊惑的当代艺术淹没，九十年代的玩世现实主义及之后的各种实践比如“艳俗艺术”在资本的裹挟下，变得越来越取悦大众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而不具备自身的独立性，那么究竟哪种现实主义适合现在的中国？艺术家张大力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极端现实主义。对于极端现实主义他的解释是：“今天为什么叫极端现实主义？我们四肢特别发达，总想亮肌肉块，但是我们大脑思考不是很多。因为在精神思考上，很多艺术家，还有我们说知识分子，事实上都被阉割掉了，在精神上被阉割掉了。所以呈现的这种东西是不疼不痒。哪个重要？惟有哲学家、诗人更重要。如果中国没有《红楼梦》，如果中国没有司马迁这种著作，那中国有什么？我们就知道中国特强大，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老实话。”在他看来，关于“极端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并不玄乎——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本质主义。他想做的就是把艺术拉回到最本质的层面、拉回到原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张最接近现实主义的本质，批评家王林曾谈到库尔贝对现实主义的论述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普通人、普通事件包含着历史的真实，所以路旁的石工、乡间的葬礼等等在他看来，比宫廷化、贵族化的神话题材、历史题材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库尔贝非常有见地的指出绘画材料作为物而存在所具有的现实性，也就是说颜料的使用不仅为描绘对象服务，而且有其自身的独立的价值。”，批评家俞可在评价张大力的作品时也谈到了这两点：“张大力真正意义上和今天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密切联系，表现形式完全脱离了我们过去对现实主义的认知，他的现实主义没有权力话语的影响，没有修饰，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没有后来现实主义的反讽、调侃，他还原了真实中的真实，以一种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对现实的认识、看法和思考，把自己观众全部纳入到整个社会环境里面，每个人既是审视者，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另外在媒介上，他有一种新的尝试，就是从架上走到架下。他想建立平等的关系，不像过去现实主义的姿态比较居高临下，这是他明显的差异。”
不管是还原真实中的真实，还是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挣脱无所不在的权利枷锁，张大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可能是萨特眼中的艺术：“公民自由的保卫与召唤，不服务于任何党派。艺术必须介入生活，揭露社会生活的异化现象。”是阿多诺所说的：“通过对启蒙及其异化历史的反省，指出文化工业主导的大众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乃至潜意识的操控。”用批评家王林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仍然借用现实主义这个词语的话，从现实性到真实性再到真相性，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其核心乃是三者的中介概念——真实性。”
对于这种真实性，在他看来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揭示政治、文化、历史、精神的真相，此即艺术的问题意识，也是艺术观念化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是将艺术家及其观赏者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置于作品与环境构成的具体场域之中，此即置身存在的现场。前者的社会化和后者的个人化，构成了现实性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性的现实情境。”（王林《现实性与真实性》）这也正是张大力所说的极端现实主义要表达的内容。
在当下的中国，艺术对当代文化特别是对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借助经济全球化推行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