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双年展作为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可视为世界各国新艺术的一个重要呈现窗口。享誉全球的威尼斯双年展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南美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也走过了六十年的岁月，而中国的双年展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如何缩小与国际双年展之间的距离？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拿来主义”在中国式的双年中能否行得通？
政府：双年展的一张名片？
纵观全球重要的双年展，无不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即使是最负盛名的威尼斯双年展也不能例外。作为艺术双年展之母，由市长里卡多·塞瓦提可发起，在威尼斯市议会通过决议。自1895年第一届双年展至今，威尼斯双年展很快成为了一个地区具有国际视野、实验精神、开拓性和高投入、大规模展览的代名词。中国的双年展中也不乏政府的身影，如刚刚举办的首届新疆国际双年作为文化部对口的援疆项目之一，是由文化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还有创办于2010年的“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
双年展作为舶来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中国烙印”。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由企业主办，但实际上这届双年展依然受到了政府的严厉审查，部分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受到了“下架”的威胁，而这种审查也以一种惯例的方式延续着。批评家王南溟在《上海双年展也要成为寡头政治吗》一文中就“控诉”了政府对上海双年展的过多“干预”。
在双年展在国内成长的二十多年间，政府的态度也在开放性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转变：从“不配合”到“暗中观望”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配合”。在双年展遍地开花之际，更有地方政府自掏腰包解决某些双年展的经费问题，在他们的语境里，“双年展”似乎是树立当地文化品牌形象的万能名片。鉴于东西方体制的差异，“拿来主义”就不能完全照搬，在业内人士看来，找到合适的方式与政府沟通，使得双年展与地方的规划、发展能够结合在一起还是一个长远的课题。
2008年 瑞士嘉盛莱宝捐赠上海双年展
资金：双年展谁来买单？
艺术与金钱的联姻亦是无法避免的，艺术赞助在威尼斯就从未缺席。据了解，威尼斯双年展是由专门的基金会来管理，在2004年的办展经费就有600万欧元；光州双年展从成立之初就积累了100亿韩元的巨资，以确保每届双年展都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运用。
相较于国际上的双年展，国内由于缺乏艺术赞助这一理念，双年展虽然层出不穷却难以为继。在这其中，资金短缺的问题一直无法规避。对于那些依靠政府“赞助”的双年展，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年展的持续性；而对于那些由个人发起的双年展，如艺术长沙，个人的影响力则起到决定性作用;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就是由于某赞助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导致其落下了轰轰烈烈地开始潦草落幕的结局。
相较于艺术赞助十分普遍的西方国家，艺术赞助这一理念在中国并不兴盛，不过也有典范，即上海双年展与瑞士银行嘉盛莱宝的联手。上海双年展在2008年获得瑞士银行嘉盛莱宝的强力支持，盛莱宝国际部主管高伟律曾透露银行的捐赠将为每届双年展提供固定额度的资金。曾任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的许江表示“双年展和中国的文化一定要经历一次阵痛，等到中国形成民间完善的基金会制度的时候，上海双年展才会有出路。”这一语中的的暴露出中国艺术赞助与国际的差距，虽然想要"拿来"，但现实条件却并不允许。只有等到经济发展、法律完善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实现双年展与艺术赞助双赢的局面吧。
2013第六届成都双年展现场
策展：双年展的乌托邦？
双年展是独立策展人发挥策展理念的大型平台。举办艺术双年展的艺术馆或艺术中心亦经常邀来客席策展人，带来新的策展角度，如在里昂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等都有表现出来。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双年展早期大多由民间企业家出资赞助，出资者的个人好恶常常决定着展览的倾向特别是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挑选，所衍生出的“双年展和艺博会合一”现象也为不少人诟病。如成都双年展近年逐渐形成“董事长—经理人”的企业运作模式，相对固定的策展人用人方式使成都双年展越来越强化策展人个人对当代艺术的趣味和标准。
相较之下，威尼斯双年展策展模式可谓是许多国际双年展的范本：一个总策展人，下设若干国家馆或者若干单元的独立策展人，总策展人统揽全局，决定国家馆或单元的策展人提出的作品最终能否通过。批评家俞可在《艺术进程的模式——双年展》一文中就提出“策展人的职责和助产师差不多，他不但要统观全局，有针对性地与艺术家达成共识”，只有借助这种模式，双年展才能在观念产生到展览实现的整个过程中成长为完整的有机体。
长久以来，国际双年展都被看作是世界当代艺术发展的风向标，想要使国内的双年展具有一定的文化含量和地域影响力，就必须以国际标准和惯例作为前提。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在资金支持、策展人制度和组织模式等方面的运作都有国内双年展值得借鉴的地方。从本土眺望全球，我们需要什么样式的艺术双年展，如何构建我们的双年展，这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前瞻性的理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