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大多数植物画师已经退休或转行，现在还在画的也就十多人，只有北京植物所有一位有编制的专职画师。
当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画师王凌从标本馆资料室深处拿出1787年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The Botanical Magazine）时，她拿出的是一件在伦敦查令十字街一书难求的珍宝。这本书尘封数十年，早已无人借阅，但插图依然鲜艳，花朵盛开如初。
细看每一种植物，由画家细致线描再施以淡彩，不知花费多少工夫。这些精心记录的自然美，凝固的不仅是植物学知识，还有欧洲人三百年的风尚。
18世纪以来，植物绘画总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在雷杜德笔下，玫瑰以精确为美，而在莫奈笔下，睡莲的朦胧又何尝不是它的精神？
今天仍有画家孜孜不倦地描绘植物，其中翘楚如手法精进的村山诚（Macoto Murayama），他使一朵花既如机器般精密又如幽灵般神秘，这样科学与艺术兼备的美感只有在技术进步的今天才得以实现。
1788年重返巴黎后，雷杜德从此成为数位皇后至爱的御用画花人。
说起植物绘画，达·芬奇1478年画在圣母发间的花儿已是经典。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们都是精湛的画花人，只不过那时花是点缀，并非主角。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人对植物科学兴趣渐浓。画家、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都能动手画下植物新种，并开始用美丽的植物绘画装饰室内。
1779年，伦敦人威廉·柯蒂斯（William Curtis）创建伦敦植物园，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城市自然的书《伦敦植物》（Flora Londinensis）。1787年，他与英国皇家植物园合作出版《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这本杂志以手工着色的铜板植物画闻名，源源不断地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植物科学插画。
尽管《柯蒂斯植物学杂志》也推出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首席画家玛蒂尔达·史密斯（MatildaSmith），但她的名声没能超过后来者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1782年，这位巴黎的画花公子受教于植物学家查尔斯—路易斯·埃希蒂尔·德布鲁戴尔和勒内·卢伊什·德方丹，1786年成为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花卉画家杰勒德·范·斯潘东克的学徒，1787年又赴英国画家植物园学习花卉知识。
1788年重返巴黎后，雷杜德从此成为数位皇后至爱的御用画花人。他所画的1800多种花卉，大多是前人所未画，在约瑟芬的梅尔梅森城堡玫瑰园中写生169株玫瑰画成的《玫瑰圣经》有200多种译本，《百合圣经》与《花卉圣经》也流芳百年。
中国的植物绘画开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061年宋代苏颂等人编撰的二十一卷《本草图经》。书中绘画为配制草药服务，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其文图引用颇多。1848年刊印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则是最早的中国植物学图谱，为1714种植物绘制了1800多幅实物插图。
冯澄如是近代中国植物科学画的祖师爷。1943年，他创办江南美专；1957年，他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生物绘图法》。
大规模绘制植物科学画是为编纂《中国植物志》而生的，这项从1959年延续到2004年的植物人口普查为中国植物学界贡献了420名画师。他们画了3万多种植物，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学巨著。
绝大多数画师已经退休或转行，现在还在画的也就十多人，只有北京植物研究所有一位有编制的专职画师。剩下的画师都是兼职，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画了16年的孙英宝至今还是临时工。昆明植物研究所绘图组主任曾孝濂用毛笔晕出的植物花鸟，后来通过邮票图案才得以流传。
植物科学画是磨人的活计，小细节直画得人头晕恶心。
虽然植物科学画在今天的中国植物界已经式微，但这项技艺并没有失传。
杨建昆和王凌是昆明植物研究所仅存的两位植物画师，上世纪90年代，他们是曾孝濂带领的昆明植物所绘图组的成员，如今他们一个做民族植物志研究，一个在标本馆工作，只有科研人员发现新种时才偶尔画植物科学画。
科研人员交给植物画师描绘的植物，通常只是一份干瘪的腊叶标本。但画师必须要画出立体的、活生生的植物。
“我们的画一般都是依赖标本，有时可能连标本都没有，只不过是科学家的研究描述。可能植物没到花期、果期，或者标本不完整，那就要按照他的描述推理出一个形象来。”杨建昆说。
现在科研人员会拍一些照片回来辅助绘画，但是在过去，画师们也要跟着科研人员一起到野外去。“我们知道有多少植物，哪些已经画过，没画过的可能是新种，在当地马上就把它画出来。”
没有照相机的年代，记录植物主要靠笔头。现在科技如此发达，植物画师灵巧的手依然强过照相机和电脑绘图，也只有他们能够恰当地表现出每一个细节。因为照相术只能捕捉植物的外表，而绘画表达的是对植物的认识。
画植物科学画的工具其实很简单，比例规、铅笔、吸管笔，老派画师则用毛笔就够了。但是植物科学画并不简单，最主要是每一个细节都要画得清清楚楚，毫末毕现。这就不是艺术的事了，而是磨人的活计，茎上的绒毛、仙人掌的细刺、松针的正反面，小细节直画得人头晕恶心、眼冒金星。
曾孝濂总是教育王凌要坐得住冷板凳。对一朵花下工夫，是画好植物科学画的要诀。
杨建昆的办公室里挂着好几幅他的植物绘画作品，王凌也给我们看她在业余时间画的彩色植物画。虽然《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已经结束了，虽然画植物是那么枯燥磨人的工作，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艺术之心，仍然试图在排线和绒毛之间寻找植物之美。
村山诚的三维植物既有机械感又像神秘幽灵，完全突破了植物画的概念。
雷杜德的169种玫瑰，有一座法国最好的玫瑰园做后援。他的本事并不是画得准，而是准确了还能那么美。另外一些艺术家画花不求写实，更追求艺术感而不是科学感。
这类植物绘画的经典之作多来自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莫奈的故居干脆就叫莫奈花园，酷爱花草的他遍植来自日本的奇花异草，请了五个园丁来打理，并在此画下著名的睡莲。而除了向日葵之外，梵高也画过数幅以花园为主题的画，比如创作于1888年7月斑斓的《花园花开》。
正当红的“自然野趣流”花艺可看作以花画花的一种形式，花艺师川濑敏郎(Kawase Toshiro)将山野花叶布置在朴素器皿和单一背景前，他的创作也像是一种印象派画法。
美国女摄影师艾米丽·布琳寇（Emily Blincoe）则是19世纪英国印花大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门徒，她的作品《庭院花集》（TheGardenCollection）将同色系不同形态的植物巧妙摆放，形成鲜活的图案。德国摄影师马丁·克里马斯（Martin Klimas）的手法则很辣手摧花，他将花放入液态氮中急冻然后用气枪打爆并拍下来。
还有一些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科普植物画。英国女画家西西莉·玛丽·巴克（Cicely Mary Barker），1923年凭花朵与花仙红极一时，作品被用在杂志、贺卡、明信片、相框、瓷偶和水晶球上。
比她更有建设性的是威斯康星大学植物学系高级美术师坎迪斯·艾略特（Kandis Elliot），她用一幅《真菌入门》就理清了真菌的家谱，这张萌萌的植物画获得了《科学》杂志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11国际科学与工程视觉大赛”一等奖。
18世纪，日本也有严谨绘制的植物图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白川侯莲谱》、《本草通串证图》、《山海庶品》等植物图谱，这些画都有较多的科学性，又融入日本的历史和独有的美学气质。
这些年，艺术家画花的创举不少。其中最亮眼的当属日本艺术家村山诚的三维植物绘画。他先用手术刀解剖花朵，把花蕊、萼片等每一个细节放在显微镜下悉心素描和拍照，然后再用三维动画和Photoshop建模上色，最后再拼接和标注。这样画出的花朵既有机械感又像神秘幽灵，虽然仍是精准的，但完全突破了植物画的概念。
传统植物画通常需要三五天来完成，而村山诚的植物画则至少需要数月才能画好。不是他把植物变复杂了，而是植物本来就那么神秘莫测，人类能做的只是无限靠近它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