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哲学精神早已渗入中国画学中。中国的文人画，既有道之玄，又有佛之悟，还有儒之修，三者相融相即。儒家讲“礼”，礼的规范性表现为敬与节制。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乐放在礼之上，礼乐并重，才能完成人格境界。“乐”可以说是代表艺术，有了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才可建立“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在孔家儒学看来“礼”、“仁”不仅是人生治世必修课，其立足点还是治心之术。文人的一支笔、一砚墨、一楮素，虽是“逸笔草草”而成一茎兰、一竿竹、一丝籐，都暗合玄化与儒礼的书卷之味。风月一交，心魂摇荡，身如枯枝，迎风萧聊，即使是残柳瘦石，也能慧心悟画。蓝天下，一朵闲云，一缕淸风，也可赏心乐事，意趣满足。
每当日常烦恼接踵而来，内心苦不堪言，灵魂陷入疲惫不堪。因有老庄、孔孟的精神作寄托，就能攀登上人生的高峰，脚下云烟翻涌而心定神闲。“古来画师非俗士，能使龙池飞霹雳。”过中之处，一端之学；逸墨撇脱，士人家风。这些都因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陶冶而成定势，才致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为笔底山水树石，山水画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
从佛学转向热衷于儒教的梁潄溟说：“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他认为，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一种合理的生活，只能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和文化氛围中，才能实现。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可影响生命的质量，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莫逾于孔子，人生应顺天地万物而生。佛教的“无生”，教义精深，别有禅宗，以心传心，顿悟灵虚；而儒教的“住世”，是对人间万象的感受，那样具体，那样真切。但人们需长时间对生活的探索、寻觅，乃至身心疲惫才能获得。决不是忍辱苟且不思进取的浑浑噩噩，也不是贪婪的纵欲主义，若一味睁着贪婪的眼睛向外找生活，则不是“生命的圆满”。《礼记·乐记》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从生命实践的角度介入儒家思想，是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另一基本特征。
儒教除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观外，还提出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告诫。将情感经过滤净化，才能不带滛俗之火气，得见道德清澈涓流。经“智”的净化，“情”才能升华到纯粹的境界。文学艺术中大量描写的闺情、艳情，在中国文人画中少而又少，因文学具暗示性，绘画就太具体了。云雨之情，男女之爱，文人画家难以落墨。西方认为自然之事，东方却无以启齿。山水画恰隐喻方外观念，画中抒情不是桑间闾里的世俗之情，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熄灭了情欲后的寂泊洒脱，以达到高尚心灵的平衡。“情”如未经灵智的陶冶，是浅薄的，也是被古今文人艺术家所厌倦，所鄙夷。而现在有人将朱新建的美人图系列称之为“新文人的桃花源”，值得再商榷；又有人称之为“新春宫画”，这种炒作只能是趋艳情之炎、附庸俗之势罢了。
为了不滥情于艺术，孔孟主张节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以礼乐为陶养来规范人的行为，艺术的“美”必须以“善”为核心，仁善之心是前提，礼的秩序是手段。艺术的熏陶可使人在礼的秩序中处之自如，不为外物所阻，亦不会自寻心碍。感情有雅、俗之分，而绘画也存雅俗之别。山水画有知世悟道之功，可淡化人间低俗气息。
黄宾虹先生曾说：“世界国族的生命最长者，莫过于中华……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所遗教训与德泽，都极其朴厚，而其表现的事实，即为艺术。”
画艺雅俗，取决于格；格之高低，定之于心。习礼养心，立身之地；德行修为，自许自期。学养之深醇，自然流于腕底笔下；学问之积厚，亦散见于举止之间。儒家的鲜活昂扬的奋发精神，孔孟之生活的智慧，应可助中国文化复兴、艺术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