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砸钱去办展览、买评论，我还不如直接出卖灵魂来得爽快!你要的这种画，我三天画两张!”此人尽管已然失去艺术家的灵魂，但却保留了艺术家的个性。三言两语，就把当下书画市场的那点事儿披露、点评得淋漓尽致。
有一个成语叫“洛阳纸贵”，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著名文学家左思创作了一部名篇-《三都赋》，当时在京城洛阳受到文人们的空前追捧。由于竞相传抄的人太多，几日之内使得洛阳城里的纸张昂贵了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一月后竟倾销一空……
京津地区老纸价格暴涨“国手”用其造假画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洛阳纸贵”的典故只能永远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段怀古佳话。商业化时代的不期而至，使得国人难逃金属魅力的诱惑，从“洛阳纸贵”到“洛阳铜贵”，一字之差，折射出中原文化的质变乃至于国人在传统意识上的沦落与丧失。然而，就在古都洛阳因仿古青铜业的繁荣而出现废铜价格高涨的同时，在另外一些城市却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纸荒。
2010年10月，在保利公司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一打乾隆三十年的撒金发笺纸以10.64万的高价成交;同年12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7幅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宣纸上拍，以11.82万元成交。其实在此之前，北京和天津等地的老纸交易已经活跃多年，记者在京津两地书画市场调查时发现，就连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生产的发霉宣纸都卖到了两三万块钱一刀，比较当年市价涨了近100倍之多。那些清代留存下来的纸张更是身价千万倍，在一家店里，记者看中一张60厘米见方的乾隆冰纹笺纸，店主开价竟然高达10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京津两地纸荒开始于2007年以后，老纸的行情突起与中国书画市场的跑火休戚相关。业内人士坦言：那些被抢购的老纸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于制作假画。由于老纸具有难以模仿的特质和时代特征，所以对于纸张的鉴定和测试，往往是认定古代书画真伪的重要依据。这样一来，老纸理所当然就成为制作假画者的抢手货了。
一位行家朋友告诉我：现在大部分掏钱买老纸的人，都是为了制作高价位高仿国画，那些人在圈内被戏称为“国手”。为了一睹这些“国手”的庐山真面目，记者在朋友处要了一张生产于清代末期的宣纸，让琉璃厂熟悉的画贩带我找到一位天津画家。此人的身份是大学美术专业教师，专长研究清代绘画。听我说要复制一张乾隆年间的名画，他笑道：“如果我没看错，您买的应该是道光年间的宣纸，画乾隆是不是……”
我也觉得唐突，买纸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挑便宜点的买。
“要不，画一张吴昌硕的?乾隆的画用道光的纸那是明摆着造假，但后人用前人的纸张倒是可以的!”画家给我出主意。
我答应了。接着，我顺势了解了一下仿古画的价格，那位年轻画家倒是个大方人，几乎是有问必答。
“国手”造假话隐情：不这样做连老婆都讨不起
5天后，我单独去天津取画。当画家将画在台子上展开时，我不禁一阵心跳-那是一幅吴昌硕的《玉兰图》，几树梅花凌空出枝，水墨拙重、大美不雕，配上两体题字，上为狂草、下为大篆，笔力老辣、纵横恣肆。
“这画是您画的?”我不得不明知故问。
他笑而未答，略显尴尬。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我实在忍不住。
“随便问吧，没什么……”年轻画家扫视了我一眼，眼神散淡、心不在焉。
“这幅画看上去跟原作简直一模一样，您的画功这么好，为什么不去画原创呢?”其实我上次来就留意到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的画作，无论是构图还是写意都足以打动我。
他像是一怔，定定神看着我：“这样问话的就您一个……其实道理很简单。您来我这里，一定不是奔着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创的作品来的，对吗?”
“对此，您……悲哀吗?”
“早就麻木了，哀大莫如心死!”年轻画家顺手抄起一把紫砂壶凑近唇边，我闻出来那里面装的不是茶，是酒。我黯然失声，后悔自己不应该触动这位年轻画家的心事，正打算起身告辞，他却激动地向我倾诉起来：
“我也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可是有什么用?若不是这两年干这种见不得人的脏活儿，别说买房子，我连老婆都讨不起!是啊，我比很多人都画得好，在美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作品就获过奖，受到教授们的一致好评。可这一切管什么用?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艺术时代!‘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艺术家的价值只能由那些狗屁不懂的投资人砸钱认定。没看见那些玩弄政治概念、文化噱头的人，可以因为几张类似于伤痕文学的标语口号式的肖像漫画，赚取西方人的喝彩，从而受到类似尤伦斯那种投资机构的炒作，最后在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连带西方人的政治观念。
“这就是现实，对吧?残酷的现实!‘你画一千刀宣纸，不如为我们娘儿俩挣一刀人民币!’-我老婆的至理名言!与其砸钱去办展览、买评论，我还不如直接出卖灵魂来得爽快!你要的这种画，我三天画两张!”此人尽管已然失去艺术家的灵魂，但却保留了艺术家的个性。三言两语，就把当下书画市场的那点事儿披露、点评得淋漓尽致。
假画半年后竟在拍卖公司以80万成交
临走，按照事前约定，我付给画家4000元辛苦费。连同事先买纸、事后装裱，买这幅吴昌硕的“名画”我一共花了不到两万块钱。此外我还花了3000块钱买了一幅画家自己的作品：《闹市》。
那是一段只见人影不见人群的街市，构图和色彩极富现代感，主题富于哲理性，笔道干练，像是画家在酒后的即兴之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信息量的优秀作品由于画家缺乏市场炒作能力而不得不将其挂在自家的客厅里孤芳自赏，原创者不得不依靠复制别人的书画赚钱养活妻儿老小-这，也许正是当代许多本可以名垂青史的艺术家的共同宿命!
有趣的是，我买回的那幅吴昌硕的“名画”，竟然得到不少圈内人的盛赞，古玩城一位画商用一只宋代磁州窑梅瓶与我交换。半年后，我发现这幅画竟然在外地一家拍卖公司亮相，并以80多万元不尴不尬的价格成交。
为了进一步求证书画市场的乱象是否普遍存在，记者结束了对京津两地的暗访后，接着又亲临陕西进行考察。
西安“书院门”是陕西省最大的书画交易市场，记者刚到这里，就有几个当地画贩蜂拥而来，七嘴八舌向我推销手里的假画：“范曾800块钱，刘文西600块钱，石鲁1000块钱，贾平凹400……”
甩开那拨人后，我选定了一家专卖国画的门店，向店主索购“鬼手”制作的名画。
店主说：“我店里有很多货真价实的二三线画家的作品，都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您为什么去买假画呢?”接着，他向我推荐了墙上挂着的当地名家画作，看上去那些都是原创作品，我熟悉的名字只有作家贾平凹和西安美协的一位主席。
我给店主递过名片，那是我做暗访时常用的身份-北京某文化公司艺术品经纪人。店主看后考虑了一下，问我：“您要谁的画?”
“石鲁。”对此我早有准备。一是因为石鲁长期居住西安，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有地方特色;二是几年前一起“石鲁假画案”闹得沸沸扬扬，无形中提升了石鲁画作的知名度。
“石鲁的画多，您要哪种样式的?”看起来店主已经解除了对我这个外来人的戒备。
“我要可以拿去上拍的那种!”我说。
店主：只要有门路高仿都可以拿去拍卖
店主闻言笑笑：“现在我们做的高仿，只要您有门路，都可以拿去上拍!高仿画还要分几种档次，价格不一样!第一种是旧装潢贴新画，就是南方人常说的‘真棺材假死佬’;第二种是‘两张皮’，将原画芯一分为二剖作两张，上面一张是底下的两倍价格;第三种是老纸新画，价格相对便宜一些……不管是哪一种画，都可以提供您所需要的鉴定证书或者原作的真实著录，不过得根据情况另加成本费!”
出于价格考虑，我最终选定了第三种做法。
随即，店主拿出一本石鲁的画册供我挑选，我选取了一张《红柿图》和一张上世纪的宣纸，提出要亲眼看着他画，免得给我调换了纸张。店主倒是痛快地答应了，然后把我带到离此不远的一处画坊，里面有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正在绘画。
“我帮您挑一位功底最扎实的美院研究生!”看来这个画坊也是店主的领地，他从里屋找出一位三十几岁的小伙子：“你先把这张石鲁的《红柿图》拿去做喷绘!”
小伙子走后，店主对我说：“这张宣纸您自己带上，等喷绘做好后拿来交给他描图，渲色我会交给另外一位画家去做，他跟我干了三年，画的东西还没露过怯!”
我问店主来这里订货的人多不多，他回答说：“这两年越来越多，大部分是买去送礼办事用，真正拿去拍卖公司上拍的很少，去年有一单，用的是‘头层皮’带著录!”
“有没有拍出去?”我问。
“不知道，这些事人家不会告诉我们。但是前不久那位买主又来我这里新订了两张画……”店主不无得意地说。
由于囊中羞涩，我回酒店后马上给那位店主打电话，告知有紧急事务要回京，买画的事以后再联系。这种伎俩都记不清使过多少遍了，开始心里还有些亏欠感，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好在店主们对各种顾客的各式鬼花样司空见惯：“生意不成情意在嘛!”
通观近几年中国的假画市场，依托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资源，已经形成了五花八门的市场风格。
受贿新方式：贪官可将所收书画拿到原商店变卖
北京书画市场上的赝品最多、品种最全、价格最便宜。北京的书画赝品交易以琉璃厂一带为主，此外还有潘家园片区、报国寺和大钟寺等旧货市场。销售方式分为公开、半公开、不公开三种。所谓公开，即是将那些历代名人字画的复制品挂在招牌店里以原作的名义公开销售;半公开则是标签上只写上作品名称，而不标明是否原作，有人问起则含糊其辞作答、待价而沽;不公开指的是那些不需商铺的书画游商，他们多半来自外地，租住在市场附近的民房里，平日里背着几卷假画在市场上游逛，瞧见目标蜂拥而上，或直销所背之物，或掏出几本画册让人挑选，如果家中有成品便带着客人进门交易，假若没有成品，可以按照客人的意愿定做所需要的名人字画。同时，也接揽客人提供的图册，收取少量定金，然后限定时间代客复制。北京市场上的假画价格偏低，我在琉璃厂做暗访时详细打听过，韩美林、史国良等当代名人的假画较多，价格分高、中、低三等，高仿品几万元，中仿品几千元，低仿品一般只在三五百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定做假画最方便，古今中外的那些书画名人，无论是唐伯虎还是毕加索，他们的“画作”都能廉价搞定。
此外，北京琉璃厂书画市场还有一样特别吸引人的招数-承诺回收代卖本店出售的书画作品。据记者了解，这样做给一些以书画送人或行贿的“办事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些不敢直接收人钞票的贪官，拿了书画后随带画店开具的发票将东西送回原处变卖，实现金钱回笼，最后实现“三赢”-店主赚了钱，贪官拿了钱，发票明码标价使得送礼者更容易得到价码相当的回报。
天津假画作坊最多。在华北书画市场中，天津依托其雄厚的人才资源和较早形成的市场优势，撑起了中国假画半边天。不少画坊设备齐全、技术先进、工薪丰厚，吸引了一大批高等美术院校的师生、来津发展的艺技成熟但没名气的外地画家和一些民间艺人纷纷加盟。那里的假画制作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科技化、程序化的生产线，从选画、喷绘、描图、渲染，到题跋、落款、装裱、著录、做旧，分别都有专业人员流水线作业，所有程序不出一条街。顾客交完定金后即进入生产流程，一般四五天能够完工，一些糙品两天之内就可以取货。一位熟悉内幕的天津美术界朋友告诉我：这里生产的假画，除了批发到港澳台地区和京、沪、粤、鲁、闽等书画市场之外，还远销至东南亚各国和部分欧美国家的华人圈。
天津的一位书画商人向我披露：有一些制假画坊将产品定位于拍卖公司等高端交易市场，每年只精心制作三五件高仿名画，作品完成后，还要通过现有的科技检测，由权威鉴定专家严格把关，最后为其出具鉴定证明，有的甚至可以天衣无缝地伪造作品的传世档案，致使一些假画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国内外拍场，当之无愧地享受天价盛誉。
那位朋友一口气向我列举了五六件拍卖成交的假画案例，成交价都在百万以上。他还告诉我：张大千、齐白石、郎世宁、郑板桥、徐悲鸿等高价位画家的作品，都是天津画坊热衷复制的对象。
西安“鬼手”登峰造极好画看一遍就可造假
苏州制作假画历史最早、技法最老。《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一书介绍：“明清时代造假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是在明万历到清代中期的苏州。据记载，这一时期的苏州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他们所造的假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时至今日，上述过往的“旧仿”已然成为书画商人的抢手货，价格与真品相差无几。
最近几年，随着书画市场的行情不断看涨，新的“苏州片”应景而生，而且手段不断推陈出新。现在的伪作除了摹、临、仿、造以外，还利用一些老的“苏州片”，以改、添、拆配、割裂等多种手法，挖去小名款、印，改添大名家款、印和题跋，甚至采取拆旧配新、以伪配真等手法，将一幅老旧“苏州片”做成若干张“老画”。
新“苏州片”主要仿制的对象多半是唐宋及明清的名家书画，主要题材多为《汉宫春晓》、《上巳修禊图》及《清明上河图》等青绿山水人物画。其署款都是古代名气最大的画家，如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宋代赵伯驹，元代柯九思、赵孟、倪瓒，明代文徵明、仇英等人;有部分画廊专门仿制工笔设色花鸟画，多半是黄荃、徐熙、赵昌、王渊等大名家作品;仿白描人物画的多半署李公麟的款;苏州书画市场常见的书法作品有唐寅、王宠、祝允明、陈淳等人的作品。有的还配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邓文原、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王宠、吴宽、董其昌等人的假印章或假题跋，以为赝品制造假证。
西安制作假画的“鬼手”最多。记者在陕西采访时常听当地的朋友如此形容：“西安画假画的人比卖假画的人还要多!”此语虽不无夸张，但却真实地描述了当地书画市场上的一大奇观。在记者调查过的书画市场当中，若以制造假画的人数衡量，西安的“鬼手”堪居全国之首。记者到过的华清池、北院门、三学街、八仙庵、大小雁塔、城墙上下、古玩城内外，那里制造销售假画者多如牛毛，他们都告诉我，自己有专门的画家可作依托，而且那些“鬼手”很多本来就是美术专业的“国手”，出于经济诉求而匿名参与假画制作。当地文化界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他的一位美院毕业的远房亲戚，是西安最早一批制作假画的画家之一，现在制作假画的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人见画作画，只要有好画过目，不出几天便可信手画出另一幅与原画署名相同，但内容不完全相同的画作，而且笔法逼真、风格依旧。他仿制的名画无论从画技还是神韵上辨别，均与真品如出一辙，可谓是鬼斧神工!朋友的这位亲戚现在如愿以偿，富甲一方，靠卖假画盖大别墅、开宝马车……
什么假画死无对证:古书有记载但已寻无踪迹
那位朋友还告诉我，像他亲戚那样的画家在西安绝非一两个，而是有一群人，这个群体甚至还形成各自的风格，经常被业界冠以“仿××派”。在画家圈内，绘制假画似乎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出名的专业画家公开接活，已经有了些小名气的画家也会偶尔为之，以补充自家的钱袋子。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各地假画制作者都有着非常强的市场应对能力，可以随时根据行情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比方说，近些年拍卖市场比较看重书画的著录，将其作为书画拍品“流传有序”的依据，一些造假者便立即根据这一需求针对著录造假。例如有些古代名家的书画作品曾在某著录的文字中被提及，但现在已经寻无踪迹，这种情况最受造假者欢迎，仿造起来得心应手。他们依据著录制作假画后，还根据书里面所描绘的内容刻出假印章，再加盖在假画上，力求与著录的原文完全对上号。这样的赝品很难被人识破，因为原作既无踪影，鉴定者也只能依据著录的文字去体会原作的面貌与风格。
另一种情况是历史著录里有原作的图片，这种情况的好处是造假者省心，依葫芦画瓢，拿去拍卖会上鱼目混珠，在图录上用的是真品图片，底下注明真品的历代著录。对此，一些普通买家出于对著录的迷信，做梦都想不到掉进制假者的圈套。但是这样做的不足之处一是假，如果画家的功力稍逊，还是有可能被行家们发现拍品与原作的细微差别，从而导致拒收或流拍;二是一幅原作可能被卖出若干幅赝品。碰上这种情况，一般的买画者都有一样的心态，那就是认为自己买的是真迹，别人买到的都是假画。
吴树《谁在忽悠中国：中国文物黑皮书3》，山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