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读：瓷杂版块估价TOP10

TOP1 瓶八方，圆盘口，长颈往下渐宽，间饰弦纹成双。下接垂肩，棱角分明，硕腹丰盈，器形端庄，刚中见柔。底承八方圈足，胎呈黑褐铁色。通体罩施青釉，微偏灰，若水映晴空之色，澄澈莹润，隐透丹霞，不失温煦。片纹自然泛金，浓淡不一。釉质丰厚，抚如琼玉。口沿釉稍流敞，色呈绦紫，圈足釉略蓄聚，质若凝脂。配日式双重梧桐木盒。

南宋官窰，成于杭州，乃为供御而制，享负盛名，可谓上品重器，寥若晨星。其简洁端庄，唯覃奥渊涵可达，证故时匠人神技巧思，尽谙美瓷韵致，窰火斑斓处，看尽一代思潮，出窰成品时，溢散赵宋文士雅调。

宋时儒学，有欧阳修一门，承古法以修其德，遵古制以正其心。亦见王安石一派，意主变法，改除旧弊，行简约凡素，尚纯粹质朴。

此儒风一场，无情去，吹尽旧唐万种妖娆，但见有情还今朝，带来了谦谦君子之道。尽意之所求，古朴而简素，优雅而含蓄，不以材贵为珍，但求一品气韵精神。

宋之文人，必是心怀尚古、史海寄情。刘子健曾有论述，至宋一朝，儒学始现新章，于后世影响深远，历经千年而不断。青铜之器，乃祭祀之魂，可明民知，章法度，优品德，善言行，立天下之根本。1

北宋末，金人入侵，如燎原之火，烧遍北国万里山河，挥钢刀、驱铁骑，直破东京。高宗南遁，立临安为行都，凭长江天险、中兴四将，暂得安宁。金刀戎马声渐远，又听水墨琴音，尚古之风自此尤盛。修内司复建官窰，烧御瓷以供南宋宫廷，以汝窰为监，专釉色，重开片，刻求自然素雅，意仿美石灵韵。南宋官窰，承北宋遗风，延其正统，致雅脱俗，多袭青铜、古玉之制，此二者皆为古礼祭祀重器，文人雅士尤以为珍，精考而敏求，梦回商周，再见千年辉煌依旧。今台北故宫所藏，见五件官窰重器，一尊、三壶，皆为青铜之制，亦见一琮，取源古玉之形。2

本品制式，虽不见商周青铜有之，然亦是渊源尤深。南宋宫廷，格古而开新，所创之品，气韵古拙，庄重浑厚，彷佛历经史海几度沧桑，大浪淘沙尽，留下那一身上古精神。见有存世汉壶，制式与本品相类，长颈垂腹，通身繁饰，肩颈以横纹相隔，可见一例，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编号2007.133（图一）。另见一例，藏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馆藏编号 RLS1997.48.831。器饰弦纹者，可见长颈蒜头瓶一类，以秦时为主（可见一例，藏赛克勒博物馆，馆藏编号 RLS1997.48.592；亦见一例，曾售伦敦苏富比2001年6月20日，编号182）。器作方制者，虽不见于此类壶品，却为青铜常取之式。古之瓷者，圆器易制，而琢器难得。如本品八方之形，必是精心细作，繁工琐序，正品方成。

瓶罩青釉，色偏粉蓝。缓缓叠施釉层，甚或重覆窰烧，始达柔光婉约、凝脂温润。胎骨棱角，裹之厚釉，锐角歛藏，柔里蕴刚，邀人抱于掌内，抚弄摩挲。遥想当时烧成出窰以后，冷却工夫掌握得宜，继而润其色，方得如此金丝开片，疏朗自然，彷佛琼玉整块琢成。

凸棱高处，青釉流敞，黑褐胎骨若隐还现。黑褐，悄使色增层次、形添沉稳。宋官之品，清代景德镇多有仿之，唯胎色洁白，须染至黑褐，而后施釉入窰，铁色可得。

官窰之瓷，自烧成起，已见时人撰文赞之。南宋叶置，作「坦斋笔衡」，书中记，「袭故京遗制，置窰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窰。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窰，比旧窰大不侔矣」。今杭州考古所见，南宋窰址有二，乌龟山一处，于南宋皇城之南；老虎洞一处，于南宋禁苑之内。3 两处窰口，出土瓷片标本众多，品类甚广。经研究，乌龟山一处，当属交坛下官窰，老虎洞一处，应为修内司官窰。

南宋官窰，尚有致精之品存世，为杭州两处窰址所不见，或因时人惜其珍，虽见残疵，亦不弃之；再或因其并非二窰所出，实另有精小御窰，奉旨承造，尽寥寥数年而已，故今人尚未得其真貌。如此众说云云，究其所以，仍未尽知。可参考一相类残器，老虎洞窰址出土，展于《幻の名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2010年，图版05（图二）。
宋之官窰，举世稀珍，于南北两故宫中，亦属不可多得之物。今之所见，官窰上品者，均为博物馆收藏。与本器最为相近者，见一长颈八棱瓶，形制略小，开片纤柔，据传原为清宫旧藏，先后属 F.C. Harrison、A. Daniel Hall 爵士、Robert C. Bruce 及仇焱之所蓄，后入安宅英一收藏，现存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曾两度售于伦敦苏富比，分别为1943年7月1日，编号70及1953年5月12日，编号60，亦曾售于伦敦佳士得1970年10月12日，编号77，此瓶多见着录、展览，曾与本品同录东方陶瓷学会展览《The Ceramic Art of China》，伦敦，1971年，编号103（见图版68，图三）。

宋官窰上品，现身拍卖者，仅另见有二。其一为艾佛瑞．克拉克夫人旧藏贯耳方壶，该器于1975年3月25日曾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101，载于《世界陶磁全书》，卷12，东京，1976年，彩图71。另有一纸捶瓶见于香港苏富比，其底刻「玉津园」三字，售于2008年4月11日，编号2601。

官窰其色，青润明亮，匀净素雅，方存之间，映出一片雨过晴天，釉见开片，如一缕金线，曼舞游丝，织出那不世之经典。时有龙泉其窰，已着力学之，后世仿烧之风，更是延续至今。至明一朝，时人多作文章，对其大加赞赏。宣德、成化两朝，景德镇御窰多有仿造，唯形制略小。入清以后，雍正曾取宫中珍藏，送至景德镇，命御窰匠师按此烧造，如本品形制者，或亦见于其中。

乾隆帝，尤好古珍，下投其所好，进大批宋官入朝，上见而以为真，择其精者，御题诗文。此类之品，久惑世人，直至近年，方得分辨。1989年，台北故宫作展，录官窰一百四十三件，其中瓶尊等三十件，然或仅四件实为南宋官窰真品。4

John Henry Levy，收藏之大家，1976年逝世。其母为著名中国陶瓷收藏家 Nellie Ionides 夫人，其父为 Walter Henry Levy。1975年，伦敦苏富比售其藏珍，本品八方瓶亦于其中，为整场首屈之重器。

1 刘子健，《Ou-yang Hsiu. An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史丹福，1967年，页vii及163。
2 见《宋官窰特展》，台北，1989年，编号2及8-10；及《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2000年，编号I-31。
3 《南宋官窰》，北京，1996年；杜正贤编，《杭州老虎洞窰址瓷器精选》，北京，2002年；张振常编，《南宋官窰文集》，北京， 2004年。
4 蔡和璧在《宋官窰特展》图录中提出断代之虞，惟言词隐晦。

TOP1
来源
购自巴黎，1990年代初

赤子爱生乐清宁
李宝平

本品佳作，端庄大气，技艺卓绝，取八方之形，承青铜古韵，集青釉、浮雕、粉彩、青花、描金等高低温釉彩及釉上釉下装饰融于一身，完美诠释乾隆瓷艺之炉火纯青，堪称世间孤品。乾隆皇帝，尤其喜爱繁缛之风，对瓷之要求也是精益求精，更将瓷器烧造作为体现其圣王理想途径之一，上有此好，则下必尽心为之，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督陶官唐英等努力下，瓷器艺术臻于巅峰。

本瓶腹部四侧开光，分绘孩童燃爆竹、观鹌鹑、挂灯笼及持戟悬磬图景，热烈喜庆气氛一览无余。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八年，上谕唐英，瓷器图案需与节日民俗关联，如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中秋节用丹桂飘香等。本件器物亦有可能于某佳节为宫廷特别烧制。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珐琅彩黄地花卉瓶，腹部开光内分别彩绘灯笼、鹌鹑、持戟图案，主题与本器极为类似，录《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香港，1999年，图版27（图一）。该器仅有三开光，缺爆竹图，且每幅开光仅在留白内绘两位小童。相较而言本器绘画多了树石草地庭院栏杆等背景，更为写实，儿童三五成群，稚态可亲，更富天真烂漫嬉戏热闹之趣，佳节喜庆之感染力尤强。有学者指出乾隆彩瓷上的婴戏图底本或出自当时供奉内廷之宫廷画家金廷标，出处同上，图版27。见其所绘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潇洒，可见一例，题乾隆御诗，以作比较（图二）。

本品一开光内见一小童手持青花瓷瓶，一童儿高举灯笼。另一个开光内一小童持戟，戟上悬磬，取音“吉庆有余”；再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瓶，小童手持仿哥釉瓶，注目观鹌鹑，另一小童手中持戟，戟挂双鱼，纹饰细节与本品略异，但寓意相同。

本品青釉细润明亮，浮雕技法气韵流畅，观之，赏心悦目，抚之，更是爱不释手。青釉烧造，已有近四千年历史，自创始之初，便为世人所钟爱。本品釉色精良莹澈，似秋水如碧玉，必是精于还原之火，方能烧出如此美色，南宋龙泉曾有所见，后或失传，元、明之瓷均不能与其比肩。至清雍正一朝，此等釉色再现于世，并不常见，多以小件为主，兼饰浮雕者，则更只偶有见之。清时御窰所出素胎，土色洁净纯白，配此清透釉色，更显精美异常，与浮雕图案相映成趣，浑然天成，使釉下磬与双鱼有玉佩玎玲之感。可参考一青釉罐例，浮雕龙纹，曾为Loch勋爵、放山居、Margadale 勋爵及东京出光美术馆收藏，录《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香港，1993年，图版310及《馆藏名品选》，卷2，出光美术馆，东京，1996年，图版103，曾售伦敦佳士得1971年10月18日，编号51，继售香港苏富比1988年5月17日，编号75及2014年10月8日，编号3901。

本品浮雕磬、鱼纹饰，意喻“吉庆有余”，与磬、蝠组合相比，更为罕见。可参考三乾隆瓶例，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一对录于廖宝秀，《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08年，图版31；一例载于《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台北，2002年，图版V-25。另可参考一乾隆瓶例，京都收藏，施青釉，浮雕蝙蝠、双鱼纹，售香港苏富比2013年10月8日，编号202。

清代御瓷中青釉配以粉彩开光图案者甚为珍罕，偶有所见皆为花卉或山水，婴戏题材极为少见。参考一抱月瓶例，藏东京梅泽记念馆，开光内绘婴戏纹饰。另见一抱月瓶例，青釉地饰粉彩开光，放山居收藏，由Margadale勋爵委托，售于伦敦佳士得1971年10月18日，编号93，后为戴润斋基金会收藏，售香港苏富比1985年5月21日，编号36，继售香港苏富比1999年11月1日，编号397。另见一例，售香港佳士得1991年10月1日，编号786，继售纽约苏富比2007年3月20日，编号818。

青釉配以大幅青花图案者可谓是寥若晨星，而如本品青釉配以青花地粉彩开光者则更为难得，仅此一件。见两青釉抱月瓶例，分售纽约苏富比2001年3月22日，编号121及香港佳士得1999年4月26日，编号545，二者虽绘青花，然仅为坠饰而已。

清代御瓷上多以金彩在釉上绘制各种纹饰，而本器系以金彩描绘釉下青花图案之轮廓，极其罕见，青花之含蓄内敛与金彩之灿然辉煌相得益彰，尽显皇家御瓷之雅致富丽。可参考一乾隆作例，见相类青花描金饰风，详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杂釉彩?素三彩》，上海，2009年，图版143。此类风格与乾隆所喜之掐丝珐琅及瓷器之鬪彩工艺有相通之处。乾隆皇帝，尤其钟爱掐丝珐琅器，不惜工本，着力制作，又命以瓷仿之，取各色彩料以仿珐琅，厚施描金以仿掐丝。

此瓶之形，亦属罕有，隐现青铜遗韵，尤见乾隆尚古之情。另见两相类乾隆瓶例，作八方之式，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2000年，图版133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前述出处，图版131。亦可参考一乾隆粉彩六方瓶例，出处同上，图版88。再见一雍正仿官釉瓶例，录《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单色釉》，香港，1999年，图版204。乾隆瓷者，少有金款，可比一粉彩葫芦瓶例，详见周丽丽，《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窰瓷器》，上海，2014年，图版5-39。
细观本品，装饰繁简得宜，收放有节，布局简洁明晰，寓意吉庆温馨，堪可体现十全老人乾隆帝之盛世情怀与完美瓷艺，诚为清代御瓷之精绝妙品。此瓶甚为独一，类者极罕，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各色釉彩大瓶”，颈部饰青花，肩部冬青釉一周，腹部主体为粉彩十二开光，在装饰技法上略有相通之处，该器另有绿地、紫地彩绘、仿汝釉、仿哥釉、窰变釉、鬪彩等多种装饰，详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前述出处，图版163。另见一例存世，售于波士顿Skinner拍卖2014年9月17日，编号96。

TOP3 来源
阿尔贝托?帕西尼（1826-99）收藏，后家族传承
Galleria Scopinich，1929年5月10日，编号66
米兰私人收藏

本品瓶，曾属十九世纪意大利东方主义画家阿尔贝托?帕西尼旧藏。帕西尼生于布塞托，后至帕尔马学习，继而搬至巴黎，为著名画家泰奥多尔?夏塞里奥（Theodor Chasseriau）工作。帕西尼尤爱异国文化，曾多次前往中东、地中海等地，后于1870年返回意大利，定居都灵 Villa Rabaja。旅行期间，帕西尼曾购入各类书画及工艺品等，其部分藏品，包括本品瓶，于1929年5月在米兰 Scopinich Gallery 售出。

八仙庆寿颂永年
李宝平

乾隆帝，论监宝藏古、好物兴艺，堪称历代国君之冠。 此瓶成于景德镇御窰厂，器型恢宏，巧缀洋彩，锦上添花，祥瑞满溢，应为供御所制。未见他例有录，疑为传世孤品。

“洋彩”之名，君亦用之，透视高宗对来华西风之认同。随着传教士来华引入之繁密洋花、使用渐层或白彩交代立体明暗等西洋绘饰，经屡次试验，乾隆年间清宫匠人已能掌握采用。本品中西合璧，技精艺绝，诚洋彩佳作，极为难得。

乾隆帝尤好正黄，或嘉其乃御用之调，且乃八旗元首正黄旗之色，是以洋彩瓷中，弘历尤喜黄地之器。据乾隆二年（1737）《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非常喜爱黄地洋花宫盌，曾旨意：“黄地洋花宫盌甚好，再烧造些。”同时还要求“东青釉拱花罇、嘉窰青穿枝莲八宝双珠大罇、嘉窰青龙穿枝莲天球罇，此三样照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样烧造些。”（图一）。另有乾隆黄地洋彩轿瓶，纪年乾隆七年（1742），上有墨书御题诗称道：“官汝称名品，新瓶制更嘉”，可见乾隆甚喜新制瓷瓶，君心大悦，图见廖宝秀编，《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08年，编号20。（图二）

轧道锦地，密绘洋花绽放，高技精艺，细致入微，彷佛锦织华綉，瑰丽堂皇。锦上添花，恰合于高宗对繁缛饰纹之好，肇制于乾隆一朝，方兴未艾。寿桃、洋花，虽常见于乾隆御瓷，但如此瓶上之洋莲绽三桃纹饰，却极罕。

此瓶除绘有常见之卍字，且有玉磬双鱼，象征吉庆有余，喻意祥瑞。相类饰吉庆有余之例，可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粉红地及松石绿地洋彩瓶二对，惟其磬较简约、鱼较刻板，出处同上，编号30-31。

瓶上绶带暗八仙纹，寄语长寿，明清瓷器上虽偶有见之，但乾隆洋彩瓷例极稀。后朝例较多见之，如道光御制外黄地内暗八仙纹盘，为万寿节而制，见赵聪月编，《故宫博物院藏慎德堂款瓷器》，北京，2014年，图版2。

乾隆御制黄地洋彩瓷甚罕，仅曾有数例见于拍卖。罕例有玫茵堂旧藏小瓶，上缀洋花盛绽，繁盛之象与本品相类，图见于 R.P. Marchant，〈Some Interesting Pieces of Marked Ch’ing Porcelain〉，《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会刊》，1977-8年，第3期，图版17-19，或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4，编号1772，两度售于香港苏富比，分别为2009年4月8日，编号1601，以及2013年4月8日，编号15（图见页42左）。另请参考花卉纹葫芦对瓶，乃 Christian R. Holmes 夫人故藏，1942年4月15-18日售于纽约 Parke-Bernet Galleries, Inc，编号178，近再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10月9日，编号3014。

放山居旧藏且有一乾隆洋彩葫芦瓶，其黄地色调稍淡，先后入 Loch 勋爵、Alfred Morrison（1821-97）、John Morrison（1950年代）、Margadale 勋爵及戴润斋（1920-92）宝蓄，图录于 Soame Jenyns，《Later Chinese Porcelain.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伦敦，1951年，图版CVIII，图1，以及 Anthony du Boulay，《Christie's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伦敦，1984年，图9，售于伦敦佳士得1971年10月18日，编号74，以及香港苏富比2010年10月7日，编号2126。

后朝例子亦不多见，但可参考之例有 Walter Fane （1828-85）爵士旧藏嘉庆黄地成对盖瓶，饰相类花卉及暗八仙纹，售于伦敦苏富比2002年11月13日，编号155。另可见放山居旧藏嘉庆带款长颈胆瓶，饰相类洋花，Loch 勋爵（1827-1900）及 Alfred Morrison 故藏，售于香港佳士得2010年12月1日，编号2981。还可见伦敦佳士得2012年5月15日拍出之嘉庆带款对瓶，编号318，器形与此类，颈缀黄地洋花，同配螭龙耳，然罩松绿彩，绘胡人献瑞。

此洋彩瓶，虽或属孤例，与清三代珐琅彩等清宫造办处制御作息息相关，见证盛清中西文化、技术之密切交流。近年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就清朝西风东渐，进行多项研究、展览，详见廖宝秀编，前述出处，台北，2008年；余佩瑾，《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台北，2013年；施静菲，《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台北，2012年。北京故宫藏一乾隆铜胎画珐琅黄地双联盖瓶，带款，可资比对，见于《明清珐琅器展览图录》，台北，1999年，编号124（图三）。

TOP3 来源：
英国北约克郡旧藏

青花龙纹长颈胆瓶，瓶腹饱圆，器颈转折柔润修长，绘五爪飞龙气势万千，穿梭繁花折枝地，将雍正帝的思古之情与审美高度，纳于一身。游龙穿花，跃于瓷上，源于十五世纪青花瓷，雍正一朝始见复作。龙纹乃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最重要之纹饰，象征帝王及皇权，此青花胆瓶钴蓝发色浓艳，纹饰强而有力，以堆叠法画制，仿傚早明青花瓷深浓带黑斑效果，反映出当时瓷匠的高超技术。

穿莲龙纹可见于永乐朝天球瓶，此时龙纹较大，至正德朝，龙纹略小，缠枝花地则更为密致，作于各式器形，包括瓷瓶、盘、盌等，纹饰近类此瓶。胆瓶形制修长，多见为单色釉瓷，雍正朝匠人取其绘穿花龙纹，再现古风。可相比较一永乐天球瓶，售于伦敦苏富比1974年4月1／2日，编号187；还有一件正德青花渣斗，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年，卷2，图版686，2011年4月7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60。

此龙纹长颈胆瓶，纹饰浓丽，双龙游戏缠枝卷花间，极为珍稀，为现仅知的雍正作例，类同一件乾隆年制作例，尺寸较大，地绘密致莲纹，出自Christian Holmes夫人及Evelyn Annenberg-Hall旧藏，2006年3月29日售于纽约佳士得，编号169，后于2011年4月8日再次由香港苏富比售出，编号3106。亦可比较一件乾隆胆瓶，绘釉里红龙纹，青花花卉纹地，缀如意莲瓣纹，颈绘蕉叶纹，现藏北京故宫，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图版209，同录还有一件雍正瓷罐，绘四龙于花卉纹间，图版89。

胆瓶器形雅丽，乾隆朝续烧而多作单色釉瓷，如南京博物院藏一件大型窰变釉胆瓶，载于《中国清代官窰瓷器》，上海，2003年，页345；另一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录于《中国清代官窰瓷器》，上海，2003年，图版345；还有一件窰变釉瓶，缀描金花卉纹，为清宫旧藏，刊于《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香港，1989年，页393，图版74。

TOP3 来源
香港旧藏，1982年前
其一：
香港苏富比1989年11月14日，编号315
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品
香港佳士得1999年4月26日，编号539
伦敦苏富比2007年5月16日，编号104

展览
其一：
《徐氏艺术馆》，香港，1991年，图版119 （左）
《徐氏艺术馆：陶瓷IV》，香港，1995年，编号155（左）

桃以仙名
李宝平

雍正御瓷福寿双全图盌，珍稀至极，雅秀娇润。过枝桃蝠纹，源自深植中国文化的祥福意象，得雍正帝垂爱，乃御窑厂为皇家祝寿所烧造，技法及色彩则见欧洲传教士之影响，不仅身为历史重要见证，亦是象征中国宫廷艺术美感及技术之巅峰。

雍正帝即位过程多舛，其正统性屡受质疑，使其自身甚为重视各种祥福吉兆。福寿双全图盌之纹饰设计，处处寄意祥福高寿，应为皇室大寿贺庆之意。

桃为中国文化中最富吉祥寓意的鲜果，象征高寿多福，六为大吉之数，繁花点点的桃枝则有驱邪之力。东晋陶潜（365-427）作〈桃花源记〉，叙述武陵渔人，缘溪溯行，入桃花林，于岩缝后发现世外乐土桃花源。桃树满园亦是《三国演义》中，三杰结义之处，其中蜀国名将关羽，受民间供奉为神只关帝，近达二千年。传说西王母植长生不老功效之仙桃于蟠桃园，三千阳春始一花，果实更需数千年才得以熟透，仅在设席宴请众仙时得以一尝。西汉传奇文人东方朔，慧黠多智，据说曾盗取王母蟠桃，得永生成仙。类此的情节亦见于《西游记》中，猴王孙悟空偷得蟠桃，后奉观世音菩萨之命，隋唐僧玄奘远渡西天求取佛经。

盌身绘五红蝠，常见于中国工艺，红蝠意指洪福齐天，五蝠音同五福，高寿、康宁、富贵、好德、善终。而画中倒立飞行的蝙蝠，更是谐意“福到”，五福临门。

此类典故颇得雍正之意，可见其授命画制的《胤禛行乐图》册页，〈仙桃戏猴〉一景描绘其喜得蟠桃，身旁树上伴有灵猴（图一）。同册另一景，绘其观澜之姿，一蝠于上盘旋。

雍正一朝作桃纹于各式器物，然新创粉彩瓷的多样色调，粉红、淡黄、浅绿等，最能贴切表现桃实枝叶。此类纹饰首现于清宫造办处，施作于金属器身，康熙朝已可见一件铜胎瓶饰以繁花缀缀、结实丰美的桃枝图（图二）。雍正朝福寿双全图铜胎画珐琅盃及盏托，出自造办处珐琅作，纹饰与此对桃纹盌相类（图三）。还有一铜胎画珐琅水盂，器身作连枝二桃实，缀蝙蝠纹，录于《盛世华章》，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5-6年，编号295。

雍正帝亲信大臣唐英，乃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之督陶官，应为首度授命将此式纹饰施作于瓷上之人。粉彩瓷多样的色调，完美诠释桃实柔美色泽，桃蕊枝头娇艳模样。康熙晚期入朝的传教士，带来欧洲珐琅彩，得雍正早期景德镇御窰厂采用，进而发展出粉彩瓷。粉彩色调变化极广，鲜绿叠粉白、淡粉、桃红等等，前所未见，将釉上彩发挥地淋漓尽致。因此，雍正一朝，瓷作画师终于能在瓷胎上恣意绘出写实美奂的自然景致及色彩，如现例所示。

北京紫禁城造办处的作坊，亦作桃蝠纹饰于瓷器，参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对雍正珐琅彩盌，绘桃树与五蝠，构图未若有力（图四）。

桃树过枝纹饰繁复，绵延至口沿外壁，绘制不易，但获雍正帝青睐，为当朝景德镇御窑厂的创举，称为长枝，音类“长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九年四月十九日，上谕着将有釉无釉白磁器上画久安长治……”，冯先铭，《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台北，2000年，页222。

如此寓意吉祥丰富，贴近帝王心意，福寿双全图对盌应为帝王大寿所造，如此推测也可参考雍正朝二幅宫廷画作，其一为陈枚（约1694-1745），〈万蝠来朝〉，画中天空满布飞蝠，雍正四年（1726）大寿之时，贡呈帝王贺祝万寿，《盛世华章》，前述出处，编号270。另一出自宫廷画家金玠（十八世纪）之手，描绘厓岸三名老者，题为〈飞蝠满天〉，云间红蝠纷飞（图五）。

特为大寿所烧造之器为数甚稀，桃蝠纹虽为雍正御瓷中最具代表性之例，多见载录，其存世者却是凤毛麟角，极为珍罕。现知雍正御瓷长枝“长治”桃蝠纹盌，仅有约五对流传。
此对福寿双全图盌其一曾为香港徐展堂博士静观堂珍藏，徐博士收藏的另一盌则出自 John F. Woodthorpe 及 C.M. Moncrieff 珍藏，曾三度售于伦敦苏富比，1952年12月9日，编号140；1954年4月6日，编号106；1961年2月21日，编号171。另一对出自东京永青文库珍藏，为日本贵族细川氏设立，存其家族自南北朝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物，此对现已拆散：其一入玫茵堂收藏，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11年10月5日，编号 16；另一盌现仍存文库，载于《世界陶磁全集》，卷12，东京，1956年，彩图版11。日内瓦鲍尔典藏有另一对盌，录于 John Ayers，《The Baur Collection Geneva: Chinese Ceramics》，日内瓦，1968-74年，卷4，编号 A 594、595。还有一对曾入陈仁涛、白纳德伉俪、及 T. Endo 旧藏，于香港苏富比二次售出，1988年11月15日，编号44，及1997年4月29日，编号401，后售于香港佳士得2007年5月29日，编号1374，并刊载于《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香港，2003年，图版326。这对桃蝠纹盌现亦分散二方，之一录于《Fiftie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Twelve Chinese Masterworks》，Eskenazi，伦敦，2010年，编号11，另一件则藏于台湾私人收藏。另一对盌1938年由山中商会售出，载于其图录《Chinese Ceramic Art, Bronze, Jade etc.》，编号 116，图版12（此处仅刊出一盌）。

一对近类，但器形比例略异瓷盌，出自 Allen J. Mercher、 John M. Crawford, Jr. 旧藏，售于纽约苏富比1957年10月10日，编号261，1978年5月24日由香港苏富比售出，编号252。此设计纹样，至乾隆一朝仍旧沿用，例可参考一件署乾隆年款之盌，见于Soame Jenyns，《Later Chinese Porcelain: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伦敦，1951年，图版LVI，图2。

雍正御瓷亦见其他桃纹器形，数目同是珍稀，例如 Hon. Ogden R. Reid 旧藏，著名粉彩九桃纹瓶，2002年5月7日于香港苏富比售出，2004年由张永珍博士捐赠予上海博物馆（图六）；一件先后为 Van Slyke 及玫茵堂珍藏的桃纹盖盒，2013年4月8日售于香港苏富比，编号3036；桃纹大盘，如一例出自 J. Pierpont Morgan 旧藏曾售于香港苏富比，1997年4月29日，编号400，另一盘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见《盛世华章》，前述出处，编号181。《云海阁》重要中国瓷器．张宗宪珍藏展，伦敦佳士得，1993年，书中提及一批器形较小的桃纹盘，编号92；伦敦大英博物馆也有一盘，刊录于《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卷5，纽约，1981年，彩图67；另一例载于 Denise Patry Leidy，《Treasures of Asian Art. The Asia Society’s 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3rd Collection》，纽约，1994年，图版198。 桃纹御瓷亦见天球瓶，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瓶，见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窰瓷器》，2005年，卷1（下），图版76；另一例展出于《The Barbara Hutt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檀香山艺术博物馆，檀香山，1956-7年，图版XV，1971年7月6日，售于伦敦苏富比，编号259，再度售于香港苏富比1996年4月30日，编号498。

此对福寿双全图盌，其一曾在香港苏富比售出，1989年11月14日，编号315，然在此之前似乎曾为一对，刊于徐展堂博士静观堂珍藏《徐氏艺术馆：陶瓷IV》，香港，1995年，图版155（左），再度售于香港佳士得1999年4月26日，编号539，及伦敦苏富比2007年5月16日，编号104。相别二十数载，此对盌终能再聚。原藏静观堂的另一盌，出自 John F. Woodthorpe 与 C.M. Moncrieff 旧藏，三度售于伦敦苏富比，1952年12月9日，编号140；1954年4月6日，编号106；1961年2月21日，编号171。

TOP6 关于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
郭福祥

根据笔者的研究，雍正皇帝一生制作的宝玺总数在253方左右，但到乾隆皇帝即位时对雍正宝玺的整理记录表明，乾隆初年雍正帝宝玺只剩下了204方。1 这些宝玺中的绝大部分现仍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们虽然或精细或粗犷，或文雅或朴拙，但都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受。由于雍正皇帝的御用宝玺绝大部分现都收藏在博物馆中，流散民间的并不是很多，因此偶尔献身于民间收藏的雍正宝玺就显得特别珍贵，成为全面认识和了解雍正帝其人其事的重要资料。最近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徵集到的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就是这样一方反映雍正帝御用宝玺基本特色，体现雍正皇帝艺术品位元和意趣的作品。

该宝白玉质地，九螭钮，印面阳文篆书“雍正御笔之宝”六字，分三行布局，每行两字。该宝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雍正《宝薮》中着录。我们知道，清代皇帝宝玺种类繁多，包罗极广，单就印文所显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爵位姓名年号玺、宫殿玺、监藏玺、嘉言诗词玺等。这些宝玺尽管种类不同，显示出自身不同的特质，但在反映皇帝的思想、意趣方面的价值却有共通之处。特别是爵位姓名年号玺和监藏玺，由于归属明确，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此方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就属于雍正皇帝早期制作的名号宝玺。这里结合实物和相关文献，谈谈笔者自己对此方宝玺的认识。

首先，此宝制作的详细情况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活计档中有明确记录。

养心殿造办处是专门为宫廷“制造器用”的机构，在编制上隶属于内务府。由于造办处掌造内廷尤其是御用各项活计的特殊职责，故其下设有诸多作坊，汇集了众多技艺精湛的工匠。皇帝宝玺绝大部分就是由造办处各作的工匠完成的。特别是雍正即位后，特别注意御用活计的管理监督工作，各作承办御用活计的记录十分详尽。与雍正宝玺制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其中关于雍正宝玺制作的几十条档案就较完整地保存在记事录、刻字作、玉作、裱作、木作、匣作、镶嵌作等作的活计档案中，这些档案对了解雍正帝即位后的宝玺制作情况极为重要。

根据雍正三年（1725）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玉作的活计档记载，这一年“七月十五日，懋勤殿首领太监苏培盛交：九螭白玉宝一方，见方一寸九分，高二寸三分；坐龙白玉宝一方，见方一寸七分，厚三分七厘，坐龙高九分。传旨：着刻雍正御笔之宝，先篆样呈览。坐龙白玉宝配做锦匣盛；九螭白玉宝仍用旧匣盛，另糊锦面，顶上安象牙牌子。钦此。于本月二十日篆得玉箸篆样一张、钟鼎篆样二张，交首领太监苏培盛持去呈览。奉旨：此二方宝俱照玉箸篆文镌刻，钦此。于八月十四日镌刻雍正御笔之宝九螭白玉宝一方，并原旧匣另糊锦面，顶上安象牙牌子，交首领太监苏培盛持去呈进；于八月二十三日做得镌刻雍正御笔之宝坐龙白玉宝一方，并糊得锦面红绫里匣安象牙牌子，交太监李统忠持去讫。”2

将这一条档案提到的“九螭白玉宝”情况和即将拍卖的这方“雍正御笔之宝”相对照，可以肯定档案中提到的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无疑就是香港苏富比即将拍卖的这方“雍正御笔之宝”。一是印文和篆字种类一样，都是玉箸篆“雍正御笔之宝”六字；二是大小体量一致。实测即将拍卖的“雍正御笔之宝”，其印面6.1公分见方，高7.4公分。而档案记录的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的尺寸则为见方一寸九分，高二寸三分。清代户部颁发的统一标准营造尺的长度为32公分，据此换算出档案记录的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的大小为印面见方6.08公分，高7.36公分。考虑到测量的误差，二者之间的大小体量是相当一致的。三是质地、钮制相同,都是白玉质地，九螭钮。

通过以上比照结果,使我们知道,此方宝玺的印文于雍正三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间由造办处玉作的玉匠刻制完成。

其次，此宝的质地在整个雍正宝玺中极为少见，是雍正帝仅有的五方玉质宝玺之一。

如前所述，乾隆初年对雍正帝的宝玺进行整理时，共得雍正宝玺204方。这204方宝玺使用的材质不是很多，包括石、玉、牙、瓷。其中玉质宝玺五方、牙质宝玺二方、瓷质宝玺六方，剩下的都是石质宝玺。根据档案，雍正帝刻制的五方玉质宝玺分别为：白玉双龙钮“敬天勤民”宝、白玉双龙钮“雍正御笔之宝”、白玉三喜钮“雍正御制之宝”、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和白玉坐龙钮“雍正御笔之宝”，3 此宝即为其中之一。此方“雍正御笔之宝” 所用的白玉质地极为通灵温润，通体洁白致密，纯净无瑕，至为难得。

再次，此宝的原包装匣保存完好，为了解雍正帝宝玺的盛储存放方式提供了难得样本。

根据前述档案记录，盛装此件宝玺的盒子是在原有的包装盒基础上重新裱糊锦面并安装象牙牌而成，表明此方宝玺的九龙钮和旧包装匣极有可能是在康熙年间制作完成的。雍正三年对原有包装盒的改做包括重新用香色团龙锦裱糊外壳和用红绫裱糊里面，在盒顶部安装象牙名牌，这些都与包装匣的现状相符。该包装盒的一些细节体现出雍正宫廷造办的精致和品位，最典型的就是象牙名牌。在牌子的中心刻楷书宝玺的名字“雍正御笔之宝”，字口内添墨，名牌的三面边缘都雕出凹槽，正好可以将牌子的上盖从无凹槽的一面推入。名牌的上盖雕刻龙纹，极尽巧思。这些都是典型的雍正帝宝玺包装匣的制作方式。

最后，此宝及其包装匣的制作过程体现出雍正皇帝的性格特点和艺术品味。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在位的十三年承上启下，在康乾盛世形成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雍正帝对艺术创作具有独到的见地，品味高妙而独特，御用器物的制作文雅精细，水准之高居清代各朝工艺美术之前列，这一结果与他本人对宫廷器物制作的直接参与有密切关系，雍正的宝玺亦不例外。从前面引述的档案，可知雍正皇帝对御用宝玺制作的要求都非常具体，对细节的关注出人意料，可以说他自己就是宝玺极为重要的设计者、指导着和最后的验收者，从中可以了解雍正帝本人的性格和意趣。
2011年香港苏富比曾经拍卖过一方白玉坐龙“雍正御笔之宝”，与此方宝玺使用的是同一张印文设计稿，印文刻工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因此二者的印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对比观察。对于此方白玉九螭钮“雍正御笔之宝”而言，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风云变幻，还能够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实为难得。

1 郭福祥，〈雍正帝宝玺的相关问题〉，《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论文集》，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0年，页73-88。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册，北京，2005年，页605。
3 同注1。

TOP6 诗文：
璧围鄂瑑刻玲珑，上有双螭盘容容；
縧韍可佩禋六宗，三代法物玉府充。
文曰延年延喜同，果然阅世出土中，
伊谁所用思无穷。
通高：30.8 公分，12 1/8 英寸
璧：23.8 公分，9 3/8 英寸

来源
香港佳士得1990年10月10日，编号1901
德馨书屋收藏
香港苏富比2007年4月8日，编号603

乾隆御赏嵌“延年”龙凤纹璧紫檀插屏
郭福祥

就艺术品收藏和监赏而言，清代乾隆时期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媲美，乾隆皇帝也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相媲美，而且更广泛，更全面。对古玉的搜求和监赏则是其艺术监赏和收藏活动的重要方面之一。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绝大多数是在乾隆时期搜集的。这些古代玉器在经过乾隆帝御览后，被广泛收存、陈设于各处宫殿之内，成为一道韵致典雅的风景。此次香港苏富比公司准备拍卖的这件“乾隆御赏嵌延年龙凤纹璧紫檀插屏”就是在乾隆帝古玉监赏过程中出现的一件典型作品。

此件插屏的屏芯正面、底座、披水牙和站牙上均雕刻细密精致的纹饰。其中屏芯正面中间被掏空，四周有凹槽，镶嵌一块汉代出廓玉璧，玉璧中心用雕有乾卦图案的紫檀木圆脐固着。插屏背面芯板上刻隶书填金乾隆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即西元1770年）御题诗一首。芯板被分为三块，通过内里的凹槽用两根木条连接，非常容易拆装，巧妙地解决了从背面装取玉璧的问题。整个插屏设计新颖，雕刻精细，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准。

这件插屏中的真正主角应该是镶嵌在插屏中的那块玉璧。对于此件玉璧，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器专家邓淑苹女士曾进行过仔细研究，这里不妨将她对这件玉璧的描述和研究结论概括于后：玉璧呈白色和黄褐色，质地甚为温润。璧分内外两圈，内圈琢排列整齐的乳钉纹。外圈镂雕四龙一凤及篆体“延”、“年”二字。上方出廓，镂雕二龙。龙头的表现分侧面与正面两种。侧面造型的龙头多有卷鼻、长眉、花式分叉长角或弯曲的独角；正面造型的龙头为东汉玉器上常见的螭龙，上宽下窄倒梯形脸，两片琢有阴线饰纹的双耳外，还有两个水滴形的小角，有时两角之间还有一长角。龙体多作夸张地扭转回绕，上饰小圆圈纹与平行短线。尾端常似蓬松的云彩或盛开的花朵。凤鸟则作回首鸣啼状，头顶有长角。双龙间、龙体侧和凤足之下，填以云气般的镂空纹饰。考古发现的东汉镂雕玉器甚多，可知此时的龙凤纹，精神气势已异于西汉，装饰意味日浓。而这件延年龙凤纹璧更呈现出东汉晚期的那种崇尚华丽堆砌的装饰趣味，相对地减低了神灵动物原有的精神与气韵的风格，应属东汉晚期的作品（例见图一）。由其尺寸及雕工可定为宫廷御用宝物。邓女士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这件玉璧非常恰当的定位：其一，从装饰意味浓厚的纹饰及镂雕铭文可以看出此璧为东汉晚期的玉器；其二，由其体量和雕工可定为宫廷御用之物。从中我们不难得知此件玉璧在玉器收藏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这件玉璧，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它后来进入清宫内府收藏，为乾隆帝所激赏的历史际遇。我们知道，乾隆皇帝非常喜爱玉器，尤其是三代玉，对于进入清宫内府收藏的古代玉器，往往亲自进行监别、定级。“内府铜玉诸器，率以甲乙别等第。”现在留存下来的清宫藏玉中许多都刻有甲、乙、丙的编号，就是他进行玉器监别活动的明证。不但如此，在得到一件珍贵玉器后，乾隆帝还往往为其题诗吟咏，或表达高兴的心情，或对古人的制玉技术表示赞叹，或对古玉的称谓用途进行考释，或借物思古，抒发心性。据统计，乾隆一生御制诗四文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之达八百余首。对于这些咏玉器时，乾隆帝并不仅仅把它们收录在诗集中就算了事，还要把它们琢在相应的玉器上。这些诗作为我们了解乾隆监考古玉的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玉璧是乾隆帝在古玉收藏和监赏过程中十分关注的一个种类，每得一件，乾隆帝都要做细致的观察，题诗考监，“谷璧多无数，逢之率有诗”、“谷璧数弗可屈指，偶遇无题辄题耳”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些古玉璧，乾隆帝在监赏之后都要求予以妥善保存，或配以囊匣放入百什箱（乾隆时期专门存放御玩艺术品的百宝箱）中，或配做托座陈设于宫殿中。而对于体量较大者，更多的时用紫檀、红木等高档材料制成插屏，将玉璧镶嵌于其中，并在插屏上刻相应的御题诗，使之成为历史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佳构。在清宫档案中，制作这种嵌玉璧插屏的记载屡见不鲜。仅以乾隆三十五年为例，就有“三月初二日，太监胡世杰交汉玉卧蚕璧一件，系如意馆刻得字。传旨：配做插屏……闰五月二十日库掌四德将汉玉卧蚕璧一件配得雕龙紫檀木插屏一座，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奉旨：将插屏交懋勤殿背后刻诗”；“闰五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交紫檀木插屏一件，随汉玉素璧一件。传旨：将插屏另换芯板下槽，玉璧安稳，配紫檀木脐雕乾字”；“十月三十日，太监胡世杰交汉玉夔龙璧一件。传旨：着配插屏。”“十二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汉玉谷璧一件，系道凝堂撤下，本文璧始姬周非卯金。传旨：着配做插屏……于三十七年三月初五日将嵌汉玉谷璧紫檀木插屏一座刻诗，持进交内殿带往热河讫”等等。

香港苏富比公司此次徴集到的“乾隆御赏嵌延年龙凤纹璧紫檀插屏”同样制作于乾隆三十五年。这一年的春天，当乾隆皇帝看到一雕工精美难得一见的大型玉璧珍品时，便被这件一千五百年前原本是宫廷御用的宝物深深吸引，当即为其写下了《咏汉玉延年佩》的诗作，这首诗后来被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八十六中。乾隆帝还命玉工将该诗刻于玉璧的外缘上，又为玉璧配制了紫檀木插屏，并将同一首御制诗刻到屏芯背板上。

在制作嵌玉璧插屏过程中乾隆帝通常特别关注的某些元素，如在玉璧及插屏上刻有乾卦图案的圆形木脐等在这件插屏中都有完美的体现。这使此件拍品在乾隆帝御赏的嵌玉璧插屏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可谓同类作品中的精品。

TOP8 来源
日本私人收藏，1990年代

此瓶器形优雅，绘制华丽，色彩和悦，或属孤品，其体量恰当，尤适把玩。所着矾红纯正，与钴青相得益彰，此红蓝配，罕以釉上红彩相搭，遂更引人入胜。其夔龙耳，妙趣灵动，亦罕见于明清瓷品，使人生醉。似乎仅见一类例，可资比对，尺寸较大，属清宫旧藏，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一）。

陶瓷以青花配矾红，似肇始明宣德一朝，宣德款龙纹盌罕例，大英博物馆藏，与相若二作，其一仅饰青花，另一饰青花釉里红，同刊于康蕊君、霍吉淑，《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中国陶瓷精选》，伦敦，2009年，图版30。此艺于晚明复兴，然似罕见于清代，究其因，或为此技需二次烧就，一遍青花，二遍低温矾红，使其制作成本、风险皆高。

辽宁省渖阳故宫，为后金入关前之盛京皇宫，保藏一件乾隆大瓶，形制与莲花纹样相类，唯其画艺及矾红装饰较为拙劣。江西景德镇御窰所烧，虽为欠佳之作，仍被运至数千公里外之北京皇宫，足证此瓷烧成之难，更显本器之可贵。比较一件乾隆罐例，青花作云，矾红画龙，红彩深暗，见周丽丽，《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窰瓷器》，上海，2014年，图版3-57。

另可参考一类青花矾红水波云龙纹大盘，常用于宫廷御宴及特定皇家庆典，如著名之“千叟宴”，帝王广邀皇亲国戚、前朝老臣、及自民间奉诏进京老叟，数以千计，场面浩大，恩隆礼洽，万古未有，足见此纹样之重要性，盛极一时。清宫旧藏乾隆时期类盘，现存南京博物院，录于《清瓷萃珍：清代康雍乾官窰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5年，编号81（同见护封）。近似雍正例，售于伦敦苏富比1995年6月6日，编号242，以及香港苏富比2005年10月23日，编号208，并再售于香港苏富比“妍泽凝辉：张永珍博士雅藏清瓷选萃”专场，2012年10月9日，编号125。

本品似属唯一，然亦与其它清代御瓷相关。一件乾隆青花矾红彩莲花纹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引自刘良佑，《中国历代陶瓷监赏5：清官窰及民窰》，台北，1991年，页202右。本器所饰青花缠枝花纹亦罕见于清瓷；类例见一乾隆青花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2000年，图版137；一雍正朝矾红彩水丞，属 Goldschmidt 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1990年11月13日，编号26，另见一例，南京博物院藏，载于《中国清代官窰瓷器》，上海，2003年，页138。 相若龙耳者，青花饰，见一乾隆瓶例，渖阳清宫旧藏，前述出处，页97。造型相同，体量有异之清代御瓷，参考两件荸荠瓶，分属乾隆、光绪二朝之物，录于周丽丽，前述出处，图版4-9。

TOP9 来源
苏格兰私人收藏
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8日，编号1005，见于封面

雍正一朝，多成单色釉器，其中青釉烧制繁多。杰出督陶官唐英，于雍正十三年（1735）编修御窰制瓷目录，详载各式青釉品名。唐氏细研宋明瑰瓷，探究其选料与工艺，体悟其“形”与“饰”之和美融洽，并以其为范，妙思出新。

此瓶拟摹明永乐雏形，成器悦目臻美，然清器并非全盘仿明，其媒材、形制及纹样亦同等出色。本瓶耳加饰精巧曲线，釉面层次藉由细致浮雕而展现入微，釉质半透，釉色青蓝，实难烧成。此器较之康熙作品，更显隽秀柔美。

本器底书篆款，更为罕有，此款式或仅用于雍正朝一段时间，而后直至雍正末年被另一篆体款样替代。有关雍正款识之探讨，参见林业强，〈清代雍乾两朝御窰瓷器四题〉，《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窰瓷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年，页38，图7.8及7.9。
一件极近扁瓶例，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录于《清康雍乾名瓷特展》，台北，1986年，编号61；另一相同瓶例，无年款，东京静嘉堂文库典藏，载于《静嘉堂藏清朝陶磁．景德镇官窰の美》，东京，2006年，编号106。

一件极类拍卖例，见 Frederik Bruce 爵士（1860-65年间英国驻华大使）及 Raymond F.A. Riesco 旧藏，售于伦敦苏富比1984年12月11日，编号437，后售于纽约苏富比2014年9月16/17日，编号157。另见一例，瓶颈及侧面有镀金镶扣，售于伦敦苏富比1982年6月15日，编号356；亦有一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86年11月19日，编号241。

此扁瓶形，配曲线耳，同见于它类装饰例，其中精美者，可比著名的大维德爵士藏瓶，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其器以粉彩绘二种不同花鸟纹样，录康蕊君及霍吉淑，《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中国陶瓷精选》，伦敦，2009年，图版44。或比一件青花例，仿明式缠枝花卉，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刊于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窰瓷器》，北京，2005年，卷1，册2，图版41。

TOP9 本品之器，尤为独一，不见类者，制工精细，成品考究，鎏金华美，属雍正朝御作之经典，见世宗皇帝至高品好 。

雍正款铜器，见有寺庙陈设之品，堪属稀珍，如本品者，则绝无所见。此类款识风格，见于同期他品，属雍正御玩之物。

可比几件署款铜器，见于拍卖记录，参考一桃形例，售于纽约苏富比2001年10月17日，编号30。另见一方鼎例，Soame Jenyns 旧藏，售于伦敦佳士得2005年7月12日，编号47，继售香港佳士得2011年6月1日，编号3619。亦见一三足香炉例，Ronald Longsdorf 收藏，售于纽约佳士得2011年9月15/16日，编号1160。再见一簋形例，曾售于三藩市邦瀚斯2010年12月13日，编号5146。另见一鉢形例，水松石山房收藏，售于香港苏富比2014年4月8日，编号203。

雍正帝，甚爱珐琅之器，此类存世较多，如掐丝珐琅之品，见有两例，其一为掐丝珐琅带盖豆，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录于《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09年，图版II-80；其二藏 George Walter Vincent Smith Art Museum，其款载于 Beatrice Quette，《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ard Graduate Center for Studies in the Decorative Arts，纽黑文及伦敦，2011年，页26，图2.27。

雍正款珐琅器，今多有着录，以盘、壶、香筒、鼻烟壶为主。参考一铜胎画珐琅日式印笼例，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前述出处，图版II-92。

雍正帝，亦好东洋艺术，特命御作仿之。本品器风，源取日本之式，相类品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可参考一漆盘例，录于 Evelyn S. Rawski 及 Jessica Rawson 编，《盛世华章》，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5年，图版185。同品亦经朱家溍撰文论述，详见〈Yongzheng lacquerware in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Orientations》，1988年3月，页30，作者于文中记，雍正二年正月初四，太监总管呈上洋漆茶盘一例，雍正御批，命制同尺寸盘一件，取双圈之制，施朱漆，饰赶珠龙纹。

与如上漆盘相同，本品饰纹尤为祥瑞。盖上所饰，双蝠捧寿，壁饰金鱼、盘肠，乃佛家八宝之二，又见蝙蝠、寿桃，寓意吉祥。

本品所镌，四字楷款，规矩端庄，纎俊秀雅，属清宫御作之典型。同款之品，亦见两雍正御作例，均为黄杨木件，饰灵芝纹饰，其一为灵芝形盒，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上海，2011年，图版311；其二为灵芝形如意，水松石山房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2010年4月8日，编号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