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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达:双核生活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韩见 2015-09-09


与共同参加“85 新潮”的年轻艺术家们不同,谷文达对于这个“全盘西化”的新艺术运动也并非完全认同,他想要做的是在传统与当代这两个看似格格不入的极端之间寻求平衡。(图:谷文达工作室的设计很用心,他面前的这张桌子是用小时候睡过的板床改造的)

“说工作室是创作和生活的基地,那都是套话,”谷文达双肘支在工作室里的一张超长原木茶桌上,人向前一倾,“我来讲讲实际情况。”

这间位于莫干山路M50创意园旁的工作室已有12年历史,谷文达将创作重心移回国内后不久就租下了。“我来的时候很便宜,每天每平米三毛几分钱,业主也希望艺术家来,丁乙可能更早、更便宜,一毛五分钱。”因为装修设计都很讲究,房租不断上涨也没有令他产生搬家的念头,但是最近,他感到这里安逸的日子可能不会长久了。“附近苏州河边在建一个很好看的房子,是设计世博会英国馆的事务所设计的,我估计周边的厂房也快了,厂房不是保护建筑,里面也没有住家,拆迁成本很低的,房产要扩张的话拆这里最好。”

在美国,谷文达的工作室比国内更早经历了被商业资本吞噬的过程。由于出国前已有作品被美国藏家收藏,还得了加拿大国家外国访问艺术家奖,谷文达有能力在不打工的情况下常驻纽约进行全职创作。“刚到纽约的时候,运气很好,先是在曼哈顿最北端的华盛顿高地找到一间免费的地下室,1993年,和其他几位艺术家租下了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的一间被遗弃的厂房,我就搬进去住了。”那时候,威廉斯堡是个出了名的混乱街区,打砸抢很常见,还几乎没有艺术家住在那里。但是2000年以后,那里就租不到厂房了,所有厂房都成了工作室或者小众品牌的店铺。谷文达笑说自己是个“先锋”,贡献了最早的艺术氛围。


谷文达作品《谷氏简词碑拓片》

传统与当代之间

谷文达是浙江美术学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最后的文人画大家”陆俨少,接受的是严格扎实的国画训练,不仅学绘画技法,也学为人处世。“中国的师生关系和西方不一样,不是毕业了就独立了,老师就像树一样,你是他的学生,一辈子是他的学生,大部分人离不开这‘紧箍咒’和‘阴影’。我去做当代艺术,按以前的说法是大逆不道的。我从来没有不尊重我的老师,可是话说回来,有建树的往往都是勇于‘离开’的人。”

八十年代,受到西方艺术史影响而投身“前卫艺术”的美院学生很多,但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油画、雕塑或者工艺系的,国画系几乎是与之毫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可是谷文达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他被陆俨少形容为“野马”,言下之意是,这个学生灵气是有的,如果是“骏马”就最理想了。在校期间,谷文达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西方哲学、宗教、科学和美术史书籍,并且很早就开始了对当代观念水墨的探索。

然而,与共同参加“85新潮”的年轻艺术不同,他对于这个“全盘西化”的新艺术运动也并非完全认同,他想要做的是在传统与当代这两个看似格格不入的极端之间寻求平衡。从早期的《人体山水》系列、《遗失的王朝》系列到《碑林》系列、《联合国》系列、《中园》、“红灯计划”,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早在1987年就去了美国,谷文达的当代艺术创作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去’,五千年文明的自然观一直伴随着我。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潜移默化,常常是意识不到的一种存在和体验。”

回望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谷文达说自己赶上了“85新潮”,是运气好:“时代需要这批人,正好那时候在做。但是做了三十年铺路石,中国的当代艺术仍然是很小范围的,是个孤儿。它应该要有、也终将会有自己文化的延续,有自己的身份,就像西方的当代艺术从文艺复兴渐渐发展过来。我出身于国画系,也是我的运气,因为传统的部分我不需要补课。”


谷文达的太太史楷林(Kathryn Scott)设计的瓷器

走一条和自己的出身背景不同的路

谷文达形容自己过着标准的“双核”生活。他规定自己每年要有一半时间待在美国,因为家庭在那里,还有一个带五百亩地的水墨工作室在纽约郊区;而大型装置和艺术项目的相关工作都在中国进行,因为创作所需的材料、技术和人才都在中国。

“我希望我的作品里有传统的失传的工艺,而且尽量不使用人工材料。我的生活也是这样。”他原先在西安甚至有一间专门的石刻工作室,靠近采石场,为“碑林”系列的创作养着三十多个人。“现在找不到那么好的刻工了,而且皇陵边那个原先为西安碑林提供石材的采石场也已经禁止开采。”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如今他改变了策略,把工作团队缩小到智囊团规模,其他都按照项目需要外包。“所以我的助手们是我的工作室里最珍贵的东西,她们能做设计、推广、项目执行”

不过所谓“双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在美国也将近三十年了,我毕竟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经历过‘文革’,一下子跳到最资本主义的纽约,这种经历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的。”早年经历的印记还体现在对女儿的教育上,相比美国妈妈的放养式教育,谷文达是个中国式的严父。他要求女儿学中文,带她拜孔子、爬泰山,游敦煌和西藏,不想让这个长在美国孩子变成“中国文盲”。从这个意义上讲,谷文达那些无论从构思上、体量上和动用的人力物力上都留有“集体主义”时期影子的作品,也是年轻艺术家不可能创作出来的。在《基因与蜕变——大众当代艺术日系列》中,他组织了佛山的一千多名小朋友集体书写《孝经》,除了重提孝道之外,另一个目的是使中国当代艺术拥有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现在,“大众当代艺术日”的第二期主题也已经确定,这个名为《青山绿水》的项目,将请小朋友用蓝藻水泼在宣纸上,形成山水画,意思是“我们的水坏了,还我河山”。

这类如此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项目,也使谷文达区别于人们印象中专注于自我的上海艺术家,当我向他提出这一点时,他毫不迟疑地说:“作为一个生长在南方的人,我很厌恶上海的市侩生活。就像我也不喜欢印象派绘画,尽管它在风格上挑战了传统,有开派立说的意义,内容上却是法国市民生活的写照,不带来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是没有革命性的,是风花雪月。我喜欢唐宋山水的博大气势,不喜欢明清的,我自己想走一条路,和自己的出身背景有所不同的路。这可能也是现在过上双核生活的根本原因,老想离开熟悉的东西,逼着自己走到新的地方,但也知道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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