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K11的展览还原了达利的立体空间作品《梅·韦斯特的房间》
莫奈的《睡莲》去年在上海的购物中心k11展出，引发艺术爱好者蜂拥前来膜拜，主办方在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双丰收后，今年，达利、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大师纷纷“下榻”大型商场等商业空间，其中不乏“现象级”展览，追捧者众。然而，这些花费不菲的艺术大餐，吃起来并非全是美好，灯光不美、氛围不佳、人潮拥挤、商业空间局促、策展专业性不足，直接影响了观展的感受。同时，题材撞车、展览同质化、商业展览呈现出的急功近利也让展览大打折扣。究竟该如何看待商场里这些风头劲、热度足的大师特展？结果是喜是忧？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现象：艺术大师特展频频落脚商业空间
去年，印象派大师莫奈的艺术特展在上海的购物中心k11举办，许多艺术爱好者蜂拥而至，观者需排队两小时才能入场，主办方也赚了一个盆满钵满。业内专家认为，自“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标志着中国民营资本开始介入高端艺术特展行业后，去年“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则开启了高端艺术特展进商场举办的先例，从而激励了今年更多的民营商业机构积极投身高端艺术特展的行列。
今年下半年，上海已迎来了两个达利的特展：一个是9月26日开展的“疯狂达利艺术大展”，地点选在上海具有地标性的外滩十八号；一个是11月4日刚刚开幕的“跨界大师·鬼才达利”超现实主义大展，地点是处于繁华地段交通便利的购物中心K11；同时，10月底“传奇毕加索”艺术大展在另一商场——上海环球港如火如荼地举行。三个展览聚焦的都是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
对于高端艺术特展选择商场受到民众热捧的现象，前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徐子林认为，其原因在于现在很多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搬到远离市中心的新区，而举办大展览的商业空间则大多处于繁华地段，交通方便，便于市民观看，“不少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艺术机构迁移到偏远的位置，长远来看，这对民众的美学教育和艺术教育都有损伤。”因此徐子林认为，这些大型的商业展览值得支持和给予肯定。
而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傅军对媒体表示，高端艺术特展频频选择商场作为落脚地，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考虑。对于民营资本来说，选择商场的优势显而易见：不需要支付场租，也无票房分成。要知道，举办一个高端艺术特展，场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比如，“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租用世博园中国馆，租金是1000多万元。去年，他们改而选择K11购物艺术中心举办“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最大的实惠是无需支付一分钱的租金。
对此，徐子林也认为，商业展览必须考虑商业利益，这些展览差不多形成一个套路，展览对象或展览主题必须是大众知名度高的艺术家或艺术主题，通常是大师经典作品展，而不会是探索性的当代艺术，这种没有风险性而且高质量的艺术特展容易引起媒体关注，能快速在大众中形成热门话题，成为商业展览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问题1：题材撞车大师怎经得轮番“轰炸”？
但是，同一城市几乎同一时间段举办两个达利展览，题材同质化现象可谓严重：在上海，不仅有两个“达利”，“你就是艺术——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作品展”，和两年前的“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回顾展撞车；“传奇·毕加索艺术大展”和“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也不过相隔4年。更有甚者，两个“达利”在宣传期互相打擂，都宣称自己的展览最正宗，展品最真，如此“恶性”竞争观众，制造话题，是否妥当？
对此，徐子林认为，引进这样大型的展览需要提前一两年，“撞车”现象应该是巧合，虽不是好事，但也不能全怪商业机构，要怪就怪艺术家达利，“现在很多机构在做达利的雕塑、版画，是因为达利生前生活奢华，他在世时就透支了许多作品的权利，晚年的达利和妻子基本上乐意把一切权利都出售，而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现金付款。”
此外，徐子林还提到，这些商业展览频频在上海引进，跟城市文化、受众基础也有关，“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古都，文化底蕴比较深厚，传统的名人字画展览很受欢迎；相对来说，上海比较国际化，西方展览在上海特别吃香，毕加索、莫奈、达利的作品展出，白领们都愿意去看，对传统的艺术关注就比较少。”
但对于题材撞车、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业内专家还是感到隐忧：“如果说达利是巧合，那么毕加索、安迪·沃霍尔肯定是故意的，这些民营商业机构似乎都将目光瞄准那些有限的、具有广泛知名度和话题性的大师资源，却严重忽略了观众的审美期许。试想，再怎样厉害的艺术大师怎经得起如此的轮番‘轰炸’?展览题材的同质化不仅破坏了高端艺术特展这个新兴行业的生态环境，也必将让那些刚刚跻身这个行业的民营商业机构付出惨痛的教训。”
问题2：展览空间有局限达利作品“站不直”
但是，这些花费不菲的艺术大餐，也遭遇观者的频频吐槽，认为“不值票价”：有人吐槽商业空间作为非专业展览场地，承接高端艺术特展局限明显，场地空间就常常不能满足作品展示的要求。
艺术畅销书作者“顾爷”顾孟劼看了在上海滩举行的达利展览后直言不讳，一个空间同时展示达利300余件作品，显得相当局促和密集，“中间全是雕塑，墙上全是版画，布局太一般。雕塑作品的观赏，要有呼吸空间，欧洲的美术馆通常都会在雕塑周围留出很多空间，有些经典作品甚至可以独享一个厅，为的是让观赏者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多距离来欣赏一件艺术品。像这样把作品堆在一起的布展方式，主题不明，感觉拥挤。”达利的作品风格夸张，具有很强的视觉扩张性，同时很多作品的体量也很庞大。有人吐槽，展览上有一件尺幅巨大的油画作品《意乱情迷》，高5.2米、宽11.5米，在商业空间里根本“站”不直，更不要说留有余地，无奈之下只能倾斜着放置，不巧前面还有两根水泥柱子挡着，严重影响了作品的观看效果
也有人吐槽，这些商业展览急功近利，缺乏策展、布展能力，忽视对展览环境氛围的营造，也就不能帮助观众理解和消化这批大师的作品。“无比业余的布展，单是灯光就足以毁坏一个展览。另外，连一幅标志性的作品都没有看到，有种被骗钱的感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如是评价。此外，现场不限人流、嘈杂拥挤，也是影响观感体验的槽点。
对此，顾孟劼抱以理解，“把这些艺术品从原产地运到中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还要在国内找一个适合它们气质的空间，还要够大，这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徐子林则希望，商业机构在平衡利益之下多做改进，而大众需持宽容心对待，“商业展览自有其商业目的，不能奢望其用公益的形式去做。我记得K11最开始做了很多实验性的、当代艺术的展览，在小圈子里影响很大，但对于市民来说没有影响，后来它选择了莫奈、达利，都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人流量多了。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近距离地接近了艺术，你离艺术也就更加靠近了一步。只要不违背艺术原初的精神，愿意为艺术去做事，我们都应该去支持，特别是中国，公众的艺术教育特别少。如果人们可以因为某一次展览而开启对艺术世界的好奇心，那么其社会价值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问题3：公立博物馆在商业化冲击下何去何从？
近年来，公立博物馆引进的特展也非常多，上述的毕加索、达利等艺术大师都曾在公立博物馆进行特展，如今年国博的“罗丹雕塑回顾展”，展出139件罗丹传世之作，包括《思想者》、《青铜时代》、《巴尔扎克》，追捧者众。但比起上海这几个商业展览所形成的话题热度，似乎力有不逮。有人不免担忧，资源丰富的公立博物馆在市场化办展“围剿”之下，又会受到怎样的冲击和挑战？
徐子林介绍，在国外的完整艺术生态里，欣赏传统、经典的艺术，民众首选藏品丰富的博物馆、美术馆；想看前沿艺术、当代艺术，会选择艺术中心，前二者是非营利性的；消费艺术则是去画廊，三种业态都非常完整。此外，就是有一个艺博会平台，把画廊集中起来进行商业展览。中国这种通过引进大师展览在商场、商业空间来获利的方式在西方是见不到的。西方往往通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引进大师的展览，并不属于商业展览，而是公共艺术教育的一部分。
因此，徐子林认为，民间机构自己掏钱在商业空间做展览都能成功，与拥有资源优势的公立机构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年来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去鞭策公立机构，去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做出有影响力的展览。公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性的公共艺术教育永远不能缺席。”
不过，对公立博物馆的展览常常显得“默默无闻”的质疑，省博陈列中心展览策划人、参与引进多项外展谈判的刘莉表示，不管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展览，首要的思考是文物和艺术品的真实性、安全保障、场地设施、文物保护等几个环节，然后才能谈宣传包装之类的，“也许‘热度’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切不能为了‘热度’而忘记做好展览本身。”
但不可否认，“小而精”的市场化办展受追捧，不少公立博物馆精心策划、拥有众多珍品的展览最后却在冷冷清清中结束。守着“宝库”却难以产生价值，公立博物馆在市场化办展的鞭策下，该如何做呢？刘莉说，运用市场思维打造特展，做出更专业、更高质量的展览来吸引专业观众，与商场艺术展览形成错位竞争和互补，这是一条有效途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展览进入中国是好的，但我认为，博物馆和商业空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也许我们的观众群体有交叠，但这更有助于让人们理解，在当今这种多元的展览操作模式下，博物馆做的展览更具学术性、公信力和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