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弥生 鲜花盛开的妻有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当我们讨论魏晋精神时，喜欢两个话题：风骨和人的觉醒。但在这两个话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潜藏其中。这个被有意或无意而潜藏的话题，就是审美品味。“品味”一词，最早从《礼记》中品尝食物的味道，发展到带有审美意味的体味、格调等的转换，“人的觉醒”，是重要一环。但我关注的不是“品味”一词的词义演变，而是一种审美格调的现代转型以及这个转型过程中，必须警惕的“野蛮生长”或者“拔苗助长”的倾向。
目前，一些艺术小镇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继石河子美术馆、“碧山计划”、怀柔壁画村、百里峡艺术小镇等艺术乡村建设之后，有关部门又计划在北京周边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十个以上的艺术小镇。如此气魄，大有“野蛮生长”之势。
不过，我并不看好此种气魄。
众所周知，曾经的大张旗鼓者，如一些艺术家在安徽黟县实施的“碧山计划”，出尽风头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偃旗息鼓。主要参与人、设计师欧宁打包走人。王谢堂前的“碧山计划”事实上已经失败。可是，失败的“碧山计划”并不能阻挡其他地方及人的热情。他们的热情，或许来自于股市的启发：一只股票绿了，别的股票还是会涨停。
怎么说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事，股市上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收之桑榆”的机会。更何况，所有的艺术小镇，都关乎两个主题词“艺术”和“小镇”。而一旦和这两个词，尤其是“艺术”一词关联时，我们便须警惕“野蛮”二字。因为，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告别野蛮。当然，所谓的“野蛮生长”，也在告别之列。
告别之后，我们应该回到艺术的哪里呢？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以为我们应该首先回到艺术的品味之中。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所有的艺术小镇都是以审美品味为前提来打造的。即使是已经失败的碧山小镇，谁都不能否认其打造者的艺术品味。
我们发现，作为艺术项目“碧山计划”发起者：欧宁、左靖、陈飞波、董文胜、方如金、寒玉（李国玉）、胡中权、李沛峰、刘冰鉴、梁绍基、马可、邱黯雄、唐克扬、王音、小马+橙子（马慧敏、陈成城）、谢英俊、郑小光、朱哲琴等，都是各自专业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其文化身份有设计师、文化学者、音乐人、诗人、儒商等。但是，即便饱含审美品味又能如何？名气再大，还是败了。从他们的失败里，我发现“野蛮生长”的另一形态：文化包浆。所谓“野蛮生长”的文化包浆，是指那种在看似对于慢悠悠过往时光的深情眷念中，借助一些包浆的文化符号，急于求成。
因此，“野蛮生长”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地方政府或某个集团的狂热，而是艺术家们的“拔苗助长”。
如同古代商丘的那个拔苗助长的农民一样，艺术家们带着混杂现代资本的审美情怀，在一个欠缺现代资本流转的碧山村，试图通过自己的审美品味来加持、加速审美资本主义对于自然村落的现代整容。如此，即使他们的情怀里，讲究慢，讲究品味，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资本的被动提速。这种在审美品味中，被动提起的“速度”，比之明火执仗的“野蛮”，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大。它的危害主要在于，容易让艺术家在自我情怀里，自我满足、自我崇高，进而脱离大的环境。
从理农馆到碧山书局，再到猪栏酒吧，诸多可以展示文人情怀的古物件和现代设计捆绑一处，所有这些，作为艺术小镇的标配，它就产生了达利式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效果：局部真实，整体荒诞。也就是说，很多艺术小镇的艺术符号，不是不艺术，而是一旦放大到整个小镇的生存坏境以及生存诉求中，便少了伦类。欲速则不达。此“野蛮生长”之一。它是一种看似很慢、带有欺骗意义的“快”。
第二种“野蛮生长”，便是前文提到的大开发，求数量，赶时间以及弯道超车之类的冒进。他们在弯道要超的“车”，当然是欧洲以及日本已经成功的艺术小镇。但是，所有使用野蛮手法的弯道超车者，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规律：“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审美品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努力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出路。相比较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王国维和蔡元培一直到现在的许多美学研究者，对资本、经济、生产、消费、品牌、时尚这些概念一直进行顽强的抵抗和批判。”（王杰语）而这些被西方学者精研，却遭受曾经抵抗和批判的、紧密关联现代生活的概念，恰恰是真正的艺术小镇所必须关注的。
一句话，关于艺术小镇，我们还欠缺艺术理论和艺术品味的积累。真正的艺术小镇，一定不仅仅是艺术符号的装饰，而是艺术精神的绵延。
在《审美资本主义》一书中，奥利维耶·阿苏利讨论了“品味工业化”的问题。他首先从“贵族阶层注重品味的尊重，并把这种尊重作为社交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挖掘，在贵族审美制度、资本对于贵族审美制度的解构、审美品位的工业化以及审美品味不可小觑的商业价值等方面，抽丝剥茧，最后告诉我们：品味意味着未来。
应该说，这本不是谈论艺术小镇的书，对于艺术小镇建设者来说，却有着重要的提醒。在读完此书后，我也愈发感到，艺术小镇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不是现在。如果艺术小镇建设操之过急，甚至野蛮开发，那么，我们就会如当年追求“新民”的晏阳初老先生那样，遭遇“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尴尬，当然，还有欧宁在碧山村的理农馆被村干部断水断电的现实。
关于碧山艺术小镇，周韵女士曾质疑其精英主义品质。欧宁也因此和周韵在媒体上争论。就争论双方而言，我都有赞同，也都有否定处。但周韵的质疑，作为对于艺术小镇建设的提醒，还是具有范本意义。她提示我们，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不能像欧洲的一些艺术小镇那样，用品味来识别事物的价值。
欧宁们的失败，或许也在于：他们在没有树立起自己权威形象时，就急迫开始创立有争议的新规则，并“要求大多数人对它进行赞许”。不经过文化准备，却天真地以为空降或横向移植就能成功。可能吗？如此心态下，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
说了艺术小镇的“艺术”一词，本来还应该说说另一个主题词：小镇。但是，由于政府规划、建制、习俗等相对明确，关于“小镇”一词，我就不再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