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空间是最基本的生产工具，也是信息与资源的聚集地。对于游离于院校、美协等主流体制之外的当代艺术，展览场所和艺术区是最为重要的空间。展览的空间被何种权力结构所支配，被何种秩序所指引决定着艺术生产的模式。而艺术区则是被边缘化的当代艺术家在城乡结合部争取到的新空间，也是自由市场与空间商品化的结果，艺术家在这个新空间里创造着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权力结构。
安仁双年展开幕现场
文章试图探讨当代艺术的“空间”——包括艺术区、展览场所中的权力与秩序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可带来的影响。从今年最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安仁双年展，再到近期的北京艺术区大拆迁，都可以看到各种权力对空间的争夺。当艺术区被大规模拆迁，意味着商品化的空间正在被更严密的调控所中止，自由市场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化空间也被中止。随着物理空间的被压缩，思想空间与创作空间也进一步被压缩，展览场所的空间权力与秩序也在发生着变化。
展览的空间权力：
如果一个展览不能提出问题，没有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这个艺术展就与博览会、商场，甚至淘宝一样，只是提供了一个物品分类的空间，此种由商业资本所决定的空间秩序，并不能进入文化的范畴。充其量只是拜物、恋物的象征，人们对展物的凝视，也只是反映了恋物的情结。井井有条、分门别类的物品摆放是博览会、超市或者淘宝的原则，异质性在这里受到排斥。
艺术展要避免沦为分类物品的售卖场，只有坚持策展人的立场，通过阐释自身的观念来让艺术品获得新的审视。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说法，那么一个艺术展的问题意识和立场态度就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相比起小型展览，大型展览更容易显得空洞无物，大展览也更容易受到策展人的艺术意图之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大型展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我们熟悉的作品，没有问题意识与立场的大型展览上，那些太过熟悉的作品会被空间吞噬，在空洞的策展意图中被消耗掉。一个贯彻了策展人权力意志的展览能够把我们看过无数遍的作品唤起新的刺激点。无论是从策展人的意图，展览的问题意识、历史观和价值立场来说，安仁双年展都是一个到位的展览。
安仁双年展的总策展吕澎此次也延续了他以往的大型展览(包括去年的南京国际美展)的同一线索：将不同时期的艺术现象用问题将其链接起来，呈现出独立的历史问题逻辑，这既是吕澎的策展线索的轮廓，也是其艺术史写作的线索。其写作与策展同样都是在争取合法性，如果说书写是对历史的梳理，那么策展就是一种历史的实践。
展览空间的权力并不是始终掌握在策展人手里，今年古根海姆的“89后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中的小插曲也提醒着我们空间权力的复杂性。当有观众抗议黄永砯、彭禹等人的作品侵犯了动物权益之后，尽管许多艺术家支持美术馆拥有空间的自主权，古根海姆还是很快撤走了有争议的作品。
孙原、彭禹的《犬勿近》
展览现场，黄永砅的《世界剧场》仅剩空笼子
西方大牌美术馆被抗议是常事，比如许多“亵渎宗教”的作品就常常遭到各种团体和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美术馆极少屈服，哪怕因此被政府削减经费。但是这次如此快地妥协，是因为抗议的人群是左派，而不是以往的保守派。作为支持当代艺术的主流人群，西方左派决定着美术馆空间的权力与秩序，这是为什么古根海姆这么快妥协的缘故。如果说古根海姆等西方美术馆的空间权力通常受到保守派的挑战(这次左派的反对是例外)，那么我们的展览空间则受到资本与体制的胁迫，比如同样是吕澎策展的南京国际美展中的展品数量可能就超出了策展人的意愿。
安仁双年展展览现场
安仁双年展一些小细节也可以看出空间的另一种权力。展览有的作品没有标签，更加不用说艺术家创作的背景介绍，当然这不仅是安仁双年展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展览都不屑于向一般观众展现更多作品的创作背景，这是另一种蔑视中产阶级与圈外人士的权力，缺失的创作背景介绍就是一份专业空间的傲慢声明。
资本是空间的主要权利者，但是资本是中性的，当市场自由的时候，资本支持艺术家建立了艺术区新空间的权力与秩序，当更严密的调控来到的时候，资本就会进行自我审查，展览空间的自由度也会被资本进行自我阉割。严密审查之下的很多展览空间的权力让渡给了体制意识形态，策展人与美术馆只是虚借一个名义把作品摆一摆、卖一卖。
很多展览看起来很“当代”，策展人有着熟练的当代形式，但是却没有撼动人心之处。这些投机性的展览沦为资本生产的一部分，艺术展成为一个产业，被安排在商品大生产的过程当中。艺术的创造、实验也被商品生产所吞没。艺术在社会的整体生产关系中，不再担任实验、挑衅与介入现实的任务。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类似南京国际美展与安仁双年展一类能够贯彻策展人权力意志的展览会越来越少。
艺术区的空间权力：
一个诡秘的事实是，安仁双年展作为今年最大规模的当代艺术展，除了自身的大规模宣传之外，几乎没有看到中立的评论文章。双年展期间，安仁镇汇集了当代艺术圈过半的活跃人士，但是大家只是微信朋友圈发一条消息，表示到此一游。几乎没有人对这个展览发表任何有立场与态度的评论，所有批评家和理论家仿佛隐形，媒体也只是一篇充满套路的通稿。面对一个全年最大规模的展览，没有褒贬的态度与立场，这种出于小圈子江湖文化和精致利己主义的做法，与“艺术区”的空间权力结构分不开。
以收租院闻名的安仁古镇，十月开始有了双年展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早年间脱离体制和远离家乡，在没有单位、举目无亲的新环境中，聚集于北京城乡结合部自发形成了艺术区，艺术家需要在新空间里重新定位社会关系，在新空间里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自我定位。艺术区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创”的空间，不仅容纳了许多被体制边缘化的艺术家，并且空间也在改变着艺术创作与艺术家的思想。空间在传播着文化新思想和艺术新形式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全新的生产模式、社会关系、权力结构。
宋庄艺术区
外来的艺术家作为迁徙进入城乡结合部的“他者”，他们争取到了安身与创作的空间，他们重塑了乡镇的面貌和秩序，同时自身也被重新塑造，艺术家建立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权力网络，同时自身也被这个网络所笼罩，艺术家有反抗同时也有融入，艺术家与艺术区是一个创造与被创造的过程。在这个新空间里村民、房东、当地政府与艺术始终存在着互动、博弈与争夺，新空间的矛盾与改变不断地在发生。
草场地艺术区
城乡结合部的艺术区事实上就是在国家层面的美协、艺术院校之外建立了另一个空间与另一重权力中心。艺术家在这个新空间里抱团如暖、各立山头。艺术区的空间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也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艺术区逐渐出现了领导者，领导者的地位与权力不仅是在艺术区内，艺术区作为新空间构建起来的权力与秩序已经蔓延到艺术区之外，在近二十年来逐渐成为整个艺术圈的秩序。如果没有艺术区“领导者”作为核心凝聚力，没有各种派别的抱团，边缘化的艺术家也就无法在体制之外建立起一个新空间，但是新空间的权力与秩序也会造成小圈子文化与精致利己主义，反过来也侵蚀着艺术圈的自由生态。
体制、自由市场与艺术的博弈
京郊艺术区的建立与被拆除，背后是体制、自由市场与当代艺术三者的权力博弈。在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经济的推动下，当代艺术在夹缝中获得的空间越来越大。作为切实的经济利益的代价，村民与当地政府可以忍受思想的异端——京郊的艺术区事实上就是空间商品化与自由市场带来的思想自由化的结果。
村民与基层政府对于艺术家聚集形成的艺术区开始难免有敌视的态度，但是在获得了租金和消费等经济利益之后，村民与基层政府尽管与艺术家有着种种冲突与博弈，但是大体上还是持支持的态度。
但是对于更高层的体制而言，作为外来人口的艺术家争取到了自己的空间，并且形成了新的社会网络和权力的私有化，难以被整合进入原有的管理体系，往往被视为无序与失控的因素，并且艺术家的思想与行为独立于主流之外，也给官员造成不安。
在今年以来的大规模拆除艺术区，有的是针对艺术区，有的是殃及池鱼，但是不管怎么说，“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体制正在建立更牢固的控制体系，自由市场和自由思想的空间都在一步步缩窄。当代艺术家争取到的新空间的权力与秩序也在这一轮大清除中烟消云散。
“暖冬”艺术展览艺术家策划抗议拆迁展览 2009年
除了政治体制对艺术区空间的控制与拆除，资本也参与到这一空间的争夺中，巨大的地产资本形成一种掠夺性的经济结构，艺术区则成为被掠夺与吞噬的对象。
尽管之前在自由资本的推动下，在当地村民甚至地方政府的默许之下获得了新的空间，但是当代艺术的思想始终是思想的异端，在面对更大的资本和更严密的主流思想控制之下，当代艺术的物理空间与思想空间都日渐萎缩。这必然会对未来的艺术生态造成重大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实验、挑战、对抗性的作品与“非主流”艺术家的机会越来越少。
结语：
90年代之后，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了新空间，并且新空间里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和秩序，在体制权力的夹缝中生存了下来。也得益于自由市场所允许的空间商品化。但是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体制的权力重新寻求一种更严密的控制，艺术区的空间就面临着被清理的命运，民间与官方的权力博弈再次出现一面倒的状况，当代艺术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无论是工作室的物理空间还是展览场所的思想空间。
当展览空间被更严密地监控之后，在京郊的艺术区被大规模拆除之后，艺术家如何争取新的空间?新空间里的权力关系又会如何塑造艺术家的人格、社会关系和生产模式?这些问题将会深刻地改变着未来的当代艺术生态，远胜任何文化思潮和艺术形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