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九零后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心目中最理想的艺术城市是哪一座？如果不从事艺术，未来会选择其他什么职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艺术与生活的关联？
带着上述疑问，我设计了一份开放式调查问卷，2018年元月，在深圳大艺博组委会的协助下，对117所高校的413位青年艺术家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根据采集到的信息分析，中国新生代艺术家在表现个性化、多元化面貌的同时，也展示了更为务实和责任担当的一面，勾勒出一幅造型立体、层次丰富的群体肖像。
先交代此次调查的基本背景。大艺博是大学生艺术博览会的简称，创办于2012年，是中国最早一家以艺术类高校学生为特定服务对象的艺术展览平台，在过去6年一直固定在广州举办，每届均维持百余所高校和千余件作品的规模。今年年初在深圳的亮相，则是大艺博在中国多个核心城市落地计划迈出的第一步。去年，我赴深圳出席青年艺术周活动时，同场的演讲嘉宾广州华艺总裁李峰，就曾透露过大艺博北上广深的战略布局。
作为样本抽调基础，首届深圳大艺博的413位参展艺术家，覆盖内地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海外地区，地域分布较为均衡。参展人数排名前十二的省份依次为广东、山东、湖北、河北、湖南、辽宁、河南、浙江、陕西、江苏、安徽、福建，合计占比高达75.6%，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人口输出大省。
从院校分布来看，有290位青年艺术家师出“中国十大美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占比高达70.2%。其他则来自各综合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等六大艺术院校，另有30位国外艺术院校学生参展，有效避免了样本教育背景的趋同性和由此对调研数据造成的干扰。
从年龄层分布来看，1990年以后出生的艺术家占67.9%，成为此次参展规模最庞大的群体；其次是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艺术家，占比28.5%；而1980年以前出生的艺术家仅有3.6%，已基本淡出青年艺术家阵营。参展艺术家中，本科在读11.7%，本科毕业35.5%；硕士在读27.9%，硕士毕业23.1%；博士在读0.85%，博士毕业0.5%——本科生和硕士生旗鼓相当的人数表明，艺术类学生的受教育年限正在延长，或与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相关。
从参展作品的价格区间来看，1037件作品里，单价在5000元以下的计458件，占44%；5000元至10000元计260件，占25.1%；10000元至20000元计166件，占16%；20000元以上计153件，占14.9%。对于数次操盘青年艺术博览会的大艺博而言，这一定价体系的产生，是其经过长期市场实践而不断趋近合理的，同时，也呼应了目前中国大众艺术消费市场的实际购买能力。（注：相关数据可参阅笔者2016年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中国大众艺术消费时代即将到来》一文）
在413位参展艺术家大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次开放式问卷调查最终抽调样本数为106人，即共回收106份有效问卷。
在中国当代艺术圈，画廊、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对于新生代艺术家的考察和挑选有一个不成文的前提条件：毕业以后三至五年，因为在此之前，艺术市场会淘汰超过90%的毕业生——绝大多数迫于生活就业等压力而放弃艺术创作。从1992年台湾山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明哲在四川美院设立“罗中立奖学金”开始，到2009年中央美院举办的第一届“千里之行”毕业生优秀作品展，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在产出端设立人才举荐平台，而类似泰康空间、青年100、艺术北京、上海青艺博、H21新锐市集、广州大艺博等不同形态的青年艺术家选拔平台，也多将目光聚焦于毕业三至五年的年轻学子。
对于这些仍在读或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艺术家而言，意味着他们中间约10%的人会坚持下去，进而成为未来中国艺术家群体的主体构成。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在中国选择一座城市，作为他们今后从事艺术创作的理想之地，这些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选择？而他们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也关乎中国的未来艺术城市格局。
在106位样本青年艺术家的答卷里，北京和上海，将继续充当下一个十年中国艺术重镇的角色。36位选择北京，20位选择上海，分别占比34%和19%，合计超过半数。被调查者给出的理由，主要在于京沪两地艺术资源的密集分布、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不论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北京，还是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上海，这两座城市，从教育资源、机构资源、藏家资源，到人才储备、展陈水准和市场活跃程度，在中国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毕业于长春师范大学的王城来自辽宁，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北京的青睐：“这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历史、经济、人文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这对艺术从业者很重要，你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感知到的，对作品的创作都会有刺激，在作品上都会反应出来。”而出生在广东、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陈嘉莹，这位27岁女孩心中理想的艺术城市是上海，她的理由是：“理想的艺术城市需要有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多元化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多元品味的藏家和比较成熟专业的画廊，上海相对比较符合。”
据问卷结果，处于第二梯队的艺术城市是杭州、广州，分别获得12%和9%的选票。一线城市广州毕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不止经济发达，文化活力指数在中国也常年居于前列，入选并不足为奇。而杭州在此次调查中杀出重围，高居第三位，成为不少青年艺术家的理想之选，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他们看中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沉淀和人文环境，富有诗意又不太商业，尤其适合研习传统国画技法的年轻人长期静心创作。
排名第五的艺术城市是深圳，仅占4%，相比同处大湾区的广州，仍有不小差距，可见这座倡导创新创意的超级城市，在吸引青年艺术人才入驻和营造良好艺术创作氛围等方面，未来还有改进空间。重庆、成都、厦门、武汉、苏州等城市则成为艺术家票选的第三梯队，而云南、西藏等具备自然环境优势的省份，也是部分青年艺术家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圣地。
当然，不论选择哪座城市，青年艺术家陈述的理由中，“包容性”、“自由度”和“艺术氛围”是出现频度最高的三个关键词。此外，还有接近一成的调查对象没有做出最终选择。“上海时尚却一直在模仿，上海拒绝屌丝，缺乏创造力却站稳贸易经济霸主；北京是个有文化的大农村，政府加持，吸纳四海成就创造沃土；深圳、杭州、广州如艺术中的工业革命，还在萌芽，叙事待发。我体会不到艺术城市的优越感，我生活在杭州。”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王海龙，他的态度也代表着一部分更加强调体验和自我认知的新生代艺术家。
对这批尚未远离院校的青年艺术家来说，如果未来不做艺术家，会从事其他什么职业？这也是此次调查问卷关注的一项内容。根据统计，共有30.2%的艺术家选择了“教师”，高居首位，理由集中为两项：一是为了将所学知识传播给下一代，让艺术影响更多人群；二是工作时间自由，方便艺术创作——从这一点来看，大多数年轻人内心里仍然对艺术家职业保有期望。排名第二的职业是“艺术相关”，占12.3%，其中又以设计师居多，“学以致用”和艺术商业化开发成为越来越多青年艺术家身上的新标签。值得一提的是，有近9%的调查样本表露了继续做艺术家的坚定信念。
厨师、园艺师、酿酒师、手工艺人等强调工匠精神的职业，亦是成长中新生代艺术家稍作考量的替换之选。而农民和收藏家，也成为少数青年艺术家心目中的理想职业。前者强调绿色农业和归隐山野，生态环保意识强烈；后者由经济实力和审美品位共同决定。除上述职业外，其他参与者给出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导演、拳击手、驯兽师、瑜伽师、中医医生、神学研究者、心理咨询师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征是都有教育（或教训）他人的深层内心冲动，或许也是久溺枯燥创作的青年艺术群体，用来排解压力情绪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关于职业一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答案是“复印店小妹”，在杭州学习和生活的23岁云南女孩鲁嘉漪，阐释的缘由如下：“在冬天，复印机把纸吐出来，纸热热的。”
在这份调查问卷里，有两个问题的答案呈现出较明显的趋同特征。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超过90%的受访人表示与童年的家庭熏陶和学习经历相关，对艺术兴趣的常年累积，才会有他们如今的选择。当然，艺术创作道路能否坚持下去，则需留给时间判断。硕士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李晓巧，对此感慨道，“现在想成为艺术家好像已经是一件不那么难的事情。但是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好像又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
另一个答案趋同的问题是“艺术与生活的关联是什么”，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强调艺术与生活二者密不可分。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最终还需回归到生活。不少被调查者表示，艺术反映当代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公共属性，这也意味着一个崭新的艺术家群体试图融入日常生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公众构建紧密关联。
“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它应该承担着智慧的突破，以至达到一种符合时代的人文关怀。”这是广州美术学院林杨杰在回复调查问卷最后一题时，给“当代艺术”所下的定义。透过这份问卷，还有很多与他态度相仿的新生代艺术家，对于当代艺术，正阐释着契合新时代的见解和主张：
这一拨年轻人，他们不再局限于创作媒介和材料，更热衷跨界和重构，并借助新媒体和高科技为艺术发声；他们生于互联网时代，具有全球化思维，尊重普世价值，强调个体独立，追逐更为纯粹和自由的艺术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