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的前卫画派“前拉斐尔兄弟会”，始于牛津。该画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兄弟会成员米莱所作的一幅肖像画《约翰·罗斯金》。画中一位临风立于瀑布边的男子，就是维多利亚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约翰·罗斯金。这幅画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罗斯金本人的理念和宣言：细长的麦秆在蓝色背景中律动，小小的花瓣在画框中舞蹈，描金的蕨类植物和花朵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这种对自然风光的细致描绘，符合罗斯金希望按自然形态的生命能量把他们重新归类的想法，可见罗斯金对米莱的影响。虽然罗斯金本人并不是兄弟会成员，但被认为是前拉斐尔兄弟会的灵魂导师。
这幅画代表了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风景画的兴起，尤其是风景画的那种对大自然的忠实描绘，从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静水流深的细节中发现并且崇敬自然之美。这种对自然之美的崇敬之情将绘画变成了一项道德实践。用罗斯金本人的话来说，风景画是十九世纪的艺术创造，让更正统的艺术形式：宗教、诗歌、预言，在其中殊途同归。
罗斯金赞赏米莱在其成名作《奥菲利亚之死》（Ophelia 1851-1852）中对自然的细腻描绘和对宗教符号的运用，曾主动邀请他来苏格兰和自己一起度假。罗斯金的父亲也给米莱一笔可观的佣金，让他给自己的儿子画一幅肖像。米莱以苏格兰的山野瀑布为肖像的背景，但就是在这场旅行中，米莱和罗斯金的妻子艾菲·格蕾（Effie Gray）相爱了，旅行和绘画计划都不得不狼狈收场。第二年，艾菲向罗斯金提出离婚起诉，理由是“未曾圆房”。画中的罗斯金是在米莱后来在伦敦的画室完成的，日后米莱回忆说这是他“最痛苦的一次作画经历”。罗斯金本人也痛恨这幅肖像，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看到它，他将画作送给了自己牛津时代的好友亨利·阿克兰爵士（Sir Henry Acland）。阿克兰爵士家族一直收藏此画近百年，到1965年才转卖给佳士得拍卖行。一直到 2012年，这幅画才进入公众视野，由以收藏前拉斐尔派作品著名的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借展。牛津大学是罗斯金和兄弟会成员们一同学习、生活、兴致昂扬地幻想过新的艺术理念的地方，由此，画中的罗斯金也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约翰·罗斯金》。米莱画。来源：维基百科
罗斯金何许人也？
现代艺术社会学的创始人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说过，罗斯金是第一位强调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人。在罗斯金之前，艺术和生活之间从来没有那么清晰的联系。是他提出假若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变，他们对美的感知和对艺术的认识也会被唤醒。连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都曾表示罗斯金是影响他最深的三位思想家之一——另外两名是古埃及学者亨利·梭特和俄罗斯作家列奥·托尔斯泰。在从约翰内斯堡到德班的火车上，当时还在南非工作的甘地读完了罗斯金的《致后来人》（Onto This Last），并深深被其中的田园式浪漫主义打动，在南非西海岸买下一片农田，希望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过一种更自然和淳朴的生活。这也是甘地回到印度后，提倡农耕和简朴生活的开始。
这就是罗斯金超越时空的魅力。
绅士平民
罗斯金于1819年生于伦敦，父母都是虔诚的福音派圣公会基督徒。父亲从事雪莉酒买卖，生意兴隆。不但能提供给家人舒适的生活，也购买和收藏艺术品，尤其是当代艺术家的水彩画。
罗斯金在读大学之前，全是在家接受教育。父亲教他文学和艺术，母亲则教他读圣经。父母的虔诚和对当代艺术的欣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金日后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他最早接触印象派之父威廉·透纳的风景画也是通过父亲：父亲的生意伙伴送给他一幅透纳的画，为罗斯金的审美打下浪漫主义的底色。浪漫主义正是当时兴起的新思潮。
1836年，十七岁的罗斯金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学习，注册时写的身份是“绅士平民”（gentleman commoner）——在讲究阶层身份的维多利亚时代，很明显罗斯金并不属于旧贵族阶层。他父亲是成功的生意人，能给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和艺术上的品味；但毕竟是白手起家，没有世袭的头衔和社会地位。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绅士”的定义开始改变。当时，原有的贵族阶层稍有松散，城市新贵得以有晋升的可能。“绅士”逐渐成为一种道德品质和社会规则，不再是仅仅由出身而定的头衔。“绅士”在社会中的泛化使其标准更为可及：曾经在公共话语不足为道的约定，有了明细的规则。譬如，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简·爱》中的男性角色——牧师、商人、医生、教师——都并非绅士阶层出身，但他们都企图达到绅士的教养，也以绅士自居。可以推想罗斯金也很可能有类似的生活经验，他也是从父亲那一辈开始，托赖社会环境的改变和自身的努力而改变了人生。他日后呼吁政府重视大众教育和生活福利，以艺术和美启发人们的道德和心智，这是他作为一介平民如是的体悟。但他强调必须由政府出资负担大众的审美教育，相应地，被启发心智的人民也会为社会带来道德和精神上的改变。这又一再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绅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
艺术的公共性
罗斯金可以说是英国第一位艺术评论家。也是他最早在英国提出艺术是一个公共问题，应该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进行重视。他认为艺术不仅局限于艺术家、鉴赏家和贵族，而应该是社会平等赋予每个人的文化财产。他也认为艺术和思想有同样地位，譬如建筑这种艺术形式就具有言语功能（talking），因为建筑记录着事实，抒发着情感，尤其是庙堂和公共大型建筑物，作为史书，清晰地讲述着历史。因此在罗斯金看来，艺术家也肩负着传道人那样点燃大众心智的责任。
这与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多次同家人去欧洲大陆游览不无关系。那里的建筑风光和艺术收藏都给罗斯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旅行也让他得以深入考察欧洲的建筑和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也结合欧洲本身的兴衰，逐渐思考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艺术承载着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精神。
罗斯金对艺术的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时代进行观察和反思的结果。他反感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认为现代机械生产和劳动分发使人失去了和产品之间的亲密联系。细致的匠人精神也被粗糙的形式、廉价材质和过分的批量生产所取代，商人谋取暴利，工匠却生活潦倒。这种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会让英国社会陷入危机。因此，他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精神，更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因为大家贪婪地积累财富，不惜压榨他人，也造成了一批无法在巨大的金融链中失利的人群。大家尽管深知这种资本逻辑的阴暗面，却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改变现实。
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其实是出了名的道德感强盛：社会宣扬禁欲、强调勤奋努力、有严格的行为准则，司法重罚犯罪行为，权高位重的教会对个人道德严格把关。尼采甚至宣称，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道德的起源。罗斯金却逆时代而行，批判为英国带来强盛国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被社会赞扬的严谨道德。但他也走在时代之前，提出类似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理想。他同时认为教会应该对这种道德的堕落负责，因为人们没有按照圣经中耶稣教导我们的友善和淳朴方式来生活。
在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也开始收藏艺术品，英国也开始形成国族文化意识。换言之，新兴中产也透过艺术品，在寻找属于英国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话语权。罗斯金身上深刻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言人。他对道德、财富、国家的看法根植于当时新起的民族自豪感，希望提供一种属于英国的艺术形式和社会价值。
罗斯金特别提倡绘画这种艺术形式，认为绘画展现画家个人个性和情感，因此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也是大批量生产的维多利亚工业时代下的救赎。从二十四岁开始，他在十多年时间里陆续写就五卷《现代绘画》（Modern Painters），为不受正统派待见的威廉·透纳这样的浪漫主义画家辩护，也在《泰晤士报》中公开维护前拉斐尔兄弟会，哪怕当时尚未与他们在现实中相识。
电影《名媛教育》(An Education) 中的叛逆女主角（Carey Mulligan饰）喊：“我爱前拉斐尔画派！”
一般都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威尼斯艺术的高峰。但罗斯金不这么看，认为威尼斯是从文艺复兴起衰落的。用他的话来说，威尼斯强盛时是基督教建筑的中心，曾经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为虔诚的宗教国家，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虽然成了文艺复兴的源泉，却对罗斯金而言开始亵渎曾经虔诚的建筑艺术。譬如说，他觉得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总督安德烈亚·文德拉敏（Andrea Vendramin 1476-1478）的墓碑失去了中世纪的那种宗教敬畏感，更着重于表现世俗的奇技淫巧。对罗斯金来说，任何纪念物表达对生命的荣耀时，对死亡的恐惧也应该有一样强烈的表达。文艺复兴时期墓碑的华美繁复，逐渐淡化了石棺本身的肃穆和沉重。我们现在通常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展现了人文色彩，是基于对中世纪反思的文化重生。但罗斯金认为恰恰是这种对人世的强调和痴迷，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偏离了对上帝的信仰。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害怕死亡的时代，因此人们树立起许多纪念碑，纪念尘世的英明，忘记了上帝的隽永。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特别讲究秩序和比例，有严谨的构图、体系、和比例，来塑造一种理想化的协调秩序。而对罗斯金而言，这章特定的框架把工匠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机器和工具。在《建筑的七盏明灯》和《威尼斯的石头》中，他都特别关注“哥特艺术的本质”，将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对比，旨在批评后者的世俗技术性。更重要的是，罗斯金强调这种艺术是拜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所赐，因为社会特别赞扬这种理想和精神状态。
罗斯金在批判文艺复兴和威尼斯的机械性的时候，很明显在影射他本人所身处的维多利亚英格兰，因为他所反对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生产，当时英格兰也偏好文艺复兴艺术。罗斯金甚至认为这种建筑和艺术形式象征着现代工厂、现代暴政、现代灾难，使得人们的灵魂萎缩，不加思索地沉入一个无法识别的深渊，被埋入一堆由编号组成的机制中，脱离了自然，脱离了上帝。如果英格兰忘记了威尼斯的例子，那就必须通过更高尚的方式来引导它。
讽刺的是，罗斯金反感的工业技术也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交通工具变得更发达，让人们更容易到达远方。早在1825年，蒸汽火车已经可以通达欧洲和美洲，这意味着远行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也能负担得起长途旅行，出现了一批不再满足于将视野局限于英国本土的人。罗斯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靠做买卖发家，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经常带他出国游览，以至于罗斯金最著名的论著《建筑的七盏明灯》和后来的扩充的《威尼斯的石头》都来自于他在欧洲旅行时的见闻和思考，探讨威尼斯建筑中的道德启示。
作为赤诚的维多利亚男子，罗斯金也将他对欧洲的观察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相信任何国家的艺术都是该国社会和政治美德的指数。这也带着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自信，对道德伦理和知识文化的思考都带着四海之内皆准的普世性，这和当时英国的世界霸主身份分不开。不仅是意意大利，他也希望从印度中古艺术中寻找帝国衰落的蛛丝马迹，从过往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可以作为借鉴的教训。
“生命之外别无财富”
罗斯金认为艺术和道德是同一的，一个国家的道德和价值观体现在艺术上。在写完《现代画家》的最后一卷后，他把这种文化批评的模式运用到社会经济上，开始着手写作关于政治经济的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玉米丘杂志》(Cornhill Magazine)。 《玉米丘》是维多利亚时期极有影响力的媒体，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ening Crowd）和柯南·道尔的不少小说都初印于这份杂志，甚至维多利亚女皇本人都在《玉米丘》上发表过随笔文章，可见罗斯金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地位。但这些政治经济评论却遭到太多人的反对，主编不得不中断连载，只让他发表了四篇。
其中有一句最著名的句子：“除了生命之外别无财富”。他所说的生命包括爱的力量，快乐的力量，敬慕的力量。一个国家养育的体面、快乐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有；一个人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不论通过自身还是通过自己的财产，对别人的生存越能产生有益的影响，就越富有。总而言之，国家的经济，是要让人尽可能快乐高尚地生活。
这是《致后来人》的底色之一：对财富、对社会的有机理解，以“生命财富论”来驳斥当时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生命之外别无财富”，因为资本（capital）这个词本意为“事物的头部、源头、根部”，只有能产生与自身不尽相同的事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资本，而不是僵死的东西。
尽管此时的他因为对教会失望，已经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的话语还是带着宗教色彩，书名也源自詹姆士王钦定的《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四节。圣经这一章节葡萄园为譬喻，讨论天国里的公平待遇和赏赐，叫多时作工的没有余，少时作工的也没有缺，因为上帝不亏负人：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I will give unto this last, even as unto thee）。
他也认为身为雇工管理者的商人或工厂主有为人父母般的权威和责任。罗斯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进入商业机构的青年已完全脱离了家庭的影响，于是他的主人就必须承担父亲的角色；否则，年轻人就不能像孩子那样随时得到具体的帮助。总之，主人的权威，以及其经营活动的总体氛围，再加上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工友的人品，这些都会比家庭的影响更直接、更有压力，并常常决定了他是善是恶。这样，主人要想公正对待自己的雇工，唯一的途径就是严格审视自己是否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将他们视如己出。
这种家长式的视角在罗斯金的政治经济和艺术社会观中都是非常重要且有争议的一点，很多人认为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工匠和艺术家的职业自主权。但罗斯金也有开明进步的地方，譬如他赞成男女同等教育，并且在伦敦和爱尔兰都为女子学院捐款。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罗斯金也曾在由基督教社会主义建的伦敦工人学院（Working Men's College）教书，每个月写一封《给英国工人的信》（Fors Clavigera），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加入社会主义党。讽刺的是，罗斯金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后，还是靠雪莉酒生意过日子；也就是说，他一边享受着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一边呼吁雇员参与激烈的社会改革。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关于社会改革的虚拟对话式探讨，其中他本人是田园牧歌的缔造者和管理者，对话人是被他教导的劳动阶层的孩子。换言之，在罗斯金的蓝图中穷人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权利和自决力，而是需要被家长管理、教育和看顾的人。这也是他常受病诟的地方。
晚年的罗斯金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在自传中写道：“医生认为我是过劳成疾，但我发疯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如果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得到何种待遇，就会明白我的痛苦了：我花七年写一本书，燃尽生命之火，出版后却没人相信里面的话。”他的信仰也带给他不断的自责，害怕自己善意的努力不过是自己虚荣心作祟。他最隽永流传的作品《建筑的七盏灯》，被他自己认为一无是处，因为第一版里饱含被基督教会规范的道德感，而他本人尽管有虔诚的信仰，对教会的心情却充满矛盾。这在基督教会处于社会运作中心的维多利亚时期，意味着他要花更多力气来说服他的同代人。1858年，四十岁的罗斯金爱上了少女罗萨（Rose La Touche ,1848-1875），但罗萨无法认同他的宗教信仰。1875年，二十七岁的罗萨发疯而死，五十六岁的罗斯金失去了追求了十六年的爱人。欧洲也依然在摧毁古建筑和古艺术，他无法从工业革命手中拯救他热爱的大自然。
除了他的自传《过去》（Praeterita）之外，罗斯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格兰的愉悦之处》（Pleasures of England），是他作为艺术史学者在牛津讲课的演讲录，似乎概况了他毕生之心血。这位赤诚的维多利亚爱国者，带着家长式的责任感，一心希望代领社会变，却无法在有生之年收获成果和知己。
但事实上，也许罗斯金本人并不以为意，《现代画家》直接地影响了前拉斐尔兄弟会的成员们，给了他们一个启示：将对自然的细致描绘和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亨特说，罗斯金的《现代画家》解决了一个困扰英国艺术的大问题：仰赖过时的绘画习俗，缺乏有效的绘画符号，风格和技巧上都教薄弱。维多利亚绘画需要新的图像学（iconology）来代替过时的比喻，还有其他不再对当下时代有意义的符号和象征。罗斯金鼓励年轻人挑战绘画习惯，尝试融合宗教和文化符号的现实主义，给绘画带来深意，好比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或中世纪艺术那样。而通过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实践，罗斯金也实现了他的理想——为英格兰同胞指出了属于英国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话语。
因为怕次子在异乡留学时感到孤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法汉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在家信中写道：“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罗斯金在世时，这样的精神世界也许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但他孜孜不倦地结合社会现实的创作，给艺术史留下了更宽广的世界，和以他命名的艺术学院同样隽永。哪怕不断有质疑和反对，也展示着这个精神世界的生命力，而这与社会同呼吸的生命力，正是他对艺术史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