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人们刚刚开始庆祝2019年的到来之时，一场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触动了世人的神经。首先，这场名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展览，破天荒地展出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颜真卿作品《祭侄文稿》，这在全球华人和艺术爱好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关注甚至愤怒情绪：这件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外借的国宝，本不应出境，因为借展对于这份至今已有1200多岁的文物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长途运输、气候变化和展览本身都会对文物造成某种程度的损伤，更遑论还存在丢失的风险——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出借给日本方面的《西泠八家印存》，竟然无端丢失在了异国他乡。同时，此举还被批评者认为有向日方邀宠献媚的意味。就在人们刚刚开始庆祝2019年的到来之时，一场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触动了世人的神经。首先，这场名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展览，破天荒地展出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颜真卿作品《祭侄文稿》，这在全球华人和艺术爱好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关注甚至愤怒情绪：这件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外借的国宝，本不应出境，因为借展对于这份至今已有1200多岁的文物来说，无疑是非常危险的，长途运输、气候变化和展览本身都会对文物造成某种程度的损伤，更遑论还存在丢失的风险——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出借给日本方面的《西泠八家印存》，竟然无端丢失在了异国他乡。同时，此举还被批评者认为有向日方邀宠献媚的意味。
不过我们也许想不到，类似的争议和民愤，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下的欧洲博物馆界也正在为外借作品的问题所困扰：从两年前开始，为了筹备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的纪念展览，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主要是欧洲的博物馆）就已经开始争得不可开交。其中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为了今年下半年的达·芬奇大展，早在几年前就同意大利多家博物馆签订了作品租借协议。而此举引发了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强烈不满。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意调查和讨论之后，近日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终于宣布，废止先前同卢浮宫博物馆签订的协议，在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的纪念日里，将禁止其多数作品（主要是油画）赴法国展览。其中乌菲齐美术馆的藏品、达·芬奇的油画《受孕告知》曾经在2007年被借至日本展览，然而它今年却肯定不会出现在卢浮宫博物馆的达·芬奇大展之上。
由于达·芬奇去世的地点在法国的昂布瓦斯城堡，而法国现存的所有达·芬奇的作品，都是16世纪由达·芬奇本人卖给法国人的，因此意法两国关于达·芬奇作品的归属，尤其是《蒙娜丽莎》存于卢浮宫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争吵了几个世纪。去年在法国足球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卢浮宫博物馆在其官方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蒙娜丽莎身穿法国队球衣的合成照片，这一下子就惹恼了意大利民众，在意大利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无论是发生在意法之间的争执，还是国人对《祭侄文稿》出境的不满，都显得有些反常。其实博物馆之间的正常交流，如互借作品展览的行为，是提升当今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艺术品的对外展览来实现文化输出，并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也早已是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共识。
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即是通过作品的出借而获得文化软实力的最佳例证。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有公共博物馆，“允许一切好学或好奇的人免费参观”。作为拥有世界上文物收藏最多的机构，大英博物馆长期以来通过文物互换展览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外交力量，并对英国的文化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在2005年，大英博物馆曾举办了一场重量级展览“被遗忘的帝国：古代波斯世界”（Forgotten Empire: the World of Ancient Persia），展品中除了其馆藏之外，更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和伊朗波斯波利斯博物馆借来了多件文物。当时伊朗政府正由于核试验而处于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展品又涉及前宗教艺术，因此展览接受了严格的国际审查。时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内尔·麦克格里格（Neil MacGregor）在展览前言中指出了向伊朗方面借展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一个历史连贯的国家中承认文化差异，这更值得钦佩和研究。”通过此次展览，大英博物馆同伊朗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合作，许多藏于伊朗的珍贵文物首次出境而被世人所了解。作为回报，大英博物馆则承诺在2009年把馆藏的赛勒斯圆柱（the Cyrus Cylinder）借给伊朗的博物馆展出。
2005年大英博物馆展览“被遗忘的帝国：古代波斯世界”现场 图片：wikimedia
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承诺。当大英博物馆因为伊朗动荡的局势而对外借塞勒斯圆柱犹豫不决时，伊朗政府甚至威胁“要取消与英国的一切文化交流活动”。直到2010年，这件对伊朗人来说意义非比寻常的文物才运抵伊朗国内。大英博物馆的此次出借行为，无论是否是英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的对伊朗文化的尊重和宣传的力量都不可低估。这是博物馆交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极好例子。大英博物馆最终信守承诺的姿态，在伊朗民众中为英国赢得了“最佳西方国家”的良好印象，英国因此得到的回报，是远远超过了艺术或文物层面能够获得的。
当然这种互借不一定是与文化遗产有关的文物。英国策展人查尔斯·埃舍（Charles Escher）就曾经倡导：“在当前的政治话语中为艺术提供一个宽容而富有想象力的空间，来表达个人和集体的呼声。”发生在2011年的另一个例子，就表明了这一点。2011年6月，荷兰埃因霍温的范·埃比博物馆（Van Abbe Museum）将毕加索的名作《女人半身像》（Buste de Femme）借给了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大学展览。这是巴勒斯坦首次展出毕加索的作品。虽然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毕加索并不陌生，但借展使这件绘画获得了新的历史含义。事实上，此次毕加索作品的出借时间，正是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并讨论是否接纳巴勒斯坦为成员国的关键时刻。巴勒斯坦通过此次博物馆之间的文化交流，向世界宣布：巴勒斯坦是一个崇尚艺术的现代国家，从而实现了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毕加索作品《女子半身像》在巴勒斯坦展览现场 图片：巴勒斯坦国际艺术大学
正如上面两个例子所表现的那样，博物馆间的相互外借作品，绝不仅仅在文化层面产生影响，同样能通过“软实力”的提升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在一个相互联系日益深化的世界里，我们不应再将艺术与文化视为政治的附属品，而应视其为政治的背景。因为文化的交流让人们有机会了解他人的想法，从而亲身体验各个国家所秉持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