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多纳泰罗，《大卫》，1428—1432。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右）多纳泰罗，《大卫》，1428—1432。 图片来自盖蒂图片社：© Arte & Immagini srl/CORBIS/Corbis
只要提起《圣经》里的大卫王，人们不免想起米开朗基罗将近4米高的大理石杰作，这件创作于1501至1504年间的雕塑家喻户晓；然而，要追溯诞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艺术经典，还有一尊不得不提的大卫——多纳泰罗（Donatello）的《大卫》。这件作品至今依然是艺术史上最美丽、最神秘、最激进的雕塑之一。
多纳泰罗的铜制《大卫》雕塑打造于1430至1450年间，拿下了自古典时期以来的多个“第一”：第一件青铜制男性裸体雕塑、第一件没有任何倚靠或支撑物的独立人像。多纳泰罗创作期间，“大卫”这个人物几乎契合了佛罗伦萨对自身的理解：一个小型的贸易城邦，没有公爵作领导，一路走来却足以抗衡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成了佛罗伦萨城内喜闻乐见的艺术主题，而多纳泰罗创作的这一版本更是囊括着颠覆性的酷儿精神。
大卫打败歌利亚之时，他还是个牧羊男孩。在这件作品中，大卫还没发育的身体彰显着他的弱势地位：他皮肤光滑，缺乏肌肉，身材稍显阴柔羸弱，从头到脚只套着一个头盔、一幅护腿和一双凉鞋。大卫并非以伟岸的英雄形象示人——他脚踩腓力士将军的头颅，一只手叉着腰，洋洋得意中带着一丝妖娆——雕塑造型呈自然的对立式平衡。从背后观看，一头浓密的长发让人物性别更加扑朔迷离；从作品中的细节痕迹可以看出，雕塑原本更是覆有镀金层。大卫一只手握着弹弓的石头，另一只手握着敌人的特大号宝剑、跟他单薄的身体完全不成比例。
多纳泰罗，《大卫》，1428—1432。佛罗伦萨巴杰罗博物馆
多纳泰罗原名多纳托·德·尼柯洛·德·斐托 巴尔弟（Donato di Niccolò di Betto Bardi），在文艺复兴早期，他为佛罗伦萨的艺术潮流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在多纳泰罗之前，人们对铜制品的理解不过是一项中世纪手工艺，而艺术家将这种媒材塑造成了个人天赋的表达。艺术史之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曾在专著《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中记录了多纳泰罗的一则轶闻：多纳泰罗像是希腊神话里的皮格马利翁，恳求他逼真的雕塑跟自己对话。瓦萨里将多纳泰罗赞颂为最符合古典体系的艺术家，把雕塑创作重新提升恢复至古希腊古罗马的标准。
多纳泰罗的《大卫》融合了古典人文观念与基督教圣像传统。在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中，瘦小的少年把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踩在了脚下，这个故事传既达出意志必胜的人文信念，又坚定着宗教信仰——笃信上帝便能克服一切障碍。《大卫》也标志着古典理想的复兴：推崇完美的身形体态，推崇与貌美男青年的断袖之爱。多纳泰罗不少雕塑的头部造型都参照了古罗马时期出品的半身像，艺术史学者相信，《大卫》的脸庞来自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男宠安提诺乌斯。
今日再次检视多纳泰罗的《大卫》，不难发现，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除了存在暴力关系，更有一层协作关系。雕塑透露着一种暗示：大卫可能是通过色诱扳倒了歌利亚【人们常常将《大卫》与多纳泰罗的另一件作品《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相互比较】。歌利亚头盔的侧翼缠绕着大卫的脚踝，仿佛在撩拨着他的大腿内侧。尽管羽毛可能隐了藏某些支撑物，发挥着结构上的作用，但多纳泰罗使用羽翼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戏：《大卫》最早放在美第奇韦奇奥宫的庭院里，置于一个高高的底座之上，观众仰望雕塑，往往能随羽毛的方向去探究雕塑的背后，这一看，人们便能发现一个妙处：歌利亚的头盔上有一幅浮雕，描绘着驾驶战车的丘比特——这幅浮雕画指示的典故正是“爱的胜利”。
多纳泰罗，《大卫》，1428—1432。 图片来自盖蒂图片社：© Arte & Immagini srl/CORBIS/Corbis
文艺复兴早期的观众被这尊《大卫》深深吸引了吗？我们今天或许难以考证当时人们的反应。1504年，诗人兼政府传令官弗朗西斯科·迪·洛伦佐·菲拉雷特（Francesco di Lorenzo Filarete）建议把韦奇奥宫庭院里多纳泰罗的旧作移到别处，换上米开朗基罗新打造的《大卫》。菲拉雷特称，多纳泰罗的《大卫》是“不完美的”：他用了“schiocha”一词形容雕塑背面的腿部造型——蠢笨又别扭；而在当时的诗歌中，“schiocha”也代表着男宠或者欲望之物。菲拉雷特暗示，对宗教经典里的大卫王进行情欲化的刻画，实属欠妥——即便大卫与扫罗王之子乔纳森的友谊是《圣经》里最广为传颂的男男关系。
除了接受来自典故的影响，《大卫》跟艺术家的个人经历恐怕也深有关系。1957年，艺术史学者 H.W.詹森（H.W. Janson）首次提出，多纳泰罗是个同性恋，而他的性取向正是对《大卫》进行同性恋刻画的灵感之源。詹森援引了1548年一本匿名作者撰写的科西莫·德·美第奇社交圈八卦小书，科西莫其人是多纳泰罗的朋友和赞助人，也很有可能是雕塑《大卫》的委托人。据书中轶闻，多纳泰罗有着臭名昭著的恋爱史，常常倾情于他的男性模特和学徒，如果恋人离他而去，多纳泰罗就要发狂似地满意大利找他们。詹森对多纳泰罗同性恋身份的影射让不少评论人大为恼火，但是这种恼火没什么必要——鉴于15世纪的佛罗伦萨是个众所周知的同性恋圣地。
佛罗伦萨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颇高，以至于法国人把同性间性行为称作“佛罗伦萨之恶”（Florentine Vice）；而在德语中，“佛罗伦萨者” （Florenzer）一词便是鸡奸者的俗称。当然，同性恋当时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有记录显示，佛罗伦萨城中有相当数量的男性被指控或起诉过鸡奸罪（达芬奇也没能幸免，他在佛罗伦萨当学徒时曾被控鸡奸）。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态度使保守的僧侣深恶痛绝，他们发出的痛斥不仅出于道德伦理，更是出于一种担忧——恐慌同性恋风潮将导致人口下降。近期研究显示，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当时的政客甚至出了开办妓院之计，以期把男人引回异性的怀抱。总体而言，佛罗伦萨对男人间的同性恋关系持普遍接受态度，在艺术圈内尤甚。
在这个语境下，多纳泰罗的《大卫》恐怕确实象征着佛罗伦萨宽松的环境，对当时的同志文化高度颂扬。学者迈克尔·洛克（Michael Rocke） 指出，《大卫》雕塑中主人翁软塌塌的帽子很可能意指“帽子游戏”——一个佛罗伦萨男人常用的诱惑技法——在大街上窃取心仪男孩的帽子并拒绝归还，直到“猎物”同意取悦自己。
（左）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大卫》，1466—1469 。佛罗伦萨巴杰罗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右）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大卫》，1501—1504。佛罗伦萨美术学院
多纳泰罗的《大卫》启发了众多野心勃勃的雕塑家，相关主题也逐渐流行。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的雕塑《大卫》（1473—1475）同样由美第奇家族委任创作，看着像是对多纳泰罗之作的斧正；韦罗基奥的版本同样描绘着一个身型单薄的理想化青年，但更具力量，还穿上了实用的盔甲。米开朗基罗的巨型《大卫》则侧重于刻画迎战歌利亚前的大卫，是一个男人而非男孩；米开朗基罗版本的大卫身材精壮，肌肉线条完美——仿佛用尽毕生精力训练，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此后，贝尔尼尼在1623至1624年间也刻画了这一主题，描绘着战斗中的英雄，赤裸的大卫扭过身体，蓄势拉动弹弓，把石头瞄准了歌利亚；贝尔尼尼对着镜子张牙舞爪，按照狰狞的自己刻画出了大卫的扭曲面容。
这些版本的大卫无不强壮、坚决、忠诚——或显示着战斗前的胸有成竹，或流露着胜利的喜悦；但多纳泰罗的《大卫》多了一层独特的个性基调，在他之后，似乎再无注重美貌的大卫（即便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表现的也无非是古典美）。多纳泰罗的雕像深谙自己坐拥盛世美颜，正如瓦萨里所记录，多纳泰罗恳求自己的雕塑变活成真，似乎雕塑创作隐含着私欲——渴望让《大卫》回应自己的欲望，乃至回应观众的欲望。在过去，这件意义模糊的雕塑提出的重重疑问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埋没；而今天，或许才是我们全方位了解《大卫》中复杂性的最佳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