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可以说是遍布菲律宾领土的每个角落，从北部的吕宋岛，到比萨亚群岛，再到南部的棉兰老岛，到处都出土过中国的文物，尤其是中国古代的瓷器。”
一提起菲律宾的中国文物，多年专注菲华历史研究的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主任吴文焕先生这样告诉记者。在华裔文化中心的博物馆内，记者看到几十件宋元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和德化瓷，但吴先生却说，与菲律宾的其他博物馆相比，这里的瓷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棉兰老岛的武端博物馆等陈列着更多的中国瓷器，有的馆内展放着沉船，船中物品大部分为中国瓷器。
在位于菲律宾旅游部附近的国家博物馆，记者参观了用两层楼来展览的“圣地亚哥”号沉船。该馆负责人马塞罗·塞卡珀先生介绍说，“圣地亚哥”号是1590年由中国人设计、菲律宾人建造的商船，后改装为西班牙殖民者的战舰，1600年12月14日，在八打雁省纳苏戈布湾的一场海战中被荷兰舰队击沉。1991年，一家专门从事探宝业的公司在纳苏戈布湾财富岛附近50—55米深处海域发现了这只400年前的西班牙沉船，随后菲政府与法国弗兰克·高迪奥海底打捞公司合作对该船进行水底挖掘，3年后，沉船及载物重见天日。这是迄今为止，菲出水沉船中最大的一艘，而在3.4万多件出水文物中，数目最多的则为陶瓷，其中中国陶瓷有5600多件。目前在博物馆展出出水瓷器多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叶（明朝）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具包括碗、盏、盘、水器、酒器及盖盒（用于盛香料），以及马塔班罐。著名陶瓷专家、菲律宾陶瓷协会会员庄女士介绍：“在菲律宾出土出水文物中的中国瓷器不计其数，面积分布广泛，涵盖全菲。中国古代瓷器不仅仅是中菲贸易的见证，而且对菲律宾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追溯中国的制瓷业可至东汉时期，鼎盛于明清。而中国继“丝绸”之路后开辟的第二条对外贸易路线便称之为“瓷路”，自此开启了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中国“瓷路”对菲律宾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国“瓷路”的开通与繁荣将菲律宾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自8世纪末起，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瓷器输出以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出产的碗和瓮为主，如越窑的青瓷等，贸易对象国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南亚、西亚、非洲等国。此时海上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磁灶青瓷等。在上述两个阶段，尚处于“史前”社会的菲律宾已成为“瓷路”的中转站和消费地。庄女士指出，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前，菲律宾鲜有历史文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记载，故被称为“史前”社会，而中国瓷器则成为众多菲国历史学家鉴别和考证“史前”历史的重要依据。庄女士说：“中菲贸易始于北宋初年（公元10世纪），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里对各种瓷器于12至13世纪输入三、四十个国家有很详细的述叙。菲律宾有7个岛屿如麻逸、三屿（今巴拉望附近）、巴拉望等被列举在内。1359年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除有记载麻逸与三屿外，尚提到菲律宾其他岛屿如苏鲁、棉兰佬等。菲“史前”社会的中菲贸易还处于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菲土著社会崇尚厚葬，因而菲律宾发现的90%的唐、宋、元瓷器多为墓葬出土物。而明代瓷器一般是“出水”文物，这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后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庄女士带记者参观林章教授的私人收藏中发现了一件晚唐时期的白瓷碗。庄女士解释说：“在菲律宾出土“出水”的瓷器以宋元明清为主，唐瓷很少，这些少数的唐瓷不是直接中菲贸易品，而是由当时称霸于海上的阿拉伯商人路经菲律宾群岛时用与当地人交换粮食的瓷器抑或商船上用于盛装生活给养后被弃留下来的货品，或者是由邻近的占城商人带进来的，因占城早在6世纪已开始与中国通商，而菲律宾与占城之间贸易来往又很密切。”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福建德化白瓷等。海上“瓷路”的一条即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17世纪后期,中国的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贸易。西班牙殖民初期，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西班牙海军将领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久负盛名。菲律宾殖民当局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1574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1575年，西班牙殖民者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福建漳州，旨在与中国缔结商约。
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菲律宾马尼拉一跃而成为世界贸易链上重要的一环。生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日用消费品也需要中国供给，其中包括瓷器消费。菲国立博物馆复原了一套“圣地亚哥”号沉船中西班牙商人使用的餐具，其中除刀叉、酒杯为银器和玻璃器皿外，其余的盘、碗、酒壶及水壶均为中国青花瓷。可见瓷器在菲律宾已由“史前”社会财富地位的象征转变为当时高档日用品。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
其次，中国“瓷路”之于菲律宾社会生活的深远意义，主要表现在这些遗失的中国陶瓷文化在菲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第一，中国瓷器是权贵阶层的“图腾”之一。从出土瓷器的墓葬主人身份多为“史前”部落的酋长或贵族阶层，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当时作为一种“祭祀品”存在，是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第二，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先生提到了著名的“古塔收藏”。美国考古学家古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菲进行考古挖掘，将出土文物整理收藏，其中中国瓷器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研究人员就“古塔收藏”来研究菲土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研究人员认为“古塔收藏”中的福建漳州瓷碎片在菲土著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第三、中国瓷器启迪并带动了本地制陶业。菲国立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菲陶，其造型、图饰与同期出土的中国瓷器颇为相似。马塞罗先生认为：“不同质地的器物之间的模仿极为普遍，如铁器模仿陶器、玻璃器皿模仿瓷器等等。菲陶制品的造型和工艺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中国瓷器，但其工艺粗糙、造型艺术简单朴实。”第四，中国瓷器承载并传递了东方华夏文明的信息，促进了国际间文化交流。“圣地亚哥”沉船出水的一系列宋景德镇青花瓷盘上多饰以惟妙惟肖的神鹿，图饰均为三维立体图案，小鹿神态恬静，跃跃欲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千年为苍鹿，二千年为玄鹿。故鹿乃中国道家所言的长寿之灵物，生活在传说中的东海仙岛上。中国瓷匠将本土道家思想蕴含在外销瓷中以弘扬四海。
时值今日，中国瓷器文化在菲律宾社会继续发挥着何种作用？首先，中国瓷器帮助现今菲律宾人记载“史前”的历史。庄女士认为：“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菲律宾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文献。因此，考古学家无法通过文献来判断土著墓葬所属年代，而随葬瓷器便是帮助断代的最可靠的依据。”其次，中国瓷器在帮助菲律宾人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回了民族认同感。记者采访了菲律宾有名的瓷器收藏家林章教授，他所藏中国瓷器多达万余件，历史跨度从唐代至现代。记者问及林先生收藏瓷器的初衷时，他感慨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菲律宾民族的血液，我只想证明在西班牙殖民者以前，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菲瓷器贸易就是见证。”第三，中国古代瓷器作为艺术瑰宝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与鉴赏价值。菲律宾著名的三大瓷器收藏家都是地地道道的菲律宾人，他们不会中文，却极为崇尚中国瓷器，不仅收藏，还举办展览，与世人分享中国古代瓷器的魅力。第四，中国古代瓷器是中菲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碑文。
几天精彩的寻寻觅觅，寻找到的不仅仅是散落菲岛的中国瓷器文化，更见证了从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的中菲情谊。 （光明日报 王传军、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