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是文化中国，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热点、焦点、看点。
２００６年的中国文化，至少有三大现象可圈可点：一是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之年，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的高扬为证；二是文化大事件频仍发生之年，有首个文化遗产日的到来、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为证；三是文化现象典型化呈现之年，有民营文化企业站稳脚跟、选秀恶搞日炽、学术大众化普及化、收藏拍卖跟风、农村文化建设受到重视等等为证。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宏大基础、以人类有益文明为广阔背景，建设和谐文化，无疑已成为２００６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新闻关键词。
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广泛反思，到对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文化判断的深刻自省；从作代会和文代会上温家宝总理与文艺家宽柔谦逊的谈心，到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面红耳赤的争论；从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到广大农民健康富足的业余文化生活；从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到中国公民的日常作为……和谐文化，不仅与宏大社会，也与细微的个人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部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２８字，描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壮丽景观，也描述了万物顺和的文化状态。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对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
和谐文化是基于国际局势、民族历史、国内现实三个方面的需要提出的重大命题。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的竞争同政治、经济、军事的竞争同样重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打造中国软实力，是我们面临的世界性挑战。如何把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我们的文化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运用高新技术成果为文化建设提供现代传播方式、承载手段、新型动力？这是历史和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
文化遗产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每年６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遗产日”。这是国务院今年年初《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决定，这也是本年度关于文化遗产的最大的新闻，这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刚性背景”，它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方略远见，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全面进入“操作实践”的阶段。然而，应当看到，阻挡文化遗产消失的脚步并不容易。一方面《长城保护条例》隆重出台，一方面万里长城在建设发展的名义下有所“缩水”；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写入法规，一方面传统技艺的传承出现严重断层；一方面申遗的愿望高涨迫切，一方面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却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日益健全，一方面违法乱纪的作为变本加厉。
经过多年的奔走呼吁，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道理已经耳熟能详，如何将见识、认识和知识付诸行动，如何学会用历史来臧否价值，学会在手中的刀斧笔下落前慎作思考，而不仅着眼于申遗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仅着眼于城市建设的拆旧建新，还不仅仅着眼于“洋腔洋调”的引进，更不仅仅着眼于损子孙之遗产成就一己之私利。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今年首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前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曾特别明确地指出，对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官越大，破坏性越强”。相反也是这样，官越大，保护的范围和力度越大。提高在田野里与文化遗产朝夕相处的普通民众的保护觉悟当是关键，但是手握权利法杖的法人自觉维法才是关键之关键。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不是痛痒不关的行政警告和记大过能够制约。提高当政者的人文素养，培育人文精神，才是放眼量之举。
“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意在通过外力，强调、推动和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唯如此，文化遗产日之外的３６４天，文化遗产才能置于保护之中。
文化环保
环保二字进入文化圈，以负面新闻开始——影视剧组为了拍摄需求而铲除植被、毁掉千百年风沙都不能摧毁的石刻……为了有效管理，国家相关部门开始要求剧组们签署环境保护协定。
文化环保更深层的意思是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今年出现的一批制作成本不高、质量上乘的中小成本电影做出了文化环保的表率。比如上半年的《疯狂的石头》、《我们俩》、《天狗》，下半年的《东京审判》、《三峡好人》，都是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些影片的出现，无疑在大片当道的行业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丰富了今年的电影生态。也有过度强调对资源的“节省”，而让手中产品走形——北京部分小剧场话剧制作成本够低，可票价依然很高。走了形的资源维护的就不是生态平衡，而只是个人的利益。
与压缩成本的做法不同，２００６年昆曲艺术节集中展示的许多昆曲新作，多加入了强势的声光电、耀眼的行头，这些不仅意味着制作成本的攀升，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昆曲的古雅传统，既没有合理利用资源，又破坏了生态健康。
环保还体现在对文化生态破坏后的综合治理。集中体现者无疑是这一年出版领域的“扫黄打非”行动了。这一年中，不仅有春季、夏季等战役性的综合治理，还有由中央１０部门联合开展的“反盗版百日行动”。一年来持续性的综合治理，不仅大大清理了出版市场，还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界的认可，推动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环保的目的是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只有避免了各种短视行为，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电视撞击阅读
２００６年最火的文化人物当属易中天。易中天通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改变了他的学者与学术身份，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他独特的“易”家之言的解读，让历史面孔更加有趣、贴近，多了些平民色彩。易中天的走红，随后引发了“易中天休矣”的批评，更引发了学术与畅销书、学者与大众、文化普及与文化娱乐化的争论。易中天是学者还是娱乐明星？搞学术还是评书？是普及历史还是娱乐大众？对易中天的争论越热烈，他在读者及观众中的影响力就越大。
然而，争论归争论，一些走向大众的学术人物仍受到关注。到了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讲《论语》又掀起一轮易中天似的热潮。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今天还能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灵产生触动吗？于丹以电视为讲坛，紧扣２１世纪的困惑，结合其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人生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等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除了易中天和于丹，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还造就了一些学术明星，阎崇年、纪连海、刘心武都通过这个平台影响大众，名成利就。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纪连海的《乾隆朝三大名臣》等图书的出版，掀起了通俗历史的热浪，让普通读者更有兴趣阅读历史。
与前几年主持人出书热不同，电视台名牌栏目的节目内容成为近来出版社出书的抢手货。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的主打新书《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是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开播五年来人物访谈的精选集。《面对〈面对面〉》、《相聚〈新闻会客厅〉》、《调查〈新闻调查〉》都是对这几个名牌栏目的总结。这些书的卖点一是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二是叙述了众多节目的摄制过程，加上大量的图片，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
艺术品市场盘整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创造中国清代瓷器拍卖纪录
２００６年共有１０５家公司拍卖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比去年增加了２１家；共举行了拍卖专场６８９个，比去年增加６８个；总成交额约１４６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了约１１亿元人民币。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三组数字还是基本反映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界的现状。因此，可以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盘整阶段。
当然，２００６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方面并不缺乏可圈可点之处：
其一，“中国当代艺术”虽然在纽约遭遇了寒气，但在香港则是春风依旧，大陆市场亦呼声不弱。其二，北京华辰在秋季拍卖中设“影像艺术”专场，“照片”拍卖一时成了首都摄影界与新闻界的热点。其三，中国宗教艺术，主要是佛教雕像异军突起，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一尊明永乐鎏金铜佛像以１．１６６亿港币成交，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拍卖纪录。其四，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５２８０万元成交，为大陆拍卖中国瓷器的最高纪录；佳士得香港秋季拍卖会上，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１．５１２３亿港币创造了中国清代瓷器的拍卖纪录。其五，徐悲鸿油画作品《奴隶与狮》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５３８８万港元成交，创下中国油画世界拍卖新纪录；《地球的红飘带》在北京华辰秋拍会上以１５４０万元成交，创造了中国连环画拍卖纪录。其六，中国器物也在各自领域出现新纪录，如１７世纪田黄石雕瑞狮镇纸等等。
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的盘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海外公司的图录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录常有捉襟见肘之处；而在大陆公司的图录中，更是错误纷呈，挑不胜挑。和海外公司比较，大陆公司的预展已经有了明显的设计意识，但细细地看又觉得徒有其表，内在学术秩序依然缺乏。
大陆收藏人士在“中国当代艺术”保持了一定的理性，个别公司作了一定的学术调整，但总体跟风状态明显。依然故我的还有赝品大行其道……究其因，一是人员素质问题，一是服务意识问题，所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界不妨在市场盘整之际，苦练内功，来一个沙场秋点兵。
电影进农村 (向兵)
服务三农，文化下乡，音乐舞蹈相声小品各种艺术门类竞相服务基层，尤其是电影进农村取得长足进展。拉萨市达孜县塔杰村的流动数字电影院是西藏第一座农村数字电影院，它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农村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农村电影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２００６年，国家广电总局在相关部委的支持下周密部署，各省（区）党委政府、文化、广电部门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行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工作，使得我国农村电影进入了体制性变革的阶段，电影放映规模和覆盖面迅速扩大，创下历年之最。２００６年，以数字放映新技术为先导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在陕西、河南、湖南、宁夏等８省（区）开展，覆盖１４５个县的３７０５２个行政村，惠及人口８０００万。改革旧的放映体制，组建新的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公司是本次试点工作的重点。目前，８个试点省（区）已成立了１５条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全部实行股份制的农村院线的建立，使原有的县级电影公司体制得到转换，形成了新的市场主体，盘活了资源，拓宽了农村电影市场。
２００６年，广电总局进一步拓宽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的准入空间，为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目前，除８个试点省（区）组建的１５条农村电影数字院线外，全国还成立了跨省数字电影院线１１条，其中，由民营企业组建了８条。多元化的农村电影放映主体的出现，有力推动了农村电影规模化放映和企业化管理。如今，３．７５万支放映队活跃在全国农村，全年放映电影４００万场，观众达１４亿人次。大部分省区建立了以供片为纽带，集体、个体多元化的放映网络和放映主体。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呈现出良好势头，农村电影事业正在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网络纠偏 (刘玉琴)
网络恶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２００６年似乎愈“搞”愈烈。以前的戏说之类相形之下已成小巫。
２００６年初，以“一个馒头的血案”为爆发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胡戈骤然之间炙手可热，成为网上明星。之后，网络恶搞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一大批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经典之作惨遭“肢解”，面目全非。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整日做明星梦的“富家子弟”，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与坐台小姐混熟”，《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有了私生子，《沙家浜》中阿庆嫂与胡司令有染。最近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难逃“魔掌”，成了“娼妇与外国人的私生女”。至于“屈原”成了猪饲料，董存瑞没有炸碉堡，雷锋有姐弟恋等等更是五花八门，低俗离谱。
恶搞，表面上看，是宣泄，是煽情，是炫技，是追名逐利。可究其根里，则是对中国文化根脉的消解，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颠覆，凸显的是文化的失落、网络管理和社会法治的滞后。恶搞一旦成“恶”，则成了“脓肿”。看过了种种恶搞，还有人认为潘冬子、杨子荣是英雄吗？还会为宝黛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吗？还会对历史、经典乃至社会道德与秩序怀有敬意吗？一些学者愤然言：“恶搞早已从最初的消解‘伪崇高’变成了今天的‘真流氓’，由庸俗变得低俗，直至成了恶俗。” 恶搞的最后结局：对传统与经典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
有识之士呼吁恶搞必须得到制止。从理论上说，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但如果只是一场“大众的狂欢”，曲终人散，没有值得咀嚼的东西，这样的颠覆必然是短命和有害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理想，需要信仰，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如果让恶搞模糊了是非、美丑、荣耻的界限，将给社会文化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如何鼓励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问世？如何珍惜网络传播的话语权？文化部门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的出台，正是人们所期待的。
民营文化
今年，“民营”这个词语频频与文化相联，“民营文化企业”、“民营剧社”、“民营歌舞团”纷纷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年底，北京现代舞团的节目《北京意象》、《寻找娜拉》、《逍·爻》等一推出，就吸引了大量首都观众。今年恰好是这家民营舞团成立整整十年，也是他们成就最显著的一年，先后在国际五大艺术节演出２０多场，还受威尼斯双年展和新加坡艺术节委约创作了两台作品，酬金都达到了国际市场的高水平。民营的北京现代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今年１２月再次举办北京“芭蕾之春”和“现代演出季”，一直到明年２月，观众都可以在民营的舞台上看见一批中外名团的身影，这两大活动其实早已名声在外。
今年１０月，成立８年的沈阳爱乐乐团郑重宣布，以后天天有演出！浙江的民营剧团今年的演出场次和门票收入也大多超过国有。另外，像正走红的沈阳大舞台的“刘老根儿”、北京的德云社等，在当地也形成稳固的表演方式。
民营文化正在形成品牌，其运营特点逐步显示出来：一是精干灵活，没有包袱，转型又快，人数很少，不养闲人；二是职业化，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营销对路，创作和制作针对性强；三是节约，这些企业或团体自负盈亏，不指望拨款，所以每一个环节必须节俭，不敢浮夸、奢靡、贪大；四是作品成活率较高，因为他们的创作不是专为获奖，也不是为了领导表扬，而是面对观众，并且还要常年面对观众，没多少退路，也无人来保底。
娱乐选秀
２００６年各种“选秀”活动风起云涌，“选秀”活动名目之多样、内容之驳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选秀”在吸引大众参与热潮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赞之者认为，“选秀”改变了观众被动接受的娱乐形式，真正把参与权和决定权交给了大众，因此“选秀”是“草根的狂欢”。与以往的各种比赛相比，以“超女”为代表的“选秀”活动大大降低了进入的门槛，使参与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我在现场”的感觉。
但是，批评者们则认为，“选秀”活动鼓吹的是“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对于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所谓大众参与难以掩饰背后强烈的求利冲动，说到底，“选秀”不过是一场商业利益主导的娱乐秀。“选秀”活动中，评委们夸张的评语、某些选手丑态百出的表现以及高昂的短信费用给批评者们提供了证据。
赞美也好，批评也罢，“选秀”活动的大量涌现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这些年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变化除了经济上的相对富裕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公民自主权利的扩大，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选秀”活动契合了这种社会思潮。
热闹非凡的“选秀”活动在攀上收视高峰的同时也酝酿着危机。内容和形式的同质化不可避免地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选秀”活动使出乖露丑成为一个卖点，而某些参赛者也有意制造噱头，迎合观众的猎奇和窥视心理，这些都给“选秀”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专家建议，“选秀”活动不要过分强调偶像崇拜，而应传达公平、自信、团结、奋斗的主流价值观。（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