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结束之前，全球的艺术拍卖市场热闹非凡。最惊人的是，11月初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高价的绘画，竟然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一幅1.2米乘2.4米泼洒作品。该作于1948年所画，据称以1.4亿美元(近10亿元人民币)成交，打破了今年6月才由奥地利“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夫人》所创下的1.35亿美元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在这之前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于2004年5月在纽约索富比拍卖行以1.04亿美元拍出最高价。
上亿美元的天价原本属于梵高、毕加索一类大师级艺术家的纪录，被克里姆特追上犹可理解，但是发生在用泼洒成名的波洛克身上便令人觉得十分惊讶了。波洛克的行动画派在当时备受争议，至今仍有人对那样的创作不以为然，如今却创下如此的天价。尽管这幅作品是他开创自己独特风格的最早代表作之一，但还是会引起许多人讨论当代艺术画价是否过高的问题。无可厚非的是，艺术市场的转型已相当明显，从对近现代的推崇，朝向自己成长记忆的年代，所以未必以追捧大师作为唯一指标。
其实，世间万物皆无定价，物质的流动交易，固然有成本可以计算，但是，一旦牵涉到无可衡量的创意价值，像艺术品那般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时，价钱就只能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全然没有一个定数可言。更何况上亿美元的买卖，绝对不是一般人口袋中的闲钱，随便可以掏出来花洒，也就不容一般等闲之辈在那里评头论足了。
中国当代艺术的交易市场也丝毫未闲着。刘小东、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等当代艺术家纷纷在海内外拍卖会上拍出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天价。
中国在新世纪，已经占有世界经济舞台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亟需培养自己具有国际视野的艺评家、策展人，以自身文化的自主性，来书写中国系统的当代艺术史，争取到自己的文化发言权。中国艺术家不能过度仰赖西方媒体的报道，或国外来的策展人、经纪人以空降选秀的方式，“提拔”中国当代艺术，以为在西方系统的国际舞台上露脸就算是出人头地。上一世纪末的大型国际双年展、三年展的热潮，随着像史泽曼那样大师级策展人的仙逝，未来将逐渐降温或转型。21世纪的当代艺坛是跨国通讯传播事业合纵连横的结合，文化表述权力的真正来源是大众传播媒体，策展人若没有超人的精力与体力，策展机构若没有充盈的财力，几乎就等于没有发表或发展的空间可言。新世纪将以体制系统内的专业策展人为核心，系统外的独立策展人必需向机构靠拢或以各种方式进入机构的体系内，才可能获得发展的机会。一年来国际间一些著名的独立策展人纷纷找到文化艺术机构的位置而走马上任，便是趋势使然。
在新世纪的未来百年中，可以想象科技和艺术之间会如何密切互动而且充满了复杂的变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大型国际双年展、三年展将影响力延伸到中国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涌现的新潮艺术家在创作时，更倾向于符合这类国际大展的路线，而偏向从观念主义的角度，进行材料的实验和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同时观念主义将艺术创作的个人手工制作层次，转换成团队集体作业机制。艺术家从表现个人风格的独立制作角色，扩大为指挥、管理、运筹帷幄及越界操作的创意总监角色。再加上今日的网络信息已然积蓄成为刺激消费行为的推动力，网络本身更建构了执行消费交易的重要管道，各种由艺术家的创作观念所带领的团队，来实现越界的合作方案，甚至扮演小区发展、都市规划、形塑市民生活美学的核心思考的主脑，艺术家身份的变化是可以完全预期的未来。
中国文化，在于庞杂，在于多元，在于多变，而非一尊道统，一成不变。然而，今日仍有许多艺术家以自残、暴虐、血腥的作品取悦西方窥秘的眼光，来换取展出露脸的机会，这实际上是臣服于西方的霸权文化，对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心。
今天，从表面上看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上是一片好景，这究竟是西方文化势力所“赋予”或“支配”下的一种假像呢，还是中国文化圈在国际艺坛已然风华绝代，取得与西方当代艺术平起平坐的发言权？这是国内有识之士必需正视的课题。（来源：陆蓉之《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