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然而在学术上抄袭剽窃的现象却频繁见诸报端，甚至还有人认为要“网开一面”。这些学术的毒瘤，为那些富有道义感的科学家所深恶痛绝。
从最近发生的北大博导王铭铭剽窃国外名著，到合肥工业大学杨敬安抄袭以色列博士论文案，还有最先揭发出王铭铭事件的《社会科学报》所抛出的“我们手中还握有重型炮弹”的骇人之语，学术界一下被抛入“学术腐败”声讨的激荡中。
中科院何祚庥院士在电话中义愤填膺地说，抄袭剽窃，早已成为学术界最大的公害，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从小学生到科学家，无不暗中行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抄袭剽窃不治，学术腐败不一棍子打死，北大将完，学术将完。
理论物理学家庆承瑞认为，对于搞学术腐败、败坏学术风气者，要勇于曝光，对于知名人物同样应予以曝光并严肃处理。如果个别知名人物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得到高级领导的包庇，会使此类行为越演越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对记者说，这是学术共同体良知的沦丧的表现，也是与长期以来缺乏知识产权观念、没有健全学术规范、学术批评缺席、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被扭曲等有密切关系的。他认为，媒体对学术界加以关注是好事。同样，对于学术腐败的反击，也应该纳入公众层面。
学术腐败为何如此猖獗？许多学者反思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学者职业道德的沦丧、国内缺乏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学术规范、学术评介机制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原因。
“个人不自律，并不能完全解释剽窃风越演越烈的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博士后认为，个人品德固然是一方面，但制度不完善和学界实用主义心态日盛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制度上缺乏必要的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即使有剽窃行为被发现了，也很难从法律上给予处理，因为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不涉及细节。实用主义心态日盛，则可以从一些单位的奖励制度、职称评定上看出来，比如将考核简单地和发表文章的数量联系起来，论文重量不重质等，无疑都加剧了学界功利心态的蔓延。
有些学者认为制度层面的客观原因导致了王铭铭的“落马”。比如说，在学术界中抄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比抄袭更严重的学术腐败也随处可见。在许多学术单位，包括著名的大学，“包装”、“做局”成风。
杨玉圣认为，客观因素固然存在，但作为学者，要更多地从自身中找原因，要严格自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教授，出现如此严重的抄袭事件，是很难让人理解的。现在是王晓生先生、曹树基教授在《社会科学报》上批评王铭铭教授的抄袭行为，但他相信，即使不是他们，也早晚会有别人出来批评这样的违背知识产权、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的行为。因为抄袭剽窃这样的行为，是与学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也是对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象的破坏与玷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位教授为王铭铭叫屈，“媒体别再炒作了。正当的学术批评应该局限在一个学术范围内。”他呼吁谨慎对待王铭铭事件，要“爱护人才”，不要“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打学术腐败，打了半天就只在“打苍蝇”，对于众多的强权强势的剽窃者，却视而不见，“不能让一个学者承担所有的责任”。
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说，“何谓人才？人才应该给社会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王铭铭是咎由自取。抄袭，就是抄袭，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是学术品德的问题，是自毁前程，太可惜了。我们希望他在哪儿跌倒，还在哪儿爬起来。”
“学术也需要立法，单纯的道德约束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用法律来规范学术是一条必由之路。既然我们对社会上的贪官污吏能够用法律进行制裁，为什么对学术界不能用法律来规范？抄袭和剽窃也是一种变相的贪污”，一位高级工程师说，“各界对学术腐败反映强烈，反映了大家‘打假’的强烈心愿，媒体应该多做报道，我们不能姑息养奸，虽然很难一下子完全消除腐败，但是通过各界的努力，出现一个，揭露一个，重新树立学术界的良好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