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博物馆界主要赞助者的名单之中，赛克勒家族的名字可谓无处不在。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博物馆都设立了以赛克勒命名的画廊空间。同时，赛克勒家族还资助了数十所大学或研究中心以建立艺术或考古相关的机构，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的著名高校，都是赛克勒家族多年来资助的对象。数年来，赛克勒家族成立的信托基金会通过捐献的方式，已经向艺术界注入了超过130亿美元的资金。
南·格尔丁组织的抗议者把奥施康定丢进大都会博物馆的景观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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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2019年起，赛克勒家族在文化艺术上慷慨的捐赠行为，受到了全球博物馆的集体抵制。2019年3月，英国泰特博物馆、英国国家肖像画廊和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率先宣布停止接受赛克勒家族的捐赠，随后英美一系列顶级博物馆纷纷宣布不再与赛克勒家族合作。到了7月，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也把刻有赛克勒名字的招牌从博物馆的墙上撤下。
半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抵制赛克勒家族的事件，源于其创办的普渡药业（Purdue Pharma）引发的一场“药物危机”。该药业公司生产的止痛药奥施康定（Oxy Contin），经鉴定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药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自1996年该药品推出以来，已经有近40万人因为过量服用奥施康定或相关止痛药物而死亡。由于这种药物的强烈成瘾性，可想而知它带来的利润也非常可观。20余年间，奥施康定为普渡药业带来了350亿美元的营收，同时为赛克勒家族带来了40亿美元的财富。因此赛克勒家族自2018年起就被美国地方法院指控“明知药品的风险而未告知当局，甚至将药物危机归咎于成瘾者”的罪名。这也很快引发了大众的愤怒，其中就包括了曾依赖奥施康定数年之久的著名女艺术家南·格尔丁（Nan Goldin）。在她的极力呼吁之下，更多的人和机构对赛克勒家族开始了抵制活动，因此也就出现了上述博物馆纷纷与赛克勒家族撇清关系的一系列举措。
世界各地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某些博物馆赞助者的抗议——比如几年来让大英博物馆不得安宁的英国石油公司（BP）或一些烟草企业。人们抗议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烟草危害着人们的健康，而石油消费更是当今全球变暖的元凶，因此这些公司捐赠给博物馆的钱是“非道德”的。比如大英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门，就在多年来一直接受着日本烟草国际公司（Japan Tabacco International）的资助，并用这部分资金收藏了600多件亚洲艺术藏品，其中还包括一套珍贵的18世纪日本武士盔甲。日本烟草国际公司也是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事实上，烟草企业对艺术的赞助一直十分慷慨，尤其在美国，卷烟制造商是整个20世纪中艺术产业最主要的资助者，数十年来这种现象虽有所减少但从未停止。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几乎所有人和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道德。似乎博物馆和艺术家们应该在选择赞助商时秉持一个道德上的准则。事实上很多博物馆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1991年起，英国泰特博物馆决定不再接受任何烟草企业的捐赠，同时禁止博物馆以任何方式同军火商或主要业务为武器制造、售卖的公司开展合作。1984年，泰特博物馆举办的乔治·斯塔布斯回顾展正是由美国军方的主要承包商——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赞助，而这家公司正是导致非洲常年战乱的罪魁祸首之一。然而这种所谓的道德约束真的存在吗？
位于意大利帕多瓦的斯克洛威尼教堂（Scrovegni Chapel）虽称不上富丽堂皇，但这里拥有“绘画之父”乔托绘制的湿壁画，其精美程度比起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中的那组乔托的壁画毫不逊色。这座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其出资建造者正是14世纪意大利臭名昭著的高利贷放贷者斯克洛威尼家族。因此这座教堂和其中的乔托壁画，不仅仅是辉煌的艺术品，也是艺术依赖“非道德”资金赞助的一个早期例子。今日包括南·格尔丁在内的众多社会活动家们要求博物馆拒绝接受“非道德”资金赞助，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艺术早已越来越受到道德和政治议程的制约。博物馆等艺术机构面临着道德方面的指责之时，也往往变得非常保守。它们在公众舆论的包围之下，不希望染上任何的道德污点。但艺术机构集体拒绝所谓“非道德”资金的赞助，真的有什么好处吗？也许我们应该更加批判性地看待其中的利害关系。
以此次奥施康定引发的“药物危机”为例，普渡药业在公众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下，是不是存在着被妖魔化的可能呢？首先，普渡制药生产的奥斯康定并非市场中唯一能够引发成瘾性的止痛类药物；其次，普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对这种便宜、有效的药品，实际上相当欢迎；再次，吸毒者和贩毒者们充分利用了此类药物合法的机会，并同时使用其他毒品的行为，也极有可能是造成死亡人数大幅上升的原因。总之，整个故事远远比南·格尔丁及其追随者们所宣称的更加复杂。此外，从科学的角度说，慢性疼痛本身就是极其复杂、至今仍未解决的医学难题。
南·格尔丁呼吁，要“把赛克勒家族捐赠给艺术界的钱用于帮助吸毒者戒毒”。这样一来，艺术界就被无端地卷入了这场药物危机。即便没有得到赛克勒家族的捐助，这些资金也似乎不可能用来解决此类药物的滥用问题。道德方面的夸大其词，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且难以解决。
不幸的是，当代艺术界太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艺术应该在社会责任和道德上无可指责。艺术家和艺术机构长期以来都夸大了艺术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变世界中的作用，他们甚至把自己标榜为社会政治中的一股正义力量。因此每当艺术界从所谓“非道德”的来源获取资金支持，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被指认为“伪君子”。
艺术机构需要停止将自己视为社会政策的工具的做法，因为它们并不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相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博物馆，最应该关心的仍然是创作和艺术。无论是以慈善方式捐助艺术的个人和机构，还是寻求品牌推广的公司，赞助商终归促进了这一过程。因此，艺术机构有责任从任何合法来源获得资金，抵制捐助的唯一后果，只能让艺术更加脱离大众，变得高不可攀。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近几个月来全球博物馆对赛克勒家族抛出的白眼。这是一种责任免除的危机公关行为，但同时也让博物馆失去了一部分培养和提供艺术给公众的机会。对艺术的赞助或许无法拯救任何灵魂，但能使艺术得以繁荣和发展，仅此一点就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对艺术赞助商的选择，固然要遵守必要的法律底线。但关于“道德”的争议，将会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也许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将很难真正地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