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多·贾尔在爱丁堡的老城区展示受贝克特启发的作品——广告牌前后分别写着我不能继续下去，我会继续下去 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在爱丁堡艺术节一众展览中，布里奇特·赖利（Bridget Riley）的作品简直犯规。赖利在苏格兰国立美术馆（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回顾展，短短几分钟的驻足就让我深为震撼。她的绘画作品在宏伟的白色展馆中摇摆、翻滚，在波浪中移动，仿佛将山丘和沟壑从二维表面带入三维空间。赖利的作品一会让你体验伟大，一会让你感到渺小，爱丁堡艺术节上的其他作品不免相形见绌。
赖利今年已经88岁了，但这次展览的艺术作品让人觉得前所未有的年轻。这次展览是她长久以来艺术成就的汇总——60多年来令人炫目的艺术创作和实验精神，是她给我们留下的历久弥坚的艺术理念。赖利的艺术创作并不是随着时间亦步亦趋的，相反，她对乔治·秀拉（Georges Seurat）斑驳的视觉艺术的迷恋，是在迂回中前进的。1960年，赖利画了《粉红色的风景》（Pink Landscape），这并不是一幅简单的乡村风景画，而是一场由蓝色、粉色和金色的点彩组成的光影秀。1961年，赖利画了《正方形中的运动》（Movement in Squares），如果你的眼睛才刚刚适应了她的点彩画，很容易被这幅黑白画的视觉欺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窄矩形阵列，就像一面虚幻的国际象棋棋盘，把你吸进一个现实世界的空间褶皱。
布里奇特·赖利1960年创作的《粉红色的风景》 图片来源：Bridget Riley 2019/The Guardian
从这里开始，你的眼睛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为什么不呢？就像一场狂欢，让我们狂野。莱利把20世纪60年代早期黑白经典创作融入了在十年后创作的彩色无石墙，当粉色和绿色在你的脑海中重新组合时，你会看到一个惊人的房间，里面满是她的画作，而这些革命性的视觉效果背后是她的深思熟虑。
这便是艺术涌入你的身心存在。1976年，赖利创作了《漏刻》（Clepsydra），这幅作品是由红色、绿色和紫色的弯曲波线组成的。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赖利还在摸索前进，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艺术创作并不依赖毒品。赖利艺术创作的快乐来自于对视觉体验的探索。这次展览的矛盾之处在于，当你享受从墙上传来的纯粹的视觉体验时，你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到这位艺术家的严格自律。赖利巨大而开放的画作颇有蒙德里安（Mondrian）或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的朴素风格，她的作品中的视觉效果都是由抽象线条和简洁色彩来创造的。在这些自我设定的规则中，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视觉体验。
走出莱利的梦幻世界，进入2019年其他的艺术展览，让人不禁打一个冷颤。在爱丁堡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纽约人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ar）竖起了一个霓虹灯招牌，上面只写着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我不能继续下去，我会继续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 如果你会对这件艺术品耸肩和沮丧，正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意思。但这就是艺术所能做的吗——在这一切的重压下呻吟?
“典型艾塞克斯女性”展中的挂毯，格雷森·佩里制 图片来源: 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在他的讽刺作品中注入了一些活力。Dovecot工作室正在展示一组色彩鲜艳的挂毯，在这些挂毯中，他讲述了朱莉·科普（Julie Cope）的故事。科普是现代英国的一个孩子，她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在上世纪70年代被描绘成一群嬉闹的布鲁盖尔（Bruegel）式的人，庸俗的脸和头发，打着领带，每个人都有同样狂躁绝望的表情。
佩里和赖利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都用各自的艺术作品装点了爱丁堡艺术节。然而，在1960年赖利投身于一门崇高抽象艺术的时候，佩里在开玩笑讲故事——正如他对自己的角色柯普所说的——过着“普通”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他。但最后就像去看一场不够有趣的戏剧，你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无缘无故地大笑。
如果只是为了詹姆斯·理查兹（James Richards）的艺术作品，参观者大可不必攀登爱丁堡旧天文台所在的卡尔顿山（Calton Hill）。把这座北方卫城作为艺术展馆是个好主意，但是这里需要一些更好的艺术品，而理查兹的作品远远不够。他在一个圆形穹顶房间里装置的音响装置，尽管作为高保真音响设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却毫无意义。
香港艺术家杨嘉辉和他的音乐装置在塔尔伯特莱斯画廊 图片来源：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其实在塔尔伯特莱斯画廊（Talbot Rice Gallery），你可以欣赏到更好的声音艺术。中国香港作曲家、艺术家杨嘉辉（Samson Young）在这里展示了科隆弗罗拉交响乐团（Flora Symphony Orchestra）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影片。但你听到的不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而是地毯上的奇怪音响发出的咕哝声、轻拍声和呼吸声。杨嘉辉把音乐部分剪辑掉了，所以我们听到的是演奏者的身体动作——当他们把嘴唇放在管乐器上或拿起小提琴时，那安静的嘈杂声。有趣的是，你仍然可以理解这些演奏。
杨嘉辉的作品比纳丹·科利（Nathan Coley）在旧苏格兰议会大厅（Parliament Hall）里装裱的空洞文本的表达更加殷切。戴维·巴彻勒（David Batchelor）在英格尔比艺术画廊（Ingleby Gallery）的作品是一个诙谐的游戏——他雕塑的颜料罐盖子和上面的内容暗示了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对颜料的需求——但他的讽刺似乎缺少像赖利的作品那样能在你的脑海中回响的能量。
巴彻勒是一个拼贴艺术家，或许他本可以参加苏格兰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的“400年拼贴展”（Cut and Paste: 400 Years of Collage），这是一次有趣的展览，在艺术史上颇为有意义。你见过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特里·吉列姆和毕加索在同一个展览上吗? 如果你看过的话，那么巴洛克艺术家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和杰米·里德（Jamie Reid）的《别理那些小痞子》（Never Mind the Bollocks）呢？艺术博物馆馆长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展览。这次展览是一次关于拼贴的疯狂拼贴，甚至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的“艺术品”。大约在1860年，狄更斯和他的朋友威廉·麦奎迪（William Macready）在一块折叠屏风上拼贴了剪纸艺术作品。
毕加索1912年创作的《桌上的瓶和玻璃杯》 图片来源：Succession Picasso/DACS, London 2018/ The Guardian
当1912年的时候，毕加索创作了静物抽象画《桌上的瓶和玻璃杯》, 他用一张报纸拼贴，当做瓶子的主体，报纸上的酒水广告颇有写实的智慧——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他和他的同伴立体派艺术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并非“发明”了拼贴。他们只是在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做过的事情。难怪现代拼贴作品还是如此频繁地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主题。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为视觉小说创作的原始拼版，以及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描绘的一头大象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横冲直撞的画面，都与这古老的早期作品非常契合，因为这些超现实主义杰作是基于19世纪的旧出版物创作得来的。彼得·布莱克（Peter Blake）1962年创作的《玩具店》（The Toy Shop）延续了这一传统，这是一本关于童年记忆的杰作。
剪切和粘贴非常有趣，但我并不喜欢这种艺术理念。这是因为，粘贴纸张可以是艺术。但把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纸玩具都称为拼贴画，就像在杜尚之前，把人们用过的雪铲都称为观念艺术作品（杜尚曾把从商店买来的雪铲送去展览，宣称这把雪铲是艺术品——译注）。
不过，怀旧的作品还是很诱人的。从一些老作品中我们也许得以一瞥类似赖利的艺术中闪耀的乌托邦主义。格拉斯哥的艺术家吉姆·兰比（Jim Lambie）的《小偷小摸》（Sticky Fingers）是对恶魔力量的迷幻召唤。他在一张黑白照片上拼贴了一组令人陶醉的旧画花朵。从花丛中可以窥见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女性般的眼睛。兰比的作品很像赖利的风格，他证明了艺术品的美丽仍然可以搅扰你的心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