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十六世纪托马斯•摩尔写的一部拉丁语书的名字。在摩尔的设想中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比如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在战争时期使用雇佣兵等等，实际上是一个美好的公共社会理想。然而这种依靠个人虚拟和想象建构起来的理想国，脱离了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也使“乌托邦”这个词有一个更广泛的意义，即美好、理想的但却无法实现的空想，带有不切实际的意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一直远离着这种想象，一切显得遥不可及。
吴允铁 《狂欢节》 2006 布面油画 110x115cm
而时至今日，世界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摩尔当年的想象，但摩尔的乌托邦仍然只是一个理想。在当前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里，科技文明飞速的进步。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过于快速的发展也让人无所适从。工业文明在改变人们的传统习惯，越来越细的分工使人们被切割成工业机器的各个零件。传统的交际习惯和生活方式迅速崩溃。个人主义成为共同的话语，社会进入一个只对个人负责，对他人的责任变得落寞的年代。而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后的一代，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没有政治斗争的遭遇也没有极度贫困的生活经历，但面对的一切却是未知的工业文明带来的困惑，无法走出个人化困境的一代人对未来充满茫然。然而互联网的普及却使他们可以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活在一种想象的公共秩序中，既逃避了前途的未知也缓解了群体性交流的渴盼。另外庞大的动漫文化让他们可以保持一种长不大的心理状态生活在与社会隔绝的个人乌托邦中，明星工业的快速发展更是把这种虚拟公共性向现实生活中渗透。所有这些新的元素构建了一个当下的新型乌托邦。人们毫无顾忌地沉溺在角色扮演的网络游戏中，“宅”在个人的小空间里，疯狂地追逐一个时尚的娱乐偶像，在内心不自觉地自我催眠，这些为缓解现代工业中由于工作节奏加快和人际关系疏远的压力而形成的虚拟工业，成了隐匿于现实社会中的第二现实。
罗振鸿 云端坐佛 不锈钢、铜 127cmX73cmX66cm 2007
文化艺术也脱开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表述回到当下面临的新的社会现状。新文化形态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迅速重组了当下的文化架构。网络游戏、动漫、明星影视工业等虚拟娱乐文化逐渐取代之前的宏大革命叙事，并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新文化记忆。对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而言这些既是童年的经历也是当下的生活现状，谁也无法回避，面临当下这样一个新型的乌托邦，当代艺术会是什么样子？
张榕泉和林攀科把“卡通”直接置入他们的创作。在张榕泉的作品《三更》中，他不仅直接借用了日本的卡通形象，更是加入了一个他自己设定的道具，一棵象征日常生活的白菜。他以一种崇高的情绪来描绘这棵平庸乏味的大白菜，以此来调侃一种大而空的宏大叙事，也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平庸、无崇高理想的小市民理想。
林攀科《牢房之二》2008 布面油画 160×120cm
而林攀科更像是一个舞台剧的导演，他随心所欲地安排这些虚拟的卡通形象。并复制、挪用那些经典名画的构图氛围。新的视觉语言与古典形式的结合使作品产生一种新的视觉张力。尽管作品在画面上似乎也有一种宏大理想主义的情绪，但是那些戏中的卡通演员却给人一种煞有其事的感觉。似乎在思考的同时又传递出一种苍白无力的迷茫，而这种迷茫和无力感则来自于对虚拟乌托邦的不确信。
吴允铁的作品虽然也有卡通的形象在里面，例如作品《白日梦》和《狂欢节》中出现的卡通形象，但他的态度无疑是有保留的。在《白日梦》中卡通被他用来突显日常生活的空洞和肤浅。而在《狂欢节》中他则用了一个疯狂的叠罗汉来表现他对社会一种无节制欲望危险的担忧。重要的是，他并不停留于单纯的形式。他用这种隐喻的方法呈现当前的处境，并思考现实理想缺失和重新建构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带有很多个人经历的成分在里面，并擅长用个人密语的方式阐述当代社会中死亡、欲望和贫乏、平庸的无意义日常生活的交织。
罗振鸿的作品《云端坐佛》是这次展览的唯一的雕塑作品，一个端坐在蘑菇云上的小和尚，他的作品内容虽是战争的暴力，但外型却显得美丽和眩目，呈现出一种动漫化的可爱和浪漫。用来作为神的象征的和尚形象在现代暴力面前更突显这种乌托邦的无力感。作品对暴力的时尚美学化和对宗教的反思，拓展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对于这种虚拟新型乌托邦，当代艺术在借用它的靓丽外衣的同时也在反思它的存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乌托邦最迷人的特质就是它无法实现的美好公共理想，对生命中理想的追求和沉溺这或许是乌托邦与虚拟娱乐工业和艺术重叠的地方，或者艺术本身就是另一种乌托邦。
吴允铁
【编辑：姚丹】
